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为何把伯夷叔齐放在七十列传第一？司马迁有私心

二十四史中，若论文采，没有哪部史书能与《史记》相比。司马迁虽然是个史官，但是他不是按照完成本职工作的心态去创作《史记》的，而是因遭受宫刑后“发愤著书”。深受奇耻大辱的他，在这部“史家之绝唱”中隐藏了很多自己的小心思，所以《史记》比一般的史书包含了更浓烈的情感，也具有更强烈的个人风格和独立意识。

《史记》中共有七十篇列传，主要记载从商朝到汉武帝时期的人臣，而赫然排在七十列传第一位的，是三代之时的伯夷和叔齐。

伯夷叔齐

有人说：这很好解释，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之人，时代最为久远，故排在第一。

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商周时期的名臣何其多？殷商开国时候的伊尹，后世无数丞相崇拜的偶像，辅佐帝王实现“武丁中兴”的名相傅说，商朝末年的“三贤”比干、箕子和微子……在这星光熠熠的名单中，司马迁为何偏偏选了没有辅佐过君王、算不上人臣的伯夷叔齐？

初读《伯夷列传》，感觉不像是读史书，而是一篇夹叙夹议的古代散文，抑扬顿挫、起承转合。司马迁仅用数百字就把伯夷叔齐的故事讲清楚了，而前后所写的议论则句句都是亮点，结合司马迁本人的身世，其用意之深，思想之卓尔不群，跃然纸上。

伯夷和叔齐本是一个小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是哥哥，叔齐是弟弟，国君想传位给弟弟叔齐，但是叔齐觉得于理不合，又要让位给哥哥伯夷，但是伯夷坚决不答应，为了躲避离开了家乡，而叔齐也不愿意当国君了，两人就一起投奔周武王去了。

当时周文王刚死，周武王要起兵伐纣，伯夷叔齐拦着武王的战马，说：“父亲去世了还没安葬就起兵，这是孝顺吗？你是臣子去攻击君王纣，这叫忠诚吗？”面对这两个老古董，当时武王就要杀了他们，还是姜太公可怜他们忠义，放了他们。后来周武王灭掉了殷商，两人发誓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上，靠野菜度日，最后活活饿死。

伯夷叔齐阻拦武王

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典型的愚忠行为，商纣王横行无道，而周武王代表的是正义的力量，以周灭商是符合历史向前的发展规律的，而沉迷于前朝而不愿接受新事物的伯夷叔齐，岂不是愚忠吗？不过他们的这种行为，却非常符合儒家的忠君仁义思想。孔子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还说“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对他们的死节行为非常称赞。

但司马迁可不赞同这一观点，他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伯夷叔齐之死，对历史没有任何实际贡献，又和鸿毛有何区别？

所以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说，伯夷和叔齐都是至善之人，但最后的下场却是饿死，孔子的弟子中颜回最好学，但他最后穷困潦倒，连糟糠都吃不上。有聚众的盗贼杀人无数却能高龄而死，也有操行恶劣的不法之徒终身享受荣华富贵和安逸欢乐，有的人“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最后却横遭灾祸，这天道真的公平吗？

司马迁一生光明磊落、小心谨慎，却因为替汉朝将领李陵说了几句好话，就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在通晓古今的司马迁看来，这是所有耻辱中最严重的耻辱，“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其悲愤痛苦溢于言表。

看似司马迁在为伯夷叔齐鸣不平，实际上句句都在说自己的悲愤。

司马迁写史记

之后，司马迁又对伯夷叔齐表示了夸赞，一句“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堪称太史公的自评之辞，因为当他因替李陵求情而被汉武帝处罚时，左右没有一个人帮他脱罪，“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孤独的太史公就在那一刻体会到了什么叫举世混浊，什么是天道不公。

但在最后一段，司马迁笔锋一转，非常隐晦的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没有求死而苟活于世。他说伯夷叔齐虽是贤者，但也是靠着孔子的言语才天下闻名，颜回虽然好学，也因为是孔子的学生而被世人称道，而一些隐居的岩穴之士，即使取舍有规范也往往默默无名，实在可悲。

孔子与学生颜回

所以司马迁做了最后总结：“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民间的普通人，想锻炼自己的品德行为，建立自己的声望，如果不依附青云之士，又怎能留名于后世呢？

对于司马迁而言，谁是他的“青云之士”呢？显然不是那个带给他奇耻大辱的汉武帝，而是那部他用生命之力撰写的、留给千秋后世的无价之宝——《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