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期因疫情防控待在家中,看了一部纪录片《万历朝鲜战争》。这是一部中韩两国合拍的纪录片,内容真实客观,让我的思绪仿佛回到了四百年前的那场战争当中。在剧中,身为提督的李如松是毋庸质疑的男一号,他掌控全局,运筹帷幄,身先士卒,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那么真实历史上的李如松是否如剧中所描绘的那样呢?
带着疑问,翻阅史料,我们看到真实历史当中的李如松在朝鲜战场上并非乾纲独断,他是战役的指挥官,却处处受制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经略(古代发生战争事,掌管一路或数路军、政事务的官职,且职位高于总督)宋应昌。
那么,一代名将为何受制于文官?宋李之间的矛盾只是偶然吗?本期话题我们就来谈一谈宋李二人在朝鲜战场上产生矛盾的因由,并探讨明朝以文制武方略在后期所显露出的弊端。
一 朝鲜战争风云起,宋李相识矛盾多
1,倭寇入侵朝鲜,宋李组合形成。
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统一日本的太阁(日本仅次于“陛下”的尊称)丰臣秀吉在野心的驱使下集结兵马入侵朝鲜半岛。仅仅两个多月,朝鲜八道尽失,三都瓦解,国王李昖仓皇逃出平壤,向宗主国明朝求援,明神宗万历帝决定派兵增援。
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领5000兵马救援朝鲜,结果因轻敌冒进,五千将士全部殉难,祖承训只身逃走。万历帝闻讯大怒,随即部署新的东征军。对于将帅人选,万历帝任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山西总兵官李如松为提督。简单的来说,宋应昌是帅,负责战略规划和后勤保障;李如松是将,负责战场指挥和军队调度。
宋应昌,字思文,号桐冈。浙江仁和县(今杭州)人。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绛州知州。历任济南知府、福建布政使,进副都御史,巡抚山东。曾经上疏《海防事宜》,预策倭患,献选将、练兵、积粟三策。就履历来说,宋应昌进士出身,是一位文官。但他同时也精通兵事,对于倭情也十分熟悉。由此看来,万历帝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才作出了这些合理安排。
再来看李如松,辽东铁岭卫(今辽宁铁岭)人。辽东总兵李成梁长子,明朝名将。李如松骁勇善战,初承父荫授部指挥同知,充宁远伯勋卫。因战功迁署都督佥事,为神机营右副将。后升任山西总兵官。李如松自幼跟随父亲,熟知战法,加之屡立战功。在他平定宁夏之乱后,率部前往朝鲜,担任东征军指挥官。
满腹经纶的文官,骁勇善战的武将,看似天衣无缝的安排,实质上却矛盾重重。
2,宋李初见,矛盾初现。
十二月,李如松动身前往辽东。在此之前,先行一步的宋应昌在辽东召集兵马,筹措粮饷。如果文臣武将合作顺利,剿灭倭寇,指日可待。然而二人第一次相见,就发生了不愉快。
“如松新立功,气益骄,与经略宋应昌不相下。故事,大帅初见督师,甲胄庭谒,出易冠带,始加礼貌。如松用监司谒督抚仪,素服侧坐而已。”---《明史·李如松传》
原来,按照明朝官制,身为武将的李如松见上司宋应昌应该身穿铠甲拜会,在离开的时候,换成平时的服装。结果刚刚在宁夏战役中立功的李如松直接穿着平时的衣服来拜见上司。
平壤战役是万历朝鲜战争的转折点(绘画)
这着实让宋应昌感到不快,然而更加不快的还在后头,李如松竟然直接坐在了宋应昌的旁边。这通常是监司谒见督抚的礼仪,是文官谒见上司的礼仪,而李如松却是武将出身。宋应昌虽然内心不快,却感到无奈,毕竟李如松刚刚立功,趾高气扬,自己也不好说什么。然而,二人的矛盾就此埋下隐患。
二 矛盾升级,宋李不和
1,战争初期,掣肘丛生。
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如松渡过鸭绿江到达朝鲜。在面见朝鲜国王时,李如松说:“俺受命东征,权任既重,不受总督制,事辄专行。”面对附属国,李如松和宋应昌的不和表现的十分明显。李还曾让朝鲜国王不必听宋应昌的差遣,自己全权负责朝鲜战场。
在辽东坐镇的宋应昌也没闲着,在前线粮食短缺,马匹紧张的情况下,掌管后勤大权的宋应昌居然擅自扣留1000多匹战马。明朝东征军分为北军和南军两部分组成。北军,又称“辽东兵”,以骑兵为主,是李如松的嫡系部队。宋应昌扣留战马导致北军马匹无法获得补充,这无疑是为了针对李如松。
2,战争结束,抢夺军功。
随着平壤战争的胜利,论功行赏自然是免不了的。按理来说,李如松身在前线,制定战术,甚至身先士卒,斩杀倭寇,功劳自然是最大的。然而宋应昌却在大捷之后来抢功劳。
“大功则提督成之,而经略及刘员外,袁主事,先到尔国,赞画成功,尔国当以此意为咨文,闻于皇上。”---《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
面对宋应昌赤裸裸的抢功,李如松的愤怒自不用说。就连朝鲜人也看下去了,朝鲜国王为李如松叫屈:“指挥何人也?提督一人之力耳。无实之言,不可言于皇上。”从当时来看,宋应昌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功劳的确不如在前线奋战和指挥的李如松。抢夺功劳之事加深了宋李二人之间的矛盾。
3,二人相轻,嫌隙增多。
在恢复平壤之后,朝鲜为了感激李如松,决定给他建生祠。宋应昌听到之后,不屑的说:“如松不过平壤一捷,事未完耳,何至于此?”对于李如松,宋应昌始终是鄙视的态度,认为平壤大捷是自己谋划得当,李如松不过是一介武夫和执行者而已。
其次,宋应昌挑拨朝鲜与李如松之间的关系,使朝鲜诸军不听从明军指挥。明万历二十一年 ( 1593 年)五月二十七日,朝鲜接伴使李根寿说: “经略催提督进兵,而提督不进,故使吴、刘、骆三将,率其军进战,且使我国诸军,不听提督指挥,而只听吴、 刘、 骆三将节制矣。”
至于李如松对宋应昌的看法,更是鄙夷。在他眼里,宋应昌不过是“军需之官,寸功未立。”二人之间互相瞧不起,间接导致了碧蹄馆之战的惨败。
三 矛盾爆发,军心不稳
1,挑拨诬陷,安插眼线。
之前提到过,东征军由两部分组成:南军和北军。李如松自然是北军的利益代表,而南军虽然不是由宋应昌亲自统率,但却是宋应昌的亲近部下。南军士兵大都由浙江人构成,而宋应昌正是浙江杭州人,其作为南军利益代表可谓不言而喻。
万历朝鲜战争日本方面称为文禄·庆长之役(形势图)
平壤之战,南军充分发挥步兵在攻城战中的优势,率先攻破城门,为战役获胜立下汗马功劳。“是战也,南兵轻勇敢战”, “浙兵先登,拔贼帜,立天兵旗麾。”但是在论功行赏时,李如松偏袒北军,激起了南军的强烈不满。
朝鲜大臣柳成龙的奏章中提道:“提督攻城取胜,全用南军,及其论功,北军居上。以此军情,乖张。”而宋应昌则利用南北军的矛盾,使南军与其保持密切联系,“军中之事,则南兵每密通于宋侍郞。”宋应昌这么做,无非就是搜集李如松的罪过,一来是为南军鸣不平,二来正好可以杀一杀李如松的锐气。
果不其然,不久在北京的言官就上书弹劾李如松杀良冒功。“提督攻平壤时,多杀鲜人,削发斩级,以为贼首。”面对诬陷,李如松不得不上书辩护,声称所杀朝鲜人都是投降日本人的奸细,并非朝鲜良民。
2,战略相左,碧蹄失利。
平壤之战后,面对朝鲜君臣督促出兵的请求,李如松决定一鼓作气,收复汉城。然而,远在辽东的宋应昌并不同意。宋认为平壤之战,明军疲惫,不应该继续南下。否则贪功冒进,有可能中了敌军埋伏。其实宋应昌的想法是正确的,明军需要休息和补充军备。但此时的李如松根本听进去,原因无非有二:一李如松贪功,并且由平壤大捷产生了轻敌的思想;二宋应昌自开战以来,处处掣肘,李如松早有不满,这次自然也不会听他的。
随后,李如松贪功轻进,果然如宋应昌所预料,在碧蹄馆中了埋伏,明军死伤惨重,退回开城。宋李二人的矛盾导致战争失利,随着明军失利,战争进入和谈阶段。二人之间的矛盾之深,已经到达水火不容的地步。
3,暗杀事件,关系破裂。
据朝鲜史料记载,宋应昌曾经指使朝鲜人暗杀李如松,不乏“宜谋害提督”、“可越墙杀害”这样直白的表露,宋李二人的矛盾,使朝鲜人对明朝军队产生了怀疑。此事记载在朝鲜史书《宣祖实录》中,朝鲜人没有理由诬陷宋应昌,看来应该确有此事。在随后的进程中,和谈取得成功,宋李二人相继回国。由于宋应昌的指使,李如松不停地受到言官弹劾。幸亏万历帝的庇佑,李如松才安然无恙。
四 宋李不和是偶然还是必然?
宋李的不和绝非偶然,这与当时明朝采用以文制武的方略、南北之争的由来以及宋李二人迥然不同的性格都有着必然的联系。
1,以文制武,武将的悲哀。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鉴于元朝武将势力极大,采取了以文制武的政策。朱元璋本是底层出身,他剪除武将的措施也很粗暴。洪武三大案之一的蓝玉案就是朱元璋为了削弱武将势力而采取的措施。
朱元璋还定下祖制,凡有战事,文官担任一把手,武将只能担任二把手。后世子孙自然遵循,所以有明一朝,武将在战争中永远处于第二位,这与当时以文制武的祖制不无关系。
纵观整个明朝,戚继光虽然是抗倭名将,但他的上头永远都有一个进士出身的胡宗宪压着他。即便他后来升任蓟辽总督,也避免不了受文官出身的经略节制。再比如明末的袁崇焕,孙传庭,洪承畴等无一不是文官出身。这便是明朝文官掌军的祖制,武将没落自从宋朝之后便已经开始,所以宋应昌屡屡压制李如松也就成为司空见惯之事。
2,南北之争,明军的弱点。
南北之争,自明朝建立就已经初现。明初的科举考试就曾因南方人居多,引起北方举人的不满。随着王朝的巩固,南北之争已经延续到整个朝堂和军队。前面提到宋应昌代表南军,李如松代表北军。在军功的分配上,二人肯定是互不相让。李如松的偏袒北军更是激化了南北矛盾,宋李作为南北利益代表自然会大打擂台,产生摩擦也就不足为奇了。
3,宋李性格迥异,也是二人不和的原因。
文官武将由于升迁的途径不同,性格自然是大不相同的。文官出身的宋应昌长的儒生模样,温文尔雅,处事稳重,又熟读兵书,深谙谋略。再加上明朝重文轻武,文官出身的宋应昌对于大老粗李如松自然是谈不上有好感的。在见李如松之前,宋应昌曾问旁人听说李在宁夏杀人过多,这是令天下耻的行为。可见文官对武将的鄙夷。
再来说武将李如松,出身武将之家,自幼随父出征,为人处事简单粗暴,对于文官出身的宋应昌,他打心眼里头看不上,认为文官只会舞文弄墨。李如松刚刚立下宁夏平叛的功劳,受到万历帝的宠信,难免居功自傲,他和宋应昌之间产生矛盾也就是时间和场合的问题而已。
宋李二人在朝鲜战场上的矛盾,看似是因为性格不同,争夺功劳。其实根源是明朝以文制武,重文轻武的祖制所导致的。虽然明朝是以武定国,但在立国后迅速学习宋朝的重文轻武,用来防止武将拥兵过重,危害江山。可以这么说,以文制武在早期给明朝带来了稳定,国家欣欣向荣。可是随着军制腐败,到了晚期,以文制武就成为了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明朝的灭亡也与这一制度有关。
明朝后期,皇帝死守以文制武的祖制,以至于让毫无军事才能的文官担任主帅,比如明末文官出身的熊文灿奉命征讨农民军,由于迂腐死板,作战没有方略,致使张献忠进入四川,从此农民军壮大,成为了灭亡明朝的生力军。再比如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身为文官的主帅杨镐优柔寡断,毫无谋略,导致战役失败,建州女真进一步壮大,成为重要边患。诸多的例证无不体现了明朝以文制武方略在后期所显露出的巨大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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