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归国经历完结篇：集中隔离、两次核酸检测的我终于回家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

　　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全国为抗击疫情斗争牺牲的烈士和逝世同胞举国哀悼。上午10点整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各种汽车深沉而铿长的鸣笛声如约而至。就在这长约3分钟的悲鸣哀悼中，我找到了来接我的妈妈，我们没有多讲话，推着行李径直走出了机场的大门。

　　现在已坐在家里沙发上的我，心存无限感激，从呼市出发回京的过程与归途前最后的紧张和小混乱，都将成为回忆，我此刻能做的只有将我的所闻所见客观地记录下来。

　　呼市安定平静的隔离生活

　　集中隔离经过一个礼拜后，人们慢慢定下了心，酒店对应也日渐熟练起来。大家虽然出不了门，但是可以按照规定，在每周二和周五订购一些生活用品或速食，快递员会将物品送至酒店的西门，由工作人员按楼层分类后，派送到各个房间门前。

　　大家一边期盼着自己订购的物资能够快点拿到手，一边又担心东西太重累到帮我们派送的工作人员，下单前分别在我们的隔离群里说着：“不好意思，我买了水，可能会有些重。”“我不会买太多东西，麻烦你们了。”等等令人暖心的话。

　　我只在到达酒店的第3天买过一次5L的农夫山泉和两盒酸辣粉。那之后酒店的伙食质量与之前相比好了许多，随盒饭还会附加一些水果和饮料，家里给我寄的快递也收到了，里面有消毒纸巾、护手霜等简单生活用品，我就没有再订购过其他物资了。可以看得出酒店也没有了开始的防备，都在尽量地满足隔离人员的生活需求。每天随餐食附加的水果和饮料都有不少，饭量小的还真用不完。

　　早餐午餐，水果饮料已多到用不完

　　内蒙气候干燥，有一些人不太适应，出现了皮肤干裂、流鼻血的情况，我看有人向群里反映后拿到了加湿器，便也申请了一台。我们9层的楼管小姐姐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但是告诉我加湿器有可能是坏的，不知道能不能用，让我试试看。虽然拿到手后经过几次尝试，确定加湿器确实是坏的，但还是很感谢楼管小姐姐在物资有限的情况回应我的需求。

　　习惯了隔离生活后，我每天按时用餐、在房间里做运动、写写东西上上网，倒是比平时生活规律了许多。看隔离群里大家的动态也都跟我差不多，相比之前平静了不少。

　　酒店床头

　　隔离结束前夕的小混乱

　　3月31日，距离隔离结束还剩下几天时间，下午1点左右，群里终于有了消息，卫健委的负责人告诉我们，3月20日乘坐CA926航班从东京抵达呼市的第一批隔离人员，将在4月3日过后解除隔离，4月4日离开集中隔离酒店。在此之前会下发解除隔离通知书。

　　接着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从呼市回到自己的家乡，主要围绕在是否可以自由行动、订几点的票才能和接下来的行程衔接上这两个问题上。因为很多人回家是还需要再转机或转乘动车的，时间安排上得提前计划才来得及。

　　由于我的目的地就是北京，不用再转乘了，按我之前查看到的情况来说，从呼市出发至北京，无论是飞机还是高铁都可以直达，余票也比较充足。如果可以自由行动的话，我考虑一下用哪种方式回京即可。

　　考虑到行李问题，如果机票可以改签后半段行程，可以将行李托运还是比高铁方便的。我找出了抵达呼市后国航呼市营业部发来的短信，上面有客票退改签与航班咨询电话，下午的工作时间是2点开始，现在是不到1点40，还有20几分钟。我犹豫着是否要先确认一下能否改签的问题，还是等一等更确切的消息再问。看了一下群里，大家也都是不知所措的情况。有担心行李超重的（国际航班与国内航班行李托运规则不同），还有不知道转机航班买几点才合适的。几分钟后，就在大家等待更确切的消息之时，下午1点40分我房间的固定电话响了，听口音是此次派到隔离酒店的顾问医生打来的，上来便问：

　　“你4号是坐飞机还是坐高铁？”

　　我：“请问这个是可以自行安排的吗？”

　　电话：“不知道，你就告诉我你是飞机回还是高铁回，我在统计。”

　　我：“马上就2点了，等国航上班，我正打算跟他们确认，可以改签的话我就坐飞机回去。”

　　电话：“不行，你现在就得告诉我，我要在10分钟内上报。”

　　我：“不好意思，现在已知信息太少了，票都还没订，怎么确定呢？必须现在写一个的话，先写飞机好了。”

　　对方停顿几秒后问到：“你是优先飞机，但也可能坐高铁是吗？”

　　我：“是的。”

　　电话：“那我给你写可能飞机也可能高铁吧。”

　　我：“可以的话，谢谢了。”

　　之后对方很大声地挂断了电话。我想起最近很流行的一句玩笑话：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刚刚得知我们第一批隔离人员可于4月4日离开，没过多久，连是否可自行安排都还未知，交通方式要如何现在就确定？我想可能通知我们解除隔离日期的和刚刚打电话来的不是同一部门导致吧。

　　3月21日集体收到的国航呼市营业部的短信

　　下午2点，我给国航呼市营业部打了电话，询问是否可以进行后半程改签的问题，对方先表示他们也正在开会讨论此事，需要询问一下上级。片刻后，这名工作人员告诉我：“目前得到的结果是很有可能政府指派国航航班，4号当天把你们正在接受隔离的人员统一送到北京，以完成先前的后半段行程。所以建议你不要做改签，也不要自行做任何动作，等待通知，但看样子应该是这样安排。”道谢后，我暂时松了口气，总算是听到了一个比较确定的消息。我就先等一等，最坏情况有变来不及订票，想办法再跟呼市待两天自行回京就好。但我想应该不会如此。

　　群里很多人表示不愿意再飞北京了，希望自行安排，这样可以直接飞到离家乡较近的城市，但一切都要听从指挥。等了一阵后，卫健委负责人再次向我们说明具体安排：除了需要统一飞回北京以外，4号上午发解除隔离通知书，下午出发到北京。我的目的地就是北京，上午下午或者是晚上，都没关系，但当天转机才能回家的人时间上有来不及的可能性，大家很是焦急，纷纷询问能否3号发解除隔离通知，4号早一点出发。

　　就在讨论之际，转眼到了下午5点，卫健委负责人又一次发来通知：接到指示，4号解除隔离人员由政府统一派车前往机场，乘坐国航航班飞往北京（你们需订国航机票，不用花钱），到北京后自行安排，大家一定要订中午或下午的航班。

　　卫健委的通知

　　我不太理解“不用花钱”的意思，页面都是需要支付才能成功购票的，如何“不花钱”订票？这与下午国航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情况又有不少出入。9层管理员在小群中表示任何一个订票APP均可免费购票，支付时会显示免费，我觉得不太可能…我打开常用的订票APP并按要求选好机票后按下提交订单按键，和平时一样跳转了支付页面，果然“自行免费订票”根本就不可能。目前没有一个感觉靠谱的消息，我打算以静制动，我想反正最后会有答案。这一连串操作都太有意思了，正想着，看到群里竟然有人按要求订了机票后付了款…。

　　不久，群里证实了确实无法“免费购票”，已经付款的人自行退票，可拿到票价一半的赔偿。

　　傍晚时分，群里通知还是让我们自行改签。卫健委负责人称具体操作给国航呼市营业部打电话。而我已经在白天确认过了此事，便没有再进行改签咨询，只是等着看消息还会怎样变化。很快，群里就有人反映国航不让我们改签一事，也就是我在白天已经得知的消息。接着可能由于很多人都在今天拨打营业部电话，据说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已经从不耐烦到电话打不通了，很可能停止了那部座机的使用。

　　国航与卫健委，应该都是初次经历这种政策变动，发生一些信息出入也是在所难免，还有几天时间，相信会有解决方案。而能不能离开此地，也是要在接受第二次核酸检测后才能决定的。

　　第二次核酸检测

　　4月1日愚人节这天一大早，一位穿着全套防护服的防疫人员敲开了我的房门，我刚要去拿口罩（规定开门必须戴口罩），只见她站在门口对我说：“不用戴口罩，张嘴，啊——”于是我便站在门口处，像第一次核酸检测采取咽拭子那样，配合地张大了嘴，长长的棉签在我的喉咙处刮取片刻后，采样完毕，防疫人员便要匆忙离去，我问还用采血吗，对方一边走远一边表示不采了。

　　当天下午，关于回程的消息也得到了确认，由国航将我们解除隔离人员的机票统一处理，届时我们将继续乘坐国航由呼市飞往北京。时间改为早上的航班，4号当天凌晨出发，由大巴车统一送往机场，具体几点从酒店出发还未知。总算是有了尘埃落定的感觉，就只等我的解除隔离通知书和核酸检测报告出来了。

　　在医院隔离的同伴

　　基本消息确认后，我给在呼市白塔机场结识，后住在我对门，又因手臂受伤送往医院隔离的女孩打了电话，告诉她我这里知道的消息后，她说最关心的就是回京后还是否需要二度隔离，我告诉她目前政策上是需要的，经过14天隔离后，我们虽然已经从境外入境人员变为了境内，但外省进京人员还是需要隔离14天的。女孩也表示很无奈，但我们都已经做好了二度隔离的准备。

　　除此之外，我听她说起在医院的隔离生活。她所在的医院里除了她还有另一名本应在酒店隔离的小伙伴，是滑雪队的一名成员，因为身体不舒服被送来这个医院，接受检查后与她一样留院观察隔离。女孩所在的区域写着老年病房，据说没有几个人，好久没有使用过的感觉。刚来的时候到处都积满了灰尘，她用消毒纸巾一一仔细做了打扫。

　　病房和酒店比较大的区别是，酒店的门是从里面上锁，而病房的门则是从外面上锁，也就是说在酒店每次锁门是我们锁别人，而这里则是别人来锁她。并且病房的门上还有个窗户，可以直接看到病房内的情况，我提醒她要注意时刻穿好衣服。最后确认了一下4号那天会有另一辆车前往医院去接她和另一名小伙伴前往机场。

　　新政策出台，可免二度隔离

　　转眼已经到了4月3日，明天就是出发回京的日子。这天上午我接到居委会打来的电话，听到了一个非常开心的好消息。目前新政策出台，境外入境人员在外省隔离14天无恙回京的，可以不必再接受隔离了，回京后可自由行动。但需要在机场的防疫部领取到一份免隔离证明，我连忙道谢后结束了通话。本来已经做好了被二度隔离的准备，并且由于各种不便，还特别申请了集中隔离，现在告诉我不用再隔离了，实在是太好了。

　　目前所有国际航班也都已于3月28日起，一律降落在地方机场，也就是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已无国际航班。与我一同在呼市登机的解除隔离人员也都将是通过了核酸检测的安全人员，到北京下飞机后也由于没有了国际航班，我不必再接触到不相干的人，可以说相当放心了。

　　当天通知了妈妈后，本打算到时自己打车回家，但听说家里的车有3个月没动过了，而且北京一改往日景象，一点也不堵车，我们便约定好让妈妈来机场接我。同时我也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在医院隔离的女孩，我们约定好在机场见，下飞机后一起去防疫部门确认免隔离一事。

　　下午，我顺利地拿到了《入境返呼（来呼）人员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通知书》和呼和浩特市疾病防控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单》，上面写着包括我在内的本次110名被检测人的姓名，最后一页结果处写着2019新型冠状病毒（ORF1ab/N基因）核酸检测阴性。

　　《解隔通知书》和《检测报告单》

　　至此，我意识到自己的隔离生活真的要结束了。

　　出发

　　3号晚上，由于一直没有通知我们凌晨几点上车，我参考了一下订票APP上显示的航班时间，早上飞北京的只有7点半这一班，那么我们出发去机场的时间很可能就是3点半或4点。我把自己的行李打包好后，又将房间整理了一遍，被褥都铺好、卫生间也打扫干净、房间内的垃圾都装入垃圾袋系好后放在了门口，这样工作人员打扫房间时会省力些。

　　隔离期间使用的垃圾袋为“医疗废物”包装袋

　　本来晚上不打算睡觉的，但熬到凌晨1点时忽然困意袭来，我便上好了凌晨3点的闹钟，暂时睡去。2小时后我查看群里的消息，得知3点半开始准备出发，从我所在的9层开始分批下楼。我起来洗漱了一番，迅速扎好头发，将行李箱扣好后放在屋外，把提前消毒好的雨衣铺在眼前，以便叫到我时可以快速穿好。

　　大约凌晨3点45分，我听到有人边敲门边喊到：“出来！出来！出来！”我便快速地将雨衣像从日本回国那天一样一件件穿好，口罩依然戴了双层，打开房门，提起我的行李箱走向电梯。

　　临行前再次“全副武装”

　　下到酒店一楼后，门前已经停了好几辆大巴。有一名工作人员帮忙拿行李，带我走到第一辆大巴前，将我的行李放入车腹，道谢后我走上了大巴。我是第二个上车的人，上来后发现前5排座位都用胶带封上了不能坐，为的应该是与司机隔开一个安全距离。为了后面上来的人方便入座，我便一直走到倒数第二排坐下。同时，在医院隔离的女孩通过微信告诉我她出发了。后来听说去接她的是一辆救护车，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半小时左右才到，上车后司机师傅一路放着土嗨迪曲，开得飞快，闯了一路红灯将他们送到了机场。

　　在大巴前方开道的警车

　　大约凌晨5点左右，所有人员入座完毕，由我乘坐的大巴为首，车队出发了，最前方还有一辆警车为车队开道。到达机场时天还没完全亮，只见附近停着不少警车和救护车以防万一，透过车窗我还看到有像电视台模样的人扛着机器准备拍摄。

　　清晨的白塔机场

　　顺序走下大巴后，我看到只剩自己的行李被留在了车腹深处，而我的两只手被两件随身行李占着，便想请求站在车腹处的工作人员帮我够一下行李。这名工作人员一边说：“我不管拿东西。”一边帮我把行李够了出来。道谢后我找到了同行的女孩。

　　不久，我们听到机场入口处有人在点名，5个人一组，被点到名字的人往入口走去，第4个名字点到了我，我便推着行李走到了入口处。核实姓名的工作人员在顺序核实了前3个人的姓名后，突然跳过了我，点了刚刚第5个叫到的名字，我立刻让开，排在我后面的人便提着两个行李箱挤到我前面来。站在旁边看起来像安保人员模样的人对我严厉地呵斥到：“叫你名字你再过来，没叫你别随便过来！”我说：“正因为叫我了，我才在这。”核实姓名的工作人员可能发现自己看串行了，问我怎么称呼，在名单第4个位置处找到我的姓名后打了个勾，便让我往里走，但我前面那位本该第5个进去的人拖着两个大行李，不太方便挪动的样子，还没挪出能让我往前走一步的距离之时，点名的人却一直粗暴地催促：“走啊你！走啊！”我用手示意了一下他身后的情况，没有多言。我感觉自己像转监中的犯人，哭笑不得。

　　当我走到值机柜台入口处排队时，大量的人也走到了此处，包括运动员在内，没有人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而是以和认识的人站在一起，排起了七扭八歪象征性的队伍。4个值机柜台开启后大家便涌向柜台处，分为4行列等待值机。轮到我时刚好第5个柜台开启，我排到了这一列的第一个。本来为我办理值机的小姐姐临时被上级模样的人叫走了，换来一名男性地勤人员继续帮我办理，只见他敲打着电脑键盘，不停地核对着我的护照首页，却无丝毫进展。其他4个值机柜台的地勤小姐姐们动作迅速，排在我后面的很多人都比我先拿到登机牌去安检了，我眼前的这位地勤先生还是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这时刚刚出现过的上级走了过来，对着这位地勤先生说：“你不用挨个找着看，这些人都是核对过姓名的，直接出票就行了。”说完便又去忙别的了。但这位还是继续埋头核实着什么，最后做出非常无奈的样子，和旁边站着的一名地勤小姐姐抱怨：“怎么名单里没有她。”

　　他指的是我，但我不知道是何原因导致“名单里没有我”，还觉得给别人添了麻烦。在等了近20分钟后，这名男性地勤抬起头，一边将我的护照和登机牌甩在柜台上，一边很明显不耐烦地对我摆出了一个：去一边待着去的手势。我不解，旁边的地勤小姐姐流露出一丝尴尬之情，对我说：“请站在旁边稍等一下有人来盖章。”等待期间我看到这位男性地勤对下一位乘客也做出了同样的手势。我想只要别忘了给我的托运行李贴上签就好，别无他求。

　　等了几分钟后，有一位手拿印泥的工作人员把我带到最边上没有人的柜台处，在我的登机牌上盖了两个浅到看不见字体的印章，旁边的上级表示有个印子就行。

　　通过安检后，包括同行的女孩在内，几个人贴着墙在排队。我排到队尾后想了一下为什么刚刚那位男性地勤说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呢？于是我拿起自己的登机牌仔细查看，惊讶地发现他竟然把我的名字后两个字顺序写反了，甚至连英文字母的顺序都是颠倒的，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说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了，乘客名字都输入错了。很明显，英文字母的部分是按照看颠倒后的汉字顺序打出的。当时那位在值机柜台反复地对照我的护照首页，都没有发现是自己把乘客的名字看反了？真是有趣的经历。

　　我的登机牌姓名张灵圣(ZHANGLINGSHENG)被写反成“张圣灵”英文字母也是颠倒的“ZHANGSHENGLING”

　　我拿着登机牌和身边站着的工作人员说明，对方理解后表示没关系，登机时他也会在，到时有问题会帮我说明。道谢后，我跟随队伍开始向前移动。

　　从呼市回京的航班CA1102

　　走到登机口处时，发现我雨衣里面的衣服又都湿了。和同行的女孩找到坐的地方，我脱下雨衣，女孩也脱下了她的防护服，因为我们都感觉已经没有危险了。身边不停有记者模样的人在拍照、摄像，还找到了愿意接受采访的乘客，在我们身后的位置做起了采访。正在接受采访的两名乘客之一正是本应第5个进入机场却被提前点到的那位女士。手持相机的人们在各个角度对着准备登机的人群进行着拍摄，而我和同行的女孩却都不喜欢被拍，无奈我又将雨衣重新穿了回来，雨衣上的帽子也都再次扣好。

　　飞行中机舱外的景色

　　登机时没有再核实姓名，只撕掉了副票。我便举着这张“不是我姓名”的登机牌登机了。在舱门处，空乘为每个人发了一瓶38ml的小瓶农夫山泉。我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经过一个半小时左右，飞机降落在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到达北京

　　我与同行的女孩一同走向出口，路过测体温的区域时，工作人员对我说：“您好，请配合露出一下手腕。”“好了，谢谢您的配合。”听到夹着北京味的普通话，瞬间倍感亲切。

　　我们在转盘处取到各自的行李后，去服务台询问到了机场防疫部的所在，便推着行李往1楼1号厅走去。到达一处易拉宝上写着“境外入境外省回京人员防疫办公”等字的区域，我将行李推车放在门口，向里面的人询问起免隔离证明的事。但得知机场接到的通知是，目前政策上已在外省进行过14天隔离观察的人员，回京后就不必再隔离了，所以没有听说需要开具类似免隔离证明的东西。话说如此，这名工作人员还是一直在打电话帮我们确认。在经历了之前的种种后，此刻的我很是感激和感动。

　　我打开手机查看自己的北京健康码状况，竟然变成了红色“集中隔离”。我将有可能不再需要免隔离证明和健康码变红两件事转达给居委会的负责人，对方表示稍等给我回电话。再次帮我确认后只让我带好手里的《解隔通知书》直接回到社区即可，其余的都会帮我办理。但同行的女孩在询问社区后却出现了另一种答案，即必须要居家隔离14天，并且家里不能有其他人一同居住。不管女孩如何与社区的人沟通，对方的态度都很强硬，无奈只能先回去再说。

　　在女孩先行一步之后，妈妈告诉我她在二楼到达厅处，我把身上的雨衣和雨裤都脱下后装进了袋子里，仅保留大衣外面的一层雨衣后踏上了通往二楼的手扶梯。见到妈妈时，正好是上午10点钟，我们没有拥抱也没有多讲话，机场外面的鸣笛声此起彼伏，我们也在此时五味杂陈地走出了机场大门。

　　回到社区

　　路况良好，路过朝阳公园桥的时候，我注意到之前挂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标语的位置换成了“戴口罩勤洗手…”这3个月以来，我这才第一次看见真实的国内大街景象，从另一个角度意识到原来疫情真的存在。

　　到达社区后，足有4名工作人员挂着灿烂的笑容出来迎接我，让我很是意外。其中一名将手中的捧花递向我，只听我的负责人说：“辛苦你了，欢迎回家！这是区政府给你买的花。”我连声道谢将花束接下。

　　另一名工作人员展开手中的横幅，上面写着“礼域南区欢迎你回家”。几个人一齐将横幅拿好，在社区门前合影留念。接着我的负责人带我在社区门前登记，分别填写了姓名、性别、职业、电话和呼市回京的航班号后，登记处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问居委会的人：“这是从哪儿回来？”我接过话说：“从日本回来的，害怕吗？”他答道：“不害怕。”

　　与社区工作人员的合影

　　保安为我们开门后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把我的《解隔通知书》和《核酸检测报告》原件拿回居委会复印。我拉着行李箱，我的负责人与另一名工作人员分别帮我拿着两件手提行李，就这样一直把我“护送”到家门口，看我进了家门才离去。

　　当天告知社区的出入证我可以随时去办理，而我在下飞机时反映的北京健康码变成红色“集中隔离”的情况，也已经帮我在后台操作更改过了，刷新再次查看，果然已经变回了绿色“未见异常”。我把回到社区后的经历发给同行的女孩看，她此时已在家中隔离，同住的父母搬到了爷爷家暂住。我们不明白为何同是北京市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处理结果。

　　区政府送来的花束

　　总结

　　首先我必须要郑重感谢我的居委会负责人和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尽职尽责，在我回国前就已帮我将集中隔离事宜的具体事项一一安排好。由于在呼市降落后，没能及时得到不能回京的通知，导致我没能第一时间告知居委会，他们仍毫无怨言地将前期安排的一切向各级通报取消，添了不少麻烦，非常不好意思。在我于呼市接受集中隔离期间，也常常关心我的生活起居，告知我最新政策等等，细致入微。待我回京后也耐心地帮我办理最后的手续和欢迎仪式，非常感动。

　　另外也要感谢呼市白塔机场、防疫、国航、卫健委和隔离酒店，我们是国际航线更改入境地点后的第一批归国人员，虽然整体对应上有很多不足之处，但经历了个中磕磕绊绊，总算是能让我回家，我依然心存感激。希望他们也能尽早地回归正常生活，健康愉快地与家人团聚。

　　于我个人身体情况来讲，我这趟回来可以说并非好事。众所周知，新冠病毒导致死亡的几点要素中本身患有基础疾病的是高危人群，而我最薄弱的地方就是肺部。曾经因为原发性气胸手术，切除了12%的肺泡，在那之后我也时常会感觉呼吸不畅。肺功能不全的基础上更缺失了一部分肺泡，万一感染新冠，我恐怕难逃一劫，若非不是签证到期，我是绝对不会选在这个节骨眼从日本飞回国的，使得自己和家人都承担了很大的风险。

　　我回国的日期是3月20号，而19号的飞机还可以直飞北京，如果往前错一天，我至少可以回到北京隔离，时机上恐怕不能说回来得好。但有句话说得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就这样随遇而安，有幸经历了境外输入病例高峰时期回国、隔离、核酸检测的全过程，度过了一段特别的时光。

　　另外，集中隔离期间我发现群中有几名回国人员竟然大肆嘲讽日本政府无能，埋怨买不到口罩等物资，自己对生活的担忧也都怪给日本。我非常不理解，他们口中说的日本和我看到的很不同。2019年底到今年3月底，这次我在日本停留了3个月的时间，生活在神奈川县，这期间赶上疫情爆发。

　　面对疫情，日本有日本的处理方式。在日期间，国内的朋友立正言辞地对我说日本和某大国已经“顶不住”了，国内媒体对国外疫情的妖魔化使得很多人相信日本“即将沦陷”的“事实”，即便是人不在其处。

　　反观日本，不论大众媒体还是我身边的朋友，都从未抱怨过是我们国家的病毒给他们带来多少不便。最近，我们也向日本伸出了援手，困难时期的鼎力相助相信会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当灾难来临，我们会害怕，或许还会茫然自失，但始终都应保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最后，疫情也许终有一天会成为历史，但这次的教诲不会停歇，我们在一次次悲痛的经历中跌倒再成长，使我们珍惜友谊，更看清世事。当一方有难时，记得善意看待对我们讲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