沧州渔民河里捞出一“宝贝疙瘩”！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大将军？”

　　4月16日，黄骅市的多位渔民在歧口河捕鱼时，意外捕捞到一门古代大炮。整个炮身锈迹斑斑，炮身上面有“E C L”三个字母和一个模糊的图案。

　　这门大炮是不是传说中的“大将军”呢？

　　看一下照片：

　　4月16日，黄骅市南排河镇西高头村村民谢先生和往常一样，来到南排河镇歧口村附近的歧口河捕鱼。13时许，他和船员们收网时，发现渔网怎么也拉不起来。

　　
“后来，我们用起网机慢慢拉起渔网，发现水面上露出一个铁头，看着像大炮。”谢先生说，由于网内的物体太重，他的起网机、渔网和发动机都被损坏，但仍未将物体打捞上来。

　　无奈之下，谢先生喊来周围船上的渔民帮忙。谢先生说，他们五六个人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将水中的重物从约8米深的河里打捞上来。

　　这些渔民发现，打捞上来的重物是一门大炮，整个炮身锈迹斑斑，炮身上面有“E C L”三个字母和一个模糊的图案。据初步测量，这门炮现存长度约1.2米，直径0.3米，炮口内径约0.1米，重约150公斤。

　　随后，谢先生将此事上报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又联系了黄骅市文保所。

　　黄骅市文保所工作人员表示，这门大炮与当地的歧口炮台有没有关系？它的文物价值究竟有多大？这些均有待作进一步鉴定。

　　新闻多一点：

　　歧口与歧口炮台史考（节选 ）

　　宋立勇 木月水

　　歧口炮台的由来

　　关于歧口炮台，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沧县志》载：“歧口炮台始建于明，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在歧口重修大炮台2座（南北岸各一座），由东沽炮台运铁炮二尊至歧口。”

　　清朝重修，说明歧口炮台原址已不能满足清廷抵御外侵的需要，所以重修炮台基座，打造更大规格铁炮，并分别赋予“大将军”和“二将军”名号，以震慑西方侵略者。从现存的“二将军”来看，铁炮全长3.47米，最大直径0.46米，重约2吨，有效射程1500米左右（一些资料有写射程15000米，经与军事爱好者了解，如此规格的铁炮射程达不到15000米），威力之大在北方少有。

　　那么，关于歧口炮台始建于明朝的具体时间，无史可查，只能从历史细节处推敲，以设置沿海防御为突破口，从中窥其端倪。

　　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后，倭患频仍。明廷任命胡宗宪为抗倭总督，他上任后，十分重视加强海防，针对倭寇“去来飙忽难测”“海涯曼衍难守”，主张“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防之于海”，组织人员将沿海倭情、地理形势及抗倭措施悉数整理，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编纂《筹海图编》，初步建立起沿海防御系统。

　　而重点加强天津海防建设是从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征朝鲜开始。以往日倭对福建、江浙等东南沿海骚扰不断，从未到过明朝的腹地。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率兵20万征伐朝鲜，而占领朝鲜便可假道进犯明朝都城——北京。

　　为解决唇亡齿寒的威胁，明廷进行了一场御倭援朝的战争准备。因天津地处水陆要冲、京畿门户，明廷重点布防，增兵、建营、造船，将天津打造为御倭堡垒、援朝阵地。近海防御则是在主要入海口——草头沽（塘沽区所属的大沽，原分为东沽和西沽，现在已连为一片。明代初期，这里杂草丛生繁长，称草头沽。明末清初，大沽的名字逐渐固定下来）建造了两座炮台，这应是大沽口炮台的原址。

　　虽然天津布防未提及歧口炮台的修建，但是明朝长达200年之久的抗倭斗争，必然让沿海地区海防部署更加严密。且歧口的战略位置重要，布防海事理所当然。所以，歧口炮台的始建时间大概在明朝抗倭设海防时期，即万历年间、公元1600年前后。

　　歧口及歧口炮台发生的

　　重要历史事件

　　清朝后期，国运日渐式微，英法美俄日等帝国主义觊觎中国领土，歧口紧临渤海、毗邻京津，成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重点关注的战略要地。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围绕歧口及歧口炮台发生了几次重要历史事件。

　　第一个事件，击败英法联军。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文州，打宁波，溯东海、黄海北上，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抵及歧口，倚仗坚船利炮强行登陆。歧口炮台驻扎官兵与当地民众协同一心，顽强抵抗，英法联军败退，不得不转往大沽口攻打登陆。

　　这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胜利，歧口炮台在历史记载中第一次发挥作用，清政府驻军与歧口村民一同阻挡了英法联军的入侵。

　　第二个事件，抵御八国联军入侵。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几艘舰船抵达歧口海域，歧口两岸守备严密，炮台驻扎官兵整装待发，亦有歧口村民参与其中，八国联军侵略者未敢轻举妄动强行登陆，只好掉转船头撤离，北上攻打大沽口炮台，于塘沽登陆，直逼北京。

　　八国联军几艘舰船出现在歧口海域确有其事，极大可能是一开始也把歧口作为登陆作战的备选地点之一，但由于天津与北京地缘相近、交通相连，能最短时间进犯北京，所以最终把塘沽作为了首选登陆地点。

　　第三个事件，倒运日货遭遇海难。1934年7月，歧口海域发生了一次重大海难，约100多人葬身大海。当时的歧口及南边紧邻的几个村庄哭嚎连天，惨景骇人听闻。由于歧口死难者众多，灵堂随处可见。

　　此次事件发生在日本侵占东三省期间，辽东半岛贩卖日货十分盛行。当时歧口及海堡各村生活窘迫，海上捕捞作业期间恰闻有此“商机”，众人商议可通过歧口海运、河运、陆运等交通便利条件，将倒运的日货向南销往山东等地，向北可流入天津市场，向西则可畅销华北腹地。于是，集结30余艘船100多人，远赴大连旅顺，其中歧口村民占半数有余。他们以出海打鱼临时靠岸修整为名，偷偷将购得的日货藏于船舱底部。当时日本在辽东半岛各码头均设有海关，缉私船日夜巡逻，亦有海盗出没。为躲避日军检查和海盗抢劫，必须选择恶劣天气，且需借助较大东风返港。他们趁着狂风暴雨袭来，海面波涛汹涌，且是难得的东风，提锚扬帆奔赴家乡。途中几乎全部船只遭遇海难，独存一艘船在鬼门关走一遭后回家报丧。在那个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年代，歧口及相邻村庄渔民为求生计，铤而走险，遭此大祸。悲哉！痛哉！

　　第四个事件，侵华日军登陆。据《静海县志》记载：“1937年8月24日，天津静海城陷。第三十七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闻讯，欲收复静海。部队准备就绪后，得知日军已从渤海湾的歧口登陆，逼近静海县烧窑盆村，威胁守军主阵地唐官屯、马厂，遂又奉命作罢。”

　　从文献中看，天津静海沦陷后，日军有部队从歧口登陆，致使国军收复静海的计划破灭。

　　当时，日军经海路到达华北地区，主要由塘沽登陆，在一些日本兵回忆录及文献中详有记载，如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军宫岐部队、赤柴部队均从塘沽登陆。而从歧口登陆，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日本发动过甲午中日战争，参与过八国联军侵华，对渤海湾战略形势、登陆地点防御系统悉数掌握。而且《马关条约》约定清政府罢黜沿海防务，民国《沧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四月，罢歧口防务，和议既成，诏裁津胜三十余营，守歧口者惟余乐军三营而已。”民国时期歧口已没有守军，防务空虚，给了日军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出于战术考虑。日军从歧口登陆能较快与静海方面日军汇合，可巩固静海县城防务，易对天津周边守军形成夹击之势。而且据史载，当时连日阴雨，平地水深盈尺，为日军悄然登陆创造了便利条件。所以，歧口成为日军侵占天津继而吞并华北的备选登陆口，是日军实施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河口。

　　第五个事件，日军驻扎歧口。1938年夏，日军一个班的兵力在歧口轮流驻扎（驻扎歧口日军与周边驻点定期换防，实则为造声势所施伎俩），日伪军约50余人跟随进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歧口才结束日伪统治。

　　在此期间，日军修建了“日本大院”，用于居住、训练等。定期强行组织村民学习日语及日本文化，推行奴化教育。强征歧口壮丁修建高达10余米的炮楼，奴役村民拾柴、挑水等，百姓苦不堪言。

　　第六个事件，汉奸刘佩忱企图运走铁炮。大概在1943年或1944年，汉奸刘佩忱带一队人马来到歧口，试图将“二将军”用船拉到塘沽，因重量太大，未能得逞，弃之河滩。

　　刘佩忱，沧县仁和村人，不到20岁即当土匪，1936年投靠大汉奸殷汝耕，组织伪军为日军卖命。1939年秋，进驻新海县（今黄骅市），受委为“沧盐新剿共总司令”。刘佩忱最初活跃于新海县窦庄子一带，在当上伪军后，他率部先后窜扰天津南上古林、小站一带、沧县、新海、盐山、乐陵、日照、潍县等十余县，祸害乡里，罪恶滔天。而试图运炮一事，应是为了展示其淫威，向驻扎在天津的日军邀功。

　　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可篡改。沧桑巨变下的歧口依旧以海为生、以渔为乐。原来的大港重镇现今已不复存在，歧口因泥沙淤积，港口地位逐年下降，但因居住人口众多，常住人口达万余人，享有“华北第一村”的美誉。

　　置于黄骅市博物馆门前的“二将军”

　　关于歧口炮台何时被废弃以及“大将军”所终，史书中无一记载，现在“大将军”依旧未被找到，民间传说极大可能已沉入河底，深深埋入泥土中。“二将军”被置于黄骅市博物馆门前，斑驳锈迹几乎遍布全身，但炮身笔直而坚挺，好似铮铮铁骨，向世人展示着一百多年前抵御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时的冲天威力，诉说着风雨飘摇年代所经受的苦痛磨难。

　　注：本文新闻来源于沧州晚报苏少静，视频来源自黄骅圈，史料部分节选自宋立勇、木月水先生的《歧口与歧口炮台史考》，由沧州派整理。在此一并致谢。

　　来源：新华在线 沧州市发改委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