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林坚林间正道

　　“共产主义”一词原意为“公有”“公共”。“共产主义”汉字最初在日文中出现。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中国共产党”名称的是蔡和森。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有两大使命的是李达。

　　“共产主义”的原初含义

　　“共产主义”一词源于古代拉丁文communis，意为“公有”、“公共”。

　　19世纪30年代法国工人秘密团体开始把“共产主义”用作他们要努力争取的在消灭资本主义之后实现的理想社会的目标。19世纪20、30年代，在法国、英国开始流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术语。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

　　按《德华大辞典》解释，德文Kommue有“公有公用”、“公社”的意思，如“原始公社”、“巴黎公社”。在《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的德文是Kommunismus。

　　起初“社会主义”主要在有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流传，“共产主义”更多的在工人当中盛行。

　　“共产主义”汉字最初在日文中出现

　　19世纪70年代之后，西风东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等词都是日本人采用繁体汉字译为日文。日本学者加藤弘之于1870年在《真政大意》中用日文片假名音译西方“社会主义”一词，西周于1871年在《百学连环》中意译为“会社之说”，福地源一郎于1878年6月《东京每日新闻》上第一次用汉字意译为“社会主义”。

　　有关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的译词研究，日本前国立国语研究所研究员宫岛达夫有一篇重要文章《〈共产党宣言〉的译词》[18]，他比较了各个日文版本后，对译词的演变过程做了详尽的分析。他说：通过比较《共产党宣言》的日文译本可以看出近代日语的变化。出于这一目的，他在论文的附录里按时代顺序列出了120多条译词的演变情况以便对照。比如，就“共产党”“共产主义”之概念，日文最先是在1870年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里出现音译的コムミュニスメ，后经过“共同党”（1878）、“贫富平均党”（1879）、“通有党”（1879）、“共产论”（1881），在1881年植木枝盛的文章（《爱国新志》第三十四号）里出现“共产党”一词，随后在1882年城多虎雄《论欧洲社会党》（载《朝野新闻》）里同时出现“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字样。

　　石谷斋藏在1891年出版的《社会党琐闻》一书里，介绍了当时著名的社会主义文献，其中对《共产党宣言》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893年，深井英五在《现时的社会主义》一文里介绍过《共产党宣言》。1898年10月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幸德秋水与其同志共同创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分别在1901年和1903年发表了《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文章。1904年11月13日，日本《平民新闻》周刊第53号，为纪念该报创刊一周年，发表了堺利彦和幸德秋水从1888年赛·穆尔从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译出的英文版翻译为日文的《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未译）。1906年3月，堺利彦在他主编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再次刊登《共产党宣言》全译文（补译了早先略去未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仅在文字上对1904年版作了部分改译。1907年即出版了该书日文单行本。日本人把英文Communism译为“共产主义”。他们当时把“共产”的“产”解释为“财产”的“产”。后来，共产党按这个意思，把一切财产都收归公有。而这并非communis的本义。

　　“共产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

　　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其中有：“夫蜂之为群也，‘为近世以均富言治者之极则也’；‘然必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平均齐一，无有分殊’。”可见，严复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平均财富、平均分配”的学说。

　　康有为把近世的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看成是一种贫富之争，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均产之说”。

　　1901年1月，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杂志第二期译载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一书中的《社会党镇压及其社会政策》一文，文中提到“共产党”一词，有人猜测“共产党”的概念大概由兹沿用。

　　1903年3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称《共产党宣言》（译作《共产主义宣言》）“为一大雄篇”，并摘引了《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话：“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与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就现有资料来看，这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一段中译文。

　　1905年11月，《民报》登载“蛰伸”（即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

　　1906年6月，《民报》第5号登载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译文为：“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这一译文比赵必振所译更为准确。

　　《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最早的两个译本都是根据日译本翻译过来。1907年，署名蜀魂的留日学生即把该书译为中文在东京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1908年1月，留日学生刘师培创办的《天义》报第15期发表民鸣从日文翻译的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写的序言，加有编者按：“《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同年2—5月该报第16—19期合刊号上发表民鸣译《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全文，题为《绅士与平民》（今译资产者与无产者）。刘师培写了序，云：“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惟彼之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同年，《天义》报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1911年12月，江亢虎在《社会》杂志上发表《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指出：“共产主义乃社会主义之中坚，盖社会主义固直接缘经济之不平等而发生者也······均产主义、集产主义，其方法不如共产之善，故虽以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不祧之宗可也。”“共产主义之作用，必须根本上改革现在之经济制度，而举个人私有者悉变为社会公有者。”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开始出现部分中译文。如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发表舍（即成舍我）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最后几段，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和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斗争，要求各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李大钊于5、1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同年11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刊出李泽彰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年底北大学生罗章龙从德文译的《共产党宣言》节本曾经有油印本流传。

　　1920年1月，陈独秀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带到上海，当他得知一位青年陈望道正在依据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进行翻译时，就托人把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陈望道参考。1920年8月，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陈望道从日文本并且参照英文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两个月之内就印刷两次，迅即售缺。随后多处翻印，重印过20多次，广为流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张申府，介绍了上海的建党工作情况，并与他们商量党组织究竟采用什么名称为好。李大钊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已改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来叫社会党的也准备改称为共产党。”并征求了共产国际代表魏伦斯基的意见，认为还是叫共产党好。

　　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中国共产党”名称的是蔡和森。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1920年9月16日写信给毛泽东，阐述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性，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步骤。

　　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有两大使命的是李达。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由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李达在《短言》中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两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

　　1920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到资本家的国家。”

　　作者：林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高端智库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