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用文学回应现实

现代快报讯（记者 王凡）“新冠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深层次的哲学现象。”近来，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生在网络频频发声，书写十多篇文章，特别强调疫情之下人们应该有的对于自身的反思和对于他人的同情。张生将此视为一个大学老师的职责，而他的发声与他从事的学术领域法国理论研究有关，“萨特、加缪，这些法国存在主义作家，特别强调文学对于现实的介入。作家或者人文学者，应该用自己的创作影响社会。”

深耕学术的张生，转身重回虚拟小说世界，用文学回应现实。

△同济大学教授张生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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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份证的意义上讲，我是武汉人。”张生说。

1987年，张生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在武汉，他办了自己的身份证。

“那时校园里文学氛围很浓，中文系的人大都是抱着作家梦来大学的，我们一知半解地谈弗洛伊德、尼采、萨特、海明威、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虽然一篇像样的小说也没写出来，最多写几句分行的叫作诗的东西，但大家都有一种奇怪的自信心，觉得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否则，还读什么中文系？”张生这样开启了自己的文学之路。

他回忆，那时候老师特别强调学中文的人一是要关心文学，二是要关心社会。加之当时存在主义思潮对他们这代人的影响很大，像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都想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人最宝贵的就是可以通过自由的选择来完成自己。他特别强调一个人的选择，即怎么使你个人的生活以及事业变得有意义，关键看你如何选择。“萨特、加缪，这些存在主义作家，特别强调文学对于现实的介入性，这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作家或者人文学者，对社会要有介入性，用你自己的创作介入社会。”

四年后，张生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读研。“南大对学生的学术训练，讲究从史料出发，讲究对于原典的阅读，并注重启蒙精神，这对我和同学们的触动很大。”而当张生在上海交大工作几年后2001年又重回南大跟着丁帆教授读博时，他发现南大的学术传统依然没变。这番来自象牙塔的学术滋养对张生而言可谓影响深远。

从未离开象牙塔的张生，也见证着文学在校园的流变。他说，上世纪80年代他们读大学的时候，最好的文科生肯定是学文史哲，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文系的生源急剧减少，很多人学中文并不是第一志愿。最近这些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们越来越尊重孩子们对文学的兴趣。在课堂上，他能感受到学生们对文学的热情。“现在学生的文学修养，比我们那时候好很多。文学的影响并不式微，喜欢文学的人非常非常多。”张生形容，这三十多年间的变化就好像走了一个哑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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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那天，张生刚刚结束一节网课。“上网课给人的压力，比上正常的课大。”他说。

“我从1994年开始教书，从交大教到同济，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学生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大学里应该有各种观点的碰撞，世界是万花筒，这样可以让学生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让学生能够客观看待不同国家的文学、文化，更加具有包容性。”目前他主要教授的是创意写作，以及给硕士和博士上文艺美学专业的法国理论研究课。两门课程，也指向他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两个方向。

张生这些年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法国理论研究上，出版了《还我至尊：巴塔耶哲学思想研究》等专著，已经多年没有涉猎中短篇小说，前段时间他终于重返小说创作。“有时候生活和文学是一回事，只不过，有的时候生活模仿小说，有的时候小说模仿生活罢了。”

新作《敦煌招生录》登载于《花城》，这是一篇取材于参加高考招生的亲身经历的小说。张生笑称，自己仿佛又变为当年那个文学青年，重新回到虚拟的小说世界让他忘记了现实的喧嚣。“重新开始当一个作家的感觉很新鲜，充满挑战性。很多编辑都不认识了，我又像当年一样投稿，接受退稿，再做修改，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学术研究，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不会忘记文学。”张生坦言，有一种单向性的看法认为是作家只能写小说，是学者只能做学术。但回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们，像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他们的写作兼顾了学术性、文艺性、翻译性。同样像萨特，他的创作不仅有戏剧、小说，也有哲学著作。

“有些东西学术不适合表达，就放到文学作品中表达。人不应该自我设限，能走多远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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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近来针对新冠的持续发声，张生直言，作为一个老师、一个作家，有必要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和大家分享，否则是一种失职。

张生的发声与他的学术研究紧密相连，比如在一篇文章中，他谈到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宗白华先生也是个‘文化批评家’，他曾经批评我们的文化里缺乏一种博大的情怀，尤其是‘同情心’。他认为人在生病病危的时候，才能真正‘体验’自己，同时，因为卸下了面具，‘也才天真坦白地呈露了自己’，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同情心’的‘灌溉’。”

除了同情之外，张生非常强调的是自身的反省。他从哲学层面分析说，一次次思考死亡可以让我们一次次摆脱对于死的恐惧，从死亡的恐吓中逐渐坚强，是从中观照和反思自身的机会。他谈到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孔子的这种对生的执着却让我有了种意外的感动，因为要求‘知’生，就是要求人去了解‘生’，要把‘生’的问题搞清楚，同时去勇敢地面对‘生’的一切，因为‘生’不仅有善还有恶，这也是一种可贵的智慧和勇气。”

张生说，疫情之下，修复显得尤为重要。“好好修复一下自己的长期不知不觉被现世的各种东西所影响而受到束缚的心灵，努力让自己回归‘自然’的状态，在疫情仍在持续的状况下，整理一下自己精神的碎片，扫描一下自己脑子里可能感染的病毒，压缩一下被挤占的心灵空间，重新试着像一个正常健康的人那样思考问题。”

张生一共写了十多篇文章，他希望能够更深刻地思考我们在文化、思想上存在的局限性。当然，这只是他个人角度的反思，他不讳言会有个人思想的局限性和情感的盲区，有些观点大家不一定都能接受，最主要还是抛砖引玉，给大家多提供一些视角。

对话

找到合适的距离反思

现代快报：哪些人对您的学术研究起到指引性作用？

张生：我学现当代文学，受胡适的影响比较大。但我后来主要从事的是文艺美学的教学，这要得益于南大特别强调研究生的理论训练，老师们文艺理论方法的教学对我影响很大。这些年我主要做法国理论研究，还有一个是宗白华的美学思想研究。我希望通过宗白华，来看看他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及美学的认识，同时了解他对于西方的美学研究。我从交大调到同济教书后，才知道宗白华是同济的校友，又在南大教过书。我很希望通过宗白华来了解同济人文方面的学术传统，同时了解母校南大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历程。这也是我研究宗白华很重要的原因。

现代快报：针对新冠疫情发声，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张生：首先有私人的原因。我大学是在武汉华中师大读的，我有一些亲戚、大学同学、要好的朋友都生活在武汉，所以情感上不可能不关心。另一方面，和我从事的法国理论研究有关。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具有广普性。当代法国哲学家们的思想不仅包括文学、艺术，还有对社会问题的考察，对哲学、政治问题的研究，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当我看到新冠疫情暴发出现的问题之后，就很自然把法国理论研究结合到一起。我试图摒弃掉一些情绪性的东西，分析一些问题的存在。从早期的慌乱到逐步的有序，我们每个人都第一次经历，我觉得很有必要把这些想法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从反思的角度讲，在全球化的社会里，我们不能有个人的优越感，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习惯性地把问题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外部，也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看看哪些方面还做得不够好。这不仅是西方启蒙传统，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吾日三省吾身”。

说到同情心，宗白华非常推荐叔本华，叔本华认为，同情是道德的根源。中国传统里也有很重要的同情，非常讲究推己及人，像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现代快报：您推荐的最佳读物是什么？

张生：一些和疫情有关的文艺作品开始流行起来，这其中尤其是加缪的《鼠疫》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成为时尚人士的标配。我推荐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我很早就读过这个，在当下读更能引发大家的深思和共鸣。这次我进行了重读并向学生们推荐，还特意写了书评分享给大家。

现代快报：您多年前写过一篇以东北鼠疫为背景的小说《结局或者开始》，还会再写有关疫情的新作吗？

张生：现在来看，我当时只是写了鼠疫到来以后所引发的灾难，后面的反思不够。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没有切身的体验，只是从叙事上完成小说。现在处理同样的题材，可能会有更多情感和想法。至于会不会再次创作疫情题材的小说，我想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拉开一段距离之后会比较好，找到合适的距离反思这段经历，能够从容写作的时候，也许会写。

张生

原名张永胜，1969年9月生。作家，学者。曾先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及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曾任交大中文系副主任及同济中文系主任，现为同济大学中文系及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文艺美学专业法国理论方向博士生导师。已出版长篇小说《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忽快忽慢的旅程》等，短篇小说集《乘灰狗旅行》等，专著《时代的万华镜：从〈现代〉看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还我至尊：巴塔耶哲学思想研究》，译有朱迪斯.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波德利亚《美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