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细读|卡尔维诺《阿根廷蚂蚁》：当紧急状态成为常态

作家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的《阿根廷蚂蚁》是一篇寓言体小说。进入它并不需要太多背景知识的补充，比如作家何时写它、当时的时代背景如何，不需要，因为《阿根廷蚂蚁》是一篇自成体系的小说，它本身既是一个故事，也是作者对现实的感受，同时也是作家在文学中创造的一个奇观，但是，这个奇观又高度现实。

《阿根廷蚂蚁》是一个看起来很遥远的故事。对中国人来说，阿根廷是遥远的，阿根廷蚂蚁更加神秘，而小说中奥古斯托、毛罗太太这些外国人名，拉宽了我们和小说的距离。但只要把小说的主线概括出来，我们就能迅速感受到，为什么，《阿根廷蚂蚁》离我们又是如此之近。

在小说中，当蚁灾泛滥，政府派出灭蚁队，但政府并不希望蚁灾被消灭，甚至暗中破坏灭蚁的工作。这是为什么？

小说写道:

“我注视着他的动作，越来越感到厌恶。忽而，我发现妻子不见了。我用目光四处搜索了一遍，最后在庭院的一个角落里看见了她。雷吉瑙多和勃劳尼两家的篱墙在那里相连。克劳迪娅女士和阿格劳拉女士分别站在自家的篱墙边，指手画脚地讲个不停，我妻子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她们中间，她在洗耳恭听。我朝她们走去，反正包迪诺先生正在房后涂糖浆，那里没什么重要东西，怎么涂都可以，我不必看着。我听见勃劳尼太太在大声发牢骚，她挥着胳膊说：

“那家伙是来给蚂蚁喂补药的，哪是什么毒药！”

雷吉瑙多太太为她帮腔，但口气没有这么激烈：“如果有一天蚂蚁灭绝了，他们那些职员不就失业了吗？所以，您能指望他们正在干什么呢，太太?！”

“喂肥了蚂蚁，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成绩!”阿格劳拉女士愤然下了结论。”

保持可控范围内的蚁灾有两个好处:第一，避免灭蚁队的职员们失业。第二，小说没有明说的一点，是它能让民众保持对政府的依赖。因为只有政府能派出灭蚁队，有能力保护民众的财产安全，身处蚁灾的人，比其他时候都更需要政府的保护。

而我们只要把“蚁灾”替换成“紧急状态”，就能顿时明白这个故事。

也就是说，《阿根廷蚂蚁》是一篇讲述紧急状态的小说，卡尔维诺预言了紧急状态成为常态的后果。

因此，《阿根廷蚂蚁》写的不只是蚁灾，而是人类社会面对的一切灾害共同的本质。所谓蚁灾是一把打开紧急状态的钥匙，它能让读者看到不同人在紧急状态下的反应、联系，人与人的关系，总结起来就是一套微型社会的运作规律。这是《阿根廷蚂蚁》的小说内核，一个非常迷人的叙事推动力。所以，从第一句话开始，我们就会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

“我们搬来住时，对这里的蚂蚁一无所知，满以为往后会过得挺惬意。”

“满以为”三个字背后，就是危机的信号。卡尔维诺只用了这三个字，就让读者提心吊胆，忍不住想知道小说后面的进展。因为他暗示读者，一场危机将要到来，而这场危机和蚂蚁有关，“对这里的蚂蚁一无所知”的“我们”，势必会遭遇巨大冲击。

于是，故事的反转在第一句话就开始了。卡尔维诺轻盈的笔触下，是现实千钧的重量。

他没有磨叽，第二、三句话就交代了危机:

“天宇碧净，草木翠绿，景色宜人，对心事重重的我和我的妻子来说，也许宜人得有点过分。我们怎么能想到这个地方蚂蚁成灾呢?”

紧急状态即将到来。可这时候，卡尔维诺没有立刻去书写紧急状态，而是笔锋一转，去写人们在“山雨欲来风满楼”前的“悠闲”。

“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傍晚，我们就已隐约猜出，为什么叔叔会在这里生活得这么愉快。我们看见，人们用毕晚餐，便披着明亮的霞光，沿着通往乡村的街道，心旷神怡地漫步。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些人悠闲自得地坐在桥头纵目遐想。我们找到了叔叔常去光顾的那家酒馆后，心里就更明白了。酒馆后面与菜园毗邻。几个和他一样身材矮小、年事已高的男人在店里海阔天空，信口开河，自称是他的挚友。我相信这些人跟他相仿，也没有固定职业，靠打零工度日。其中的一个自称是钟表匠：准是吹牛。我们听见他们用一个绰号称呼奥古斯托叔叔，大家来回说着这个绰号，还加上一些评语。柜台后面站着一位芳龄早过、体态丰满、身穿绣花白衬衫的女人。我们见她冷笑了一下。我和妻子觉得，这一切是奥古斯托叔叔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有一个外号，听凭别人跟自己打趣；晚上到桥头稍坐片刻后，到酒馆里去看那位身穿白绣花衬衫的老板娘走出厨房、走进菜园；第二天到任何一爿点心店里去卸几个钟头货。他离不开这一切。我们终于明白了，他在我们老家逗留的那些日子里，为什么一直惦念着这个城镇。”

他为什么要写悠闲？这是一个小说家慢悠悠的闲笔吗？

《阿根廷蚂蚁》其实是一篇紧凑的小说。

如果把小说比作一个个人，那么《百年孤独》可能是个深藏不露的部落酋长，《平凡的世界》是闯荡四方仍然赤子之心的游子，而《阿根廷蚂蚁》，就是一位体态轻盈、没有赘肉、在米兰咖啡馆闲坐，却又用冷峻的眼光打量众生的女郎。

卡尔维诺是冷峻的。

他写人们的休闲，是在为后面的慌乱蓄力。

如果还不太明白，不妨对比新冠病毒性肺炎期间，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在封城前和封城后的变化。封城前，人们以为病毒只发生在遥远的东方，他们不戴口罩，群体聚会，在可容纳十万人的球场观看比赛，在悠闲的咖啡馆里静坐喝茶。

恐惧就要带来，而一切悠闲如水。不久后，这场病毒就要带走上万人的性命，同时把成千上万的国民置身于恐惧之中。

而这，首先来源于人类的盲目和自信。

写悠闲，正是在写灾难的前奏。人们越悠闲，越不知道防备，在灾难中遭受的生离死别就越多。

卡尔维诺仍在不紧不慢地蓄力。他好像东说一些，西说一些，没有条理，但每一段，都紧紧扣住蚁灾这个紧急状态。

比如在写到毛罗太太指着她租给“我们”的住房时，小说漫不经心地提到:

“稍后，她伸出手，用指尖在墙上掐了一下，随即使劲甩手，仿佛指头上沾着污水、沙子或灰尘。我们深信是蚂蚁爬上了她的手指，虽然她自己没说。屋里有几只蚂蚁，就像每所房子都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很自然的；可我和妻子总觉得她想瞒着我们，唠叨也好，嘱咐也好，都是为了突出别的方面，掩盖这件事实。”

又比如：当“我们”住进去，看到邻居雷吉瑙多先生拿着喷雾器时，“我们”问：“雷吉瑙多先生，您提着喷雾器干什么？”

他的回答是：“嘿，蚂蚁……这些蚂蚁……”他边说边笑，仿佛不把蚂蚁当回事。

毛罗太太和雷吉瑙多先生代表了两类人。一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瞒报的人。毛罗太太为了把房子租出去，隐瞒了屋子里蚂蚁异常增多的事实。雷吉瑙多先生没有隐瞒，他只是不太在意。他更像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大多数，灾难没有危害自身时，我们并不在意。

雪崩前，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然而，身处局中的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危机开始了。

小说进入了它的快节奏。那些危险的信号在迅速增多，在主人公的家里，自来水龙头上发现了蚂蚁，一队蚂蚁正顺着墙壁往下爬，很快，蚂蚁爬到人的手上。“我们张开手掌，凑到眼前，仔细观察它们的模样；同时不停地转动手腕，以免它们顺着胳膊往上爬。这种蚂蚁体型很小，几乎无法捉住。它们一刻不停地爬动着，好像跟我们一样浑身奇痒，不动不行。我突然想起了它们的名称：阿根廷蚂蚁；是的，它们被人叫做阿根廷蚂蚁。以前我曾听说过这个城镇里有阿根廷蚂蚁，这是肯定的；但只有现在才明白，这个名称和一种什么感觉联系在一起：一种难以忍受的、用任何办法也不能消除的痒感。使劲挥动胳臂也好，拼命搓手也好，全都无济于事，因为总会有几只蚂蚁顺着上胳膊或袖管，悄悄爬到我们身上来的。这种蚂蚁被掐死后，像一粒粒黑色的小细沙似的往下掉，但它们那股刺鼻的蚁酸味却久久地留在我们的指头上。”

在这里，卡尔维诺把叙事镜头从宏观镜头调整成微观镜头，从全景式书写，转移为对蚂蚁爬到人身上的细节描写，这些描写由外至里，刺激读者的感官体验，高度画面的笔触，瞬间把读者抛到了蚂蚁侵入的恐惧情境。

卡尔维诺在《阿根廷蚂蚁》里展现了稳定的宏观叙事和微观叙事，而这是一个成熟小说家的基本能力，但如果只做到这一点，卡尔维诺就还不是他，他可能只是一个基本功扎实的匠人小说家。

真正体现他的才华的，是小说几处漫不经心的对话。

“她反复说道。“屋里一直有蚂蚁，只不过我们现在刚发现罢了！”仿佛蚂蚁早被发现的话，事情就会大不相同似的。”

卡尔维诺在这里突然插入一句议论。“仿佛蚂蚁早被发现的话，事情就会大不相同似的”，这并不是主人公的话，而是卡尔维诺作为叙事者的在场。也就是说，作家在此时并没有始终如一地选择隐于幕后，而是以微妙、难以被察觉的方式，悄悄露出脸，在小说文本内完成对故事的评论。在故事中穿插议论，对新人作家来说是大忌，但是对卡尔维诺来说，这是一件举重若轻的事，因为他懂得如何使用议论又不折损小说的质地，他参与到小说的多声部对话中，但不是以一种盛气凌人的、启蒙教主式的姿态，而是有点幽默、有点玩世不恭、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意大利老顽童。

卡尔维诺提出的问题，是灾难发生的根源，究竟是“我们没有发现”，还是“我们发现了也仍旧让它发生”。瞒报、漏报是表面因素，但导致瞒报、漏报、大众漫不经心的原因是什么？谁在运用宣传机器？谁在定义何时安全、何时紧急？一言以蔽之：紧急状态的受益者是谁？

当“蚁灾”发生后，不同身份的人暂时团结起来，一同对抗蚂蚁的侵袭。在小说中，雷吉瑙用各种蚂蚁药对付蚂蚁，伯劳尼上尉自己设计了各种装置对付蚂蚁，毛罗太太不会设计装置，就坐在阴凉和封闭的别墅里忍受着蚂蚁的叮咬，而“我”的妻子在忍无可忍之下，找蚂蚁防治局的职员——“蚂蚁人”包迪诺要个说法，可包迪诺也只是个小人物，他根本不能决定什么。妻子在无奈之下意识到一个道理：本地人已经对蚁灾习以为常，他们内心深处并不决心消灭灾害。

当紧急状态成为常态，麻木的情绪侵入到人们的血肉，那是比蚁灾的痛感本身，更深入人类骨髓的一种存在。麻木导致人们的痛感降低，也导致人们愤怒的能力在萎缩。

在小说的空间里，真正愤怒的其实只有新住进来的“我们”，而那些早已习惯了的人们，与其说是在反抗，不如说是在习惯。当麻木成为它们的底色，改变现状已成为不可能之事。而这，才是阿根廷蚁灾不会停息的心理根源。

到最后，就连“我们”也对现实妥协。不再追问，而是投入了面朝大海、安慰自己的小确幸。小说结尾是这么写的：

“太阳已偏西。我们沿着林阴大道和傍山小路朝前走。老城的一角还沐浴着阳光，那边的房子由灰色的海泡石砌成，窗棂上抹着灰泥，屋顶长满青草。这个城镇呈扇形展开，房屋依山而筑。山坳间空气清新，大地这时染上了紫铜色。孩子回过头去，不胜诧异地浏览着这一切。我们也部分受到了他的感染，觉得颇为新奇。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是很甜蜜的，我们似乎接近了这种时刻，心头的伤口也仿佛渐渐愈合了。

……

我们来到港口，面前便是浩瀚的海洋。海边有一排棕榈树和几条石凳。我和妻子坐下，孩子乖乖地待在一边。妻子说：“这里没有蚂蚁。”我接过她的话柄：“而且空气新鲜。在这里待着真舒服。”

海水忽进忽退，拍击着栈桥边的礁石。渔船在轻轻晃动，肤色薰黑的渔民们把一张张红色的鱼网和一个个鱼篓放进船舱，准备晚上出海捕鱼。海面平静，只是颜色在不断变化，时而蓝，时而黑，越到远处，色调越深。我想着远方的海水，想着海底的无数细小沙粒，以及被潜流带到海底、被波涛冲刷得干干净净的洁白的贝壳。”

作者: [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萧天佑 / 袁华清
出版年: 2006-9

编辑|甲壳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