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即便一路苦难重重，我们都挺过来了！” 记华西医院战“疫”故事

刚进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时，面临着患者普遍缺氧、医院供氧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除了要面对救治条件方面的难题，有时还需要承受艰难的伦理选择。但是，即便苦难重重，医务人员也都一路披荆斩棘走过来了。

“接到支援武汉通知的前几天，我还收到了物管发来的邻居投诉。” 倪忠说，在来武汉的前几天，他所在的华西医院也在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制定相关标准。因此，他几乎每天都加班至凌晨一两点才回家。

“刚好我家洗澡的热水器就对着邻居家的窗户旁，所以我非常理解邻居的感受。”在接到通知的当天晚上，倪忠还心想要早点回家，不要再打扰到邻居的正常休息。结果，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突然收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告知他第二天要前往武汉支援。

“这个消息通知得非常突然，我当时很懵，也不知道该准备什么。”于是，倪忠只提了一个行李箱，随便带了几件衣服就出发了。

倪忠同华西医院第二批医护专家奔赴武汉开展救治工作

1月25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被确定为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2月5日，东院区被确定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定点救治医院。在这三天前，倪忠和其他7位“战友”作为第二批支援医护进驻院区。

倪忠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名呼吸治疗师，作为此次定点支援武汉的医护，主要工作内容跟从事临床工作的医生们可能不太一样。

“新冠肺炎患者中，有许多患者刚开始会出现低氧、呼吸困难的症状。”据倪忠介绍，在这次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呼吸治疗师主要的工作是为患者提供高流量或无创呼吸机等相关的呼吸支持。有时，还涉及到对一些患者的气道管理、相关雾化操作以及患者后期相应的康复治疗。

目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有20多个病区收治的都是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倪忠所在的第二批四川医疗队管理第5、第6两个病区，共80张床位，目前在科患者约70例。

“从2月2号到今天，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3月6日晚，结束了一天白班工作，刚短暂休息后的倪忠告诉“医学界”，回想起刚到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的情况，只能用两个关键词来总结：窘迫、压力。

0 1

两大难题：患者普遍缺氧、供氧能力不足

回顾这一个多月来对重症及危重症患者的治疗历程，倪忠坦言，有两个最大的难题令他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刚来的时候，医院患者非常多，这些患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普遍缺氧。” 据倪忠介绍，刚进驻院区时，医院收治了近40个患者。其中，一半患者基本上血氧饱和度都在90%以下，而且还有五六个患者血氧饱和度只能达到60%-70%。

患者普遍缺氧是摆在眼前的难题，对症施治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接下来这个难题，令倪忠更加感到束手无策：供氧能力不足。

呼吸监测

“我们管理的这栋楼原先是外科楼，一般来说，外科患者几乎很少吸氧。” 倪忠说，这次整栋外科楼收治重症患者，患者吸氧需求大，而且都是低氧血症，这就对氧气供应的要求非常高。但是，医院设在病床旁墙壁上的氧气接口供氧能力不足，氧气压力和氧气源浓度是远远不够的。

倪忠给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难忘”的病例，当时医生评估有一位患者呼吸非常窘迫，按照诊治流程应该给他上无创呼吸机，但呼吸机接上氧源管后并不工作，因为氧气压力不够。此外，还存在氧浓度不够的问题。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医生们另辟蹊径，为患者开创了“双重给氧”的支持方式。

“

许多患者氧饱和度非常低，完全是缺氧状况，单纯地给鼻导管或者是单一的相关支持方式是维持不了的。我们就额外再配一个很大的氧气钢瓶，或者钢瓶这边再连一个呼吸机给氧。两种吸氧方式结合起来，给患者提供最高的给氧浓度，也就相当于两个氧源同时供氧。

”

倪忠坦言：“以前在医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2

多学科协作助力重症患者救治

“没能去一线，心里多少会觉得有些遗憾。但是，在哪里工作都一样，都是为了救治患者。” 2月16日，余荷被派往四川省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重症患者的集中治疗与抢救工作。

余荷跟倪忠是华西医院同科室的同事。参加抗“疫”工作以来，空闲之余，他们私底下也会交流有关重症患者救治的相关经验。目前，已经在临床参与患者救治工作近20天了，余荷对于重症患者的救治也有了自己的一些心得。

一方面，对年龄大重症患者来说，治疗难度的确很大，死亡风险也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它涉及的不只是肺的问题，而是多器官损害的问题。对这类的患者的诊治，应当积极开展多学科协作。

与同事开展多学科联合查房

在余荷及同事进驻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时，中心收治了14位重症患者。其中，大约有10位患者都是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并且合并了许多其他基础疾病。“这些患者属于死亡风险很高的一类，为了尽可能降低死亡率，所以派我们参与重症患者的抢救工作。”

“我们来的时候压力还是很大的，”余荷坦言，重症患者的治疗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经华西医院团队与公卫中心人员多学科协作后，在重症患者的救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14个重症患者中，已经治愈转出至隔离观察点9个，剩下5个患者核酸检测结果也已经显示阴性。

但是，剩下5位患者中，还有三位病情比较危重。“我们刚到时，只有一个患者带有创呼吸机，但现在已经有三位患者都上了有创呼吸机。余荷介绍，这三位患者都还是死亡风险较高的，因为老年人合并症多，除了呼吸问题，还有心脏循环、神经、内分泌代谢等各方面问题。

三位患者中，有两位已经做了气管切开。其中一位老年人情况稍微好点，目前在做间断的脱呼吸机。但是另外两位都很危重，死亡风险相当大。其风险主要来自于基础病，比如心脏和循环的问题。“我值班那天晚上，有一位患者突发室颤，心脏骤停，经过20多分钟的抢救后，患者情况才得以扭转。"

一位从2月9日开始插管的82岁老人，一开始是新冠肺炎感染，但后来又继发了肺部感染，导致肺的损伤也很严重，心脏功能受损也很明显，肺动脉高压造成的脏器损伤也比较重。“总的来说就是，新冠肺炎感染后，确实相继诱发了其他器官的衰竭。即便源头控制住了，但其他器官功能已经不可代偿了。”

0 3

“抗病毒药物几乎无效”

“在我个人看来，抗病毒药物在重症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几乎没有显著效果。”余荷表示，尽管国家推出的几版诊疗方案里都推荐了一些抗病毒药物，但是临床实践发现，这对患者来说确实没有起到明显效果。

“反而，我们还发现了不良反应的存在。”余荷介绍，前面提起的那位心跳骤停的老人，当时有合并感染，但上了氯喹的第二天晚上就发了室颤。所以，不排除氯喹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在后来的诊疗方案中也指出，针对合并心脏疾病的患者治疗时，应禁止相关药物的使用。

此外，针对患者早期病情的密切评估十分重要。例如，对于患者低氧的及时干预治疗。如果患者临床突出表现是呼吸系统的氧和较差，这时就要就采取适当的氧疗措施：是采取鼻导管吸氧、高流量吸氧、还是无创通气及气管插管。

余荷同另外一位医生及呼吸治疗师一起给患者进行经皮气管切开

“所以，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的观察和监测。针对治疗方式及时做出动态调整，尽量避免进展为更严重的情况。” 余荷提示，即便很多时候患者自我感觉良好，但作为医务人员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中心此前收治的患者中有一位老年人，他自己原本也是一名医生。在对这位患者监测的过程中发现，他的呼吸频率并不是很好，肺上进展也很明显，应当尽快给予相关的呼吸治疗。“但患者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哪里不适。”

余荷表示，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对患者采取更好的氧疗措施，真正等患者自己感到不适再去干预的话，相对来说时机就晚了。“当时患者自己说吸鼻导管就可以了，但我们给他改了高流量吸氧。可能身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在看待自己的病情时个人主观性较强。”

在支持治疗方面，也会针对患者情况给予一些免疫药物的配合使用。有些患者淋巴细胞、T细胞值很低，就可以使用一些免疫调理类的药物。此外还有针对患者血液净化的血浆吸附手段等。

“我们经常会和在武汉一线的同事们沟通有关重症患者的治疗等。”余荷说，“他们不可能10多个患者让一整个团队去打理。”所以说，相比之下武汉情况肯定更为严峻，而且救治条件相对不足，一开始面对很多情况，医生也只能束手无策。

0 4

有救人的义务，但没有选择救谁的权利

“这么多低氧患者，我们当时只有一台家用的无创呼吸机。”

倪忠第二天进病房时，只带了一台呼吸机。进入病房后，好几位床旁护士都告知他患者氧和不好。如果说患者普遍缺氧，病房氧气供应不足是医生们无法左右的客观情况，那么，对医生来说，选择救谁更让他感到痛苦与煎熬。

“这么多患者氧和都不好，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给哪个患者用。” 倪忠说，即便医生经验丰富，但是这其中依然涉及到很多复杂的客观因素，无论是从临床角度出发还是从伦理角度来说，很难去把握这个“度”，所以当时压力特别大。

在资源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作为一名医生，虽然压力巨大，但还是要根据临床表现对每个患者的危重程度做出评估。其次，也会和其他医疗队之间互相协商物资的调配与使用。

这种状态大概维持了近一周。氧气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出现后，医院随即调派工程师完善，之后，整个医院的氧源问题就顺利解决了。

考虑到早期患者普遍缺氧的情况，特别是一些老年患者，一旦医院氧源出现问题，对他们来说非常危险。因此，医院后续也备足了大量的氧气钢瓶。

“

之前，医院的氧气钢瓶并不多。现在，病区的病房门口，放置了几十个大的氧气钢瓶，如果氧气供应出现问题，随时可以集中为患者补上。

”

0 5

病毒远比想象中可怕

和倪忠一起定点支援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的8名医护有两位是从事临床工作的医生，其他6名都从事呼吸与危重症护理相关的工作。所有队员都是在出发前一天晚上临时接到通知，并没有一个心理适应期。所以队员们心理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对这种新型病毒的恐惧感。

给插管患者外出CT检查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是，在来到武汉之前也从新闻和医学的相关报道上对这个病毒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真正到达一线上了临床之后，才发现实际情况比自己在公开报道中所了解到的更为严重。

首先，疾病进展非常快。倪忠第一天进病房查房时，将病区内40个患者从1床查到40床。从每一个患者查房的结果来看，病情发展速度非常快，疾病的进展对于临床治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次，危重人群扩大化。之前媒体的公开报道指出，在死亡病例中，老年人群，且患有基础疾病的占比较高。但是，倪忠在查房时发现，有几个本身很健康的年轻人，而且都30岁左右的青壮年，罹患新冠肺炎后病情十分严重。

据倪忠回忆，当时刚到病区第二天转来的两个患者中，一位是29岁的男性，还有一位是40多岁的男性。这两个患者的病情进展非常快。其中前一位患者后来做了插管，由于倪忠所接手的病房是普通病房改造成的ICU，许多条件有限。

于是，做了插管之后，就专门跟当地医院的院长协调了一张床位，把这个患者转去了当地医院条件相对较好的一个重症监护室。转过去以后，后续也给患者上体外膜肺氧合（ECMO）。“但遗憾的是，这个年轻的患者最后还是走了。”

后面这位30多岁的年轻人，从其他医院转来的时候氧和非常差。医院当时氧疗条件也不是很好，虽然医护人员采取了目前条件下最高的给氧支持，但患者的呼吸窘迫程度比较明显。转来病区三天后，也还是走了。

“这两个病例也让我觉得压力非常大，尤其是第二个患者。”倪忠说，这个患者是转来三天后的下半夜凌晨去世的，头一天下午他还跟患者聊过天，那个时候患者的呼吸状态已经非常差了，也根本不能下床活动。但是，他的意识还是很清醒的。

“我真没想到，他突然一下子就走了……”

0 6

高风险“暴露”，为危急患者插管

病区有一位老人，当时使用无创呼吸机救治效果不太好，需要紧急插管。插管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暴露风险非常高，操作者几乎要直接面对患者开放的气道。因此，感染风险也极高。

为患者插管

为新冠肺炎患者插管正规的条件是，首先应当在负压病房进行，其次，执行插管操作的医护人员要佩戴正压头罩。但医院前期设备短缺，只有一个正压头罩。

当时医院专门安排了一位为新冠肺炎患者插管的麻醉科医生，这个头罩就在那位医生手里。但窘迫的是，医生此时正在另外一栋楼的病区内给其他患者插管。

“看着患者的氧和越来越差，我们没法等到医生过来了。” 于是，倪忠做了一个大胆而又惊险的决定：立刻给患者插管！没有负压病房、没有正压头罩，为了降低暴露风险，就在防护面屏外加了一个塑料袋然后紧紧缠在脖子上。即便主任再三劝阻他，倪忠还是毫不犹豫的开始插管操作。

打开患者口腔，插入可视喉镜，这时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患者口腔内痰液太多，完全无法确定声门位置。为了更准确判断声门气道的位置，倪忠选择用传统的肉眼方式去找，这就需要非常近距离的贴近患者，并且患者气道与自己的眼睛是平时的。

“我们主任一直在旁边叮嘱：看屏幕操作，这样不行，会增加感染暴露风险……” 倪忠说，主任当时也很着急，在旁边一再提醒他注意安全并提示配合他执行相关操作。“如果一名队员不幸感染，整个医疗队都将被隔离。尤其是在没有条件去做插管时，医护人员更应该注意自身的防护。对于主任来说，他也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倪忠长舒一口气说：

“

幸亏当时给患者镇静和急救的药量比较多，如果患者一旦呛咳，痰液就会直接喷溅到防护面屏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

快速给患者插管，上呼吸机后，患者的氧和指数立马就回升了。“患者胸片显示，当时已经发生气胸，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一刻，倪忠根本就忘记了害怕，只想尽快以自己熟悉的方式为患者成功插管，为顺利救治抢夺时间。

当天晚上，在回酒店的大巴车上，倪忠的脑海里还在一遍遍的回想整个插管过程中，有没有操作不规范的地方。甚至回到酒店后，从洗完澡到躺在床上睡着，一直再重复推演整个过程。“现在回想当时的场景时，确实有点后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能成功抢救患者，心里也不后悔。” 倪忠说这些话时，语气里还透露着开心与欣慰。

0 7

缓解压力的方式：不停地进病房

接管病区的前两周，倪忠经历了太多令他刻骨铭心的事情。用他的话来说，从事工作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压力这么大过。他也时常会向自己的同事倾诉，但更能让他缓解压力的方式是，不停地进病房，反复观察患者的病情。

医护人员在隔离病区内

刚到病区时，大家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还不全面。因此，为了避免医护人员感染导致更严重的后果，要求医护尽量减少在隔离区的暴露时间。但是，倪忠还是对患者不太放心，几乎每天进病房查看患者病情。

“刚开始每天进去1-2次，基本上每次在里面待2-3个小时或者3-4个小时。”倪忠说，有一次遇到多个患者抢救，他一天进了4次病房，总共在里面待了近8个小时。

倪忠已经到武汉30多天了，在前25天，他基本上每天都要区病房看患者。“我看患者必须要浏览一圈，只有这样，心理才觉得踏实。” 倪忠认为，这也是他缓解心理压力最有效的方式。

除了前面提到的两个年轻患者外，还有一位67岁的老人也让倪忠印象深刻。每次医护人员查房查到他跟前的时候，他都会给医护们行军礼表示感谢。“老爷子太客气了，一开始觉得挺不适应的，我们只是做了自己的本职工作，第二天才知道原来他以前是一名空降兵。”

后来有一天，倪忠一个人单独区查房的时候，发现老人的病情确实比较严重了。按照诊治流程，老人已经达到插管的标准，但那时候没有相关的设备，所以只能用氧气面罩加鼻导管这种双重给氧的方式给予最大的呼吸支持。

查房结束后，老人突然拿出手机说想给女儿打个电话。“那个时候，他说话已经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倪忠以为他想让女儿给他带点东西过来，但老爷子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你随便跟我女儿聊点什么，我就想听听她的声音。”

倪忠接过电话后，打开了免提。告诉老人女儿：“我是华西支援武汉的医生，你父亲现在情况比较危重，但我们会尽全力去救治他。” 电话那头老人的女儿听到倪忠的介绍后，哭得非常厉害，她说自己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感谢医生们的付出。

和老人女儿简单聊了一些有关老人当兵的情况，但是老人全程没有说过一句话。倪忠挂了电话后才反应过来，他戴着氧气面罩，说话很不方便，他不想让女儿听到他说话的语气而因此担心他。

倪忠当天下午打完这个电话后，第二天来医院上班时，老人就走了。这让倪忠十分伤感，或者很多人并不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但是他自己知道，和患者之间已不是医患关系，相处久了，也会产生一种微妙的情感。

凌晨时，倪忠在朋友圈发文写道：也许，在这些“非常”时刻才能照亮人间冷暖、人性的真情与假意。愿这一切早点过去，光明终究会带到来。

（感谢勃林格殷格翰公司对本文内容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