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要从先秦说起…… | 社会科学报

　　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已逾百年，其中对作为源头及重点的先秦逻辑思想史的研究尤为显著。如今，先秦逻辑思想的对象、性质、基本内容和演化过程还有待更加深化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先秦逻辑思想的特质及其历史文化因素研究》（批准号为14BZX077），在中西古代逻辑思想的比较中探讨了先秦逻辑思想的特质及其与历史文化的关系。

　　原文 ：《先秦逻辑思想的特质是什么》

　　作者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张晓芒

　　图片 |网络

　　“大逻辑观”是先秦逻辑思想的指导观念

　　先秦逻辑思想的特质及其历史文化因素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最基本问题？如何进行源流上的系统整体研究？要解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百余年来先秦逻辑思想研究中所争论的研究对象、性质、基本内容和演化过程等问题，进行逻辑观与逻辑方法上的澄清。“大逻辑观”理应成为先秦逻辑思想研究的指导观念。

　　在此映照下，逻辑就是“关于推理、论证及其规律、方法的学问”。作为历史文化现象之一的“逻辑”，其产生与文化的发展应该有一定的内在关联，都应是特定文化群体内的人们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体现，因此，不同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的逻辑传统，它们各自的合理性对应于它们所属的文化。或者说，逻辑传统的表现类型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其随时制宜、随事制宜特点的产生却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这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前提条件。

　　我们从而继续探讨，为什么先秦逻辑思想的特质是注重社会政治伦理实践、注重政治传播功用的“推类”。事实上，它的发生发展，是观念与方法、论辩理论与论辩实践、“正名-用名”与“谈辩-用辩”、“讲逻辑”与“用逻辑”、论辩逻辑与政治历史文化等的统一。因此，论及先秦逻辑思想，就不能不思考其时逻辑思想对政治伦理文化的影响，以及政治伦理文化对逻辑的要求。这也可以使我们深化理解“逻辑应是多元的，逻辑是可以修正的”这一观点。

　　研究的“方法论”与“态度”也需强调

　　任何思维工具系统都应是观念与方法的统一，观念与方法结合在一起才是现实的。故而，研究一种逻辑传统，不仅是“逻辑观”意义下的认识问题，更多的还是“逻辑方法”意义下的专门技术问题。所谓“逻辑方法”，既指研究对象有什么样的逻辑方法，又指作为手段对对象进行研究的逻辑方法。

　　在这种研究中，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与“态度”问题也是需要强调的，即“怎样进行比较研究”和“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应该说，“是什么”（先秦逻辑思想除了具有人类思维的普遍性之外，还具有本身的特质）和“为什么”（先秦逻辑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体现的时代精神）的问题，如何“肯定”与“否定”的问题，始终存在于先秦逻辑思想的比较研究中。

　　我们主张以“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和“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的统一”、“决定论与互动论的融贯”的方法，来探讨先秦“推类”思想与历史文化的关系。在这种探讨中，“求善”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理念支撑，这是因为人文性也是逻辑的社会功用之一，理应藉此来探讨先秦时代如何形成、为什么形成具有政治伦理特色、实践功用性强的逻辑思想与推理方法。

　　“推类”是先秦逻辑思想及方法的特质

　　先秦逻辑思想及方法的特质是“推类”。所谓推类，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打比方”。在先秦时代谈“类”、用“类”的历史文化氛围下，它成为一种引证谕证的思维论辩型式。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都使用了这种思维方法。

　　如果回溯源流，推类方法的起源与中华汉字的起源实质上是一个问题。两者同源的根本在于，作为一种当今世界仍然在大群体、大范围内普遍使用的独一无二的表意性文字，汉字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传统意象性思维工作机理的规范，从而使它的形体结构在“象”的意义诠释中达到了表达形式与表达内容的统一。这一直贯穿于汉字造字过程的始终，并且形成了稳定的汉字造字、认字、用字的“逻辑-认知结构”。这种规范的导引作用为先秦推类思想及方法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字学基础。而在汉字语义与语用统一背景下的正名精神和推理意识，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古代思想观念及思维方式的特质。

　　既然先秦逻辑思想及方法的特质是“推类”，就需要从历史文化成因的角度系统完整地梳理其中最重要的范畴“类”：它如何通过“兽名及其特点、祭名、由特点引申出的相似或相像、善名、族类、种类、法式或法则”这七个融贯发展环节，成为先秦逻辑思想中关于定名、立辞、推论的最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尝试为推类方法构造一个推理“模式”，并论证作为“类”法式功能的“比”、“方”、“譬”在先秦历史文献中的语义说明、功能说明及其意义，证明这种极具先秦历史文化特色的“引证谕证型式”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相比于西方逻辑的“推理的一般”，先秦的这种模式就是“推理的特殊”。

　　需要注意的是，先秦推类模式的取法标准有伦理的标准和逻辑的标准。就伦理标准而言，通过梳理上古至春秋战国时期思维取法标准的演变，并论证先秦推类取法标准的历史化和伦理化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中西逻辑思维方式的趋向不同，西方古代逻辑更多关注科学精神，而先秦逻辑思想更多关注人文道德精神，因此，先秦逻辑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了政治伦理实践功用之下的伦理化倾向。而且，这种伦理化倾向影响着先秦推类模式在广义论证型式意义上的有效性与普遍适用性。

　　作为政治传播的论辩工具

　　春秋战国时期，“名实是非相淆”，诸子均“思以其道易天下”，以不同的理念、根据宣扬着各自不同的主张，进行着政治传播活动。“如何言说”，也意味着人们在寻求一种合适的政治传播方式。

　　有直言者，“晏子相景公，其论人也，见贤而进之，不同君所欲；见不善则废之，不辟君所爱。行己而无私，直言而无讳”（《晏子春秋》）。

　　但是，《战国策》曰：“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群臣多谏于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费又恐不给，请弛期更日。’太子曰：‘为人子者，以民劳与官费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义也。子勿复言。’群臣皆莫敢谏……”这种现实情状造成“主文谲谏”，即用譬喻的手法进行讽谏，“譬”的方法被更多使用。

　　“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礼记·礼运》），意指对人施教要启发诱导而不牵拉，要劝勉而不强制，这顺应了“取辩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的“伦理理念的现实”要求，论辩的目的是“天下之污隆，即天下的盛衰、兴废。

　　作为一种政治伦理传播的论辩说理工具，先秦推类模式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它的有效性讲求了语用性原则，是意象性思维导引下的广义有效性。其次，先秦推类模式在“有用性”基础上具有可扩展性和普遍性，因此，它在历史过程中成为一种源于传统的有效沟通说理的推理工具。最后，源于历史经验或生活经验的灵性联想、直觉，是推类模式广义论证有效性的来源，能够“映射当下”的信念是它普遍适用的动力。

　　不可忽视的是，先秦推类模式并没有走向形式化道路，这是因为，一是它更关注在政治伦理问题争辩中思维工具的实际效用，是一种“工作逻辑”，没有西方哲学、逻辑学发展过程中形而上学的传统；二是缺乏语言文字的抽象和科学发展的支持；三是它内涵性的“外的贯通”这一特点，更注重意象性和整体性理解；四是其创造者并不将思维工具的发现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虽然如此，先秦推理模式的产生发展也有着寻找合适政治传播方式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必然性，以及在最大“文化公约数”，人人谈“类”、用“类”的历史文化氛围中的思维发展必然性。

　　我们进一步把先秦的推类模式与西方逻辑中的类比推理在各个构成要素方面进行同异比较，还可发现，先秦推类模式的思维过程及结构的工作机理，其依据是类、事、理的相通；其结论往往是具有道义性的政治伦理的价值命题，即“应该如此”；其作用是成为政治传播的论辩工具，往往预设了一定的政治理念主张。

　　因此，加强对这种政治传播的论辩工具的认识，可以增强我们对先秦逻辑思想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的了解，深化对不同文化“逼迫”出来的逻辑传统的比较研究，从而继续提出我们自己的学理性意见。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98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