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日志｜从禁足看到的社会不平等：来自法国学者的思考

2020年3月19日，在米卢斯地区的Emile Muller医院，新冠病毒的病患过多，医护人员正把一位病人抬向医用直升机，以便把他运往另一所医院。SEBASTIEN BOZON 图

我是一名社会学家，不是新冠病毒，或者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就目前而言，我还算走运，我和丈夫以及五岁的儿子被禁足在我们位于市区的公寓里，在一天的不同时间里，我给儿子上课，并远程工作。我妹妹呢，则和她的丈夫以及4个月大的女儿被禁足在60平方米大的巴黎公寓里，她那年轻、爱运动、出色的丈夫，在协助卫生机构工作数周后，（于3月12日）被测出新冠病毒阳性，如今病情刚刚稳定下来。八天来，他们的生活如同炼狱。

但我这些天从社交网络，比如whatsapp、 instagram、facebook上看到的一切让我恐惧。疫情之下，我们这个社会的放大镜让我寝食难安。我感到羞愧。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巨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以从未有过的程度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并使其成为了可见的、明显的、紧急的问题。这些方面包括：生活条件、感染风险、家务的管理、父母的分工、对孩子的教育。

医护人员和公共服务人员（警察、老师），还有城市的底层人员（清洁工、保安），不仅在一线抵抗病毒的蔓延，同时更保证了社会生活的继续（保障人们的安全、博物馆的安全等），而那些上层人员，由于他们频繁的社交活动和外出旅行，本应更多暴露在病毒前，但却离开城市躲了起来。而这些，我们并不提及。

从周二（3月17日）中午开始的 禁足的确加倍放大了生活条件的不平等：狭仄的空间，拥挤或不卫生的居所，通常针对的是居住在学生公寓、保姆房、单身公寓或半地下室的大学生，但也有居住在大城市的平民阶层和中等阶层，由于房价的提升和私人租房市场价格的提升，他们近十年来才刚刚定居到城市中心。另外，还有那些勉强符合SRU法案（注：法国的城市规划和住房法）所规定的“体面居所”的住客。然而，因公共卫生的原因而外流的人口所空出的住房并不是这些。完全不是，那是一些宽敞的、明亮的、干净的、便利的住房，位于首都的富裕街区，由那些上层阶级的家庭居住。这些家庭现在住到了远离城市的度假屋里，或者专门租的连接着互联网的花园别墅里。

在城市中，一线医护人员处理每天的紧急病况，公共服务人员保证了社会生活的继续。这些人都必须留在原地。他们不能走，有时候更是不愿意走，因为他们遵守其“公共服务”的职业道德。

然而，当医护人员没日没夜地工作，当收入微薄的蓝领打扫我们的城市并保证供给，当他们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在做这些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却不能远离城市的危险。不，他们被禁足在同样狭仄的公寓里，如果他们不能被接收到专门为疫情设立的幼儿照管所的话。他们的父母无法保证由教育部紧急提出的“不停学”的要求。在这样一种工作条件和物质条件下，他们完全不可能保证作为家长本应承担的教育工作。

这些“不停学”的指令最终又对谁有用呢？那些本应由教授负责的线上课程，事实上都由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大量的临时代课老师所承担，而这些代课老师的生活条件也变得越来越糟，正如最近在媒体上热议的众多社会运动——反退休法案改革和反LPPR法（译注：法国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里对公务员体制的一种改革）——所揭示的。再仔细想想，“不停学”这一要求又怎么不会滋养出社会不平等呢？用移动电话上课压根就不容易，而拥有一台手提电脑、一个自己的房间、一台打印机，也都是被不平等地分配着的。这些，都应该在这次危机之后被铭记。

最后，当然还有在新冠病毒前暴露的风险的不平等。那些在一线的人——护士、全科医生、护理人员、担架员，还有洗衣工，清洁工——他们确保了医治、清洁、浣洗，阻挡新冠病毒在法国的蔓延。他们治疗了这种“富人病”，却因各种原因——愈加彻底的城市隔离，经济不平等的增长，公共服务的削减——而被近年来的致富模式长期隔离在外。这些，也应该在这次危机之后被铭记。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城市。巴黎富裕街区的家庭都离开了。然而这些家庭是否可以另做打算？他们是否更应该留在巴黎？比如帮年迈的邻居买东西，或者帮助因感染病毒而被完全禁足的年轻夫妇？还是说，离开城市去度假屋，将有助于缓解巴黎地区近乎饱和的医院床位的压力？但是他们难道不会作为病毒的潜在携带者而把病毒也带到乡村市场或海滨浴场吗？

正义应该得到伸张，但并不是在个人层面，而是在群体层面。我想说的是，应该增收一种特别的财富税来修正、消除、弥补不平等，来支付医护人员和全体公务员（警察、教师、门卫）毫无保留的服务，正是这些人控制了危机，并保证了社会生活的继续。

我还想说，应该增强对医院、学校和大学的投资，从而弥补我们社会落后的地方，用一些体面的基础建设为我们的未来做好准备。马克龙 重申过，这些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石，是我们共和国的源头；他在周一（1月16日）的电视讲话中说到，新冠病毒是一个分水岭，有一个“之前”，一个“之后”。（马克龙说：“危机过去之后，我们不可能重新回到危机之前的日子。”）我希望我们的政府给医护人员和所有行动起来的雇佣劳动者伸张正义。应该有一个“之前”，和一个“之后”。就道义而言，更应该有“之前”和“之后”的区别。只有这样，这次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才不会无疾而终。

（作者Anne Lambert系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译者南楠毕业于巴黎高师社会学系。此文3月19日首发于赫芬顿邮报法文版，经授权翻译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