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编者案：中国上古史的很多事实是很不清晰的，但这一点大概是所有文明上古史的通病，只是由于中国对先王之世的膜拜与追思，使得上古史的迷思传说已经与史实故事混为一体，有些内容，在“民族感情”上几乎不容质疑。古史辩派的历史研究，以科学方法与缜密逻辑为手段，掀起了近代最大疑古思想的轩然之波。本文可以说是《古史辩》派历史研究的思想纲领，比较清晰集中的解释了重辩古史的手段和问题意识。被鲁迅先生故意断章取义讽刺的“大禹是条虫”的说法，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出现的。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即便现在读来也觉得极为精审而富启发性。不过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疑古思潮带来的消极影响，包括一些极端人物对古史的全盘否定，以及对华夏民族认同的解构，这当然是对古史盲目崇拜的矫枉过正之举，理当警惕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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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但他的著作有二点我觉得不满意。第一点，他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他只知道战国以后的话足以乱古人的真，不知道战国以前的话亦足以乱古人的真。他只知道杨墨的话是有意装点古人，不知道孔门的话也是有意装点古人。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第二点，他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妥稳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崔述相信经书即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所以整理的结果，他承认的史迹亦颇楚楚可观。但这在我们看来，终究是立脚不住的：因为经书与传记只是时间的先后，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真伪区别；假使在经书之前还有书，这些经书又要降做传记了。我们现在既没有“经书即信史”的成见，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但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大了，像我这般没法做专门研究的人，简直做不成功。因此，我想分了三个题目做去：一是《战国以前的古史观》，二是《战国时的古史观》，三是《战国以后的古史观》。后来又觉得这些题目的范围也广，所以想一部书一部书的做去，如《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我想，若一个月读一部书，一个月做一篇文，几年之后自然也渐渐地做成了。崔述的学力我固是追不到，但换了一个方法做去，也足以补他的缺陷了。

这回适之先生到上海来，因为不及做《读书杂志》的文字，嘱我赶做一篇。我当下就想做一篇《论语中的古史》，因为材料较少，容易做成。但今天一动笔之后，又觉得赶不及，因为单说《论语》自是容易，但若不与他书比较看来，就显不出它的地位，而与他书一比较之后，范围又大了，不是一二天内赶得出的。因此，想起我两月前曾与玄同先生一信，论起这事，固然是信笔写下，但也足以说出一点大纲。所以就把这篇信稿抄在这里，做我发表研究的起点。我自己知道既无学力，又无时间，说不上研究；只希望因了发表这篇，引起了阅者的教导和讨论，使我可以把这事上了轨道去做，那真是快幸极了!

十二，四，二十七。

玄同先生：

（上略）

先生嘱我为《国学季刊》作文，我也久有这个意思。我想做的文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现在先对先生说一个大意，——我这些意思从来没有写出，这信恐怕写得凌乱没有条理。

我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雅》说：“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可见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并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他们的意想之中。他们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

但他们在始祖之外，还有一个“禹”。《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帝尧帝舜等不算，详见后。《尚书》里可疑的只有一个帝乙，或是殷商的后王尊他的祖，看他和上帝一样，加上的尊号，也说不定）。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义，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小旻篇》中有“旻天疾威，敷于下土”之句，可见“下土”是对“上天”而言。

《商颂》，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乐诗考略》，《说商颂下》）。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因为照《生民》作者的意思，后稷为始事种植的人，用不到继续前人之业。到《閟宫》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为最古的人，后稷应该继续他的功业。在此，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这诗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个国王，后稷是后起的一个国王。他为什么不说后稷缵黄帝的绪，缵尧舜的绪呢？这很明白，那时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只有禹，所以说后稷缵禹之绪了。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可见他们对于禹的观念，正与现在人对于盘古的观念一样。

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的“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什么关系。《长发》一方面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一方面又说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若照后来人说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国对于禹既感他敷土的恩德，对于禹的子孙就会翻脸杀伐呢？按《长发》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又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商在汤以前国势本已发达，到汤更能建一番武功，把韦、顾、昆吾、夏桀打倒罢了。禹是他们认为开天辟地的人，夏桀是被汤征伐的一个，他们二人漠不相关，很是明白。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厹，象形”。厹，《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九鼎是夏铸的，商灭了夏搬到商，周灭了商搬到周。当时不过因为它是宝物，所以搬了来，并没有多大的意味；但经过了长时间的保存，大家对它就有了传统的观念，以为凡是兴国都应取九鼎为信物，正如后世的“传国玺”一样。有了传统的观念，于是要追溯以前的统，知道周取自商，商取自夏，自然夏商周会联成一系。成了一系，于是商汤不由得不做夏桀的臣子，周文王不由得不做殷纣的臣子了。他们追溯禹出于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应做夏的始祖了（书中最早把“夏”“禹”二字联属成文的，我尚没有找到）。

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尧舜的故事从何时起，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左传》是战国时的著作；《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也靠不住；《论语》较为可靠，所以取了它）。《论语》中二次连称尧舜（尧舜其犹病诸），一次连称舜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又接连赞美尧舜禹（大哉尧之为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吾无间然矣），可见当时确以为尧舜在禹之前。于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尧舜了。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还没有提起，或者当时人的心目中以为各隔数百年的古王，如禹和汤，汤和文武之类，亦未可知（《论语·尧曰篇》虽说明他们的传授关系，但《论语》经崔述的考定，自《季氏》至《尧曰》五篇是后人续入的。《尧曰篇》的首章，在文体上很可见出有意摹古的样子，在宗旨上很可见出秉着“王道”和“道统”两个主义，是战国时的儒家面目）。

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编造得完备了，于是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有了这许多篇，于是尧与舜有翁婿的关系，舜与禹有君臣的关系了。《尧典》的靠不住，如梁任公先生所举的“蛮夷猾夏”，“金作赎刑”都是。即以《诗经》证之，《閟宫》说后稷“奄有下国”，明明是做国王，它却说成舜的臣子（后稷的“后”字原已有国王之义，《尧典》上舜对稷说“汝后稷”，实为不辞）。《閟宫》说后稷“缵禹之绪”，明明是在禹后，它却说是禹的同官。又以《论语》证之，（1）《论语》上门人问孝的很多，舜既“克谐以孝”，何以孔子不举他做例？（2）《论语》上说“舜有臣五人”，何以《尧典》上会有九人？《尧典》上既有九人，各司其事，不容偏废，何以孔子单单截取了五人？（3）南宫适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可见禹稷都是有天下的，为什么《尧典》上都是臣而非君？（4）孔子说舜“无为而治”，《尧典》上说他“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又说他“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不相冲突吗？这些问题，都可以证明《尧典》出于《论语》之后（我意，先有了禅让的学说而后有《尧典》、《皋陶谟》出来，当作禅让的实证，禅让之说是儒家本了尊贤的主义鼓吹出来的）。作《论语》时，对于尧舜的观念还是空空洞洞，只推尊他们做两个道德最高，功绩最大的古王；作了《尧典》等篇，于是尧舜的“文章”都有实事可举了。

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于是春秋初年号为最古的禹，到这时真是近之又近了。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见《汉书·郊祀志》。秦国崇奉的神最杂，名目也最诡。秦文公梦了黄蛇作鄜畤，拾得了一块石头作陈宝祠，实在还是拜物教。黄帝之祀起于秦国，说不定黄帝即是“黄龙地螾”之类），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世本》出现硬替古代名人造了很像样子的世系，于是没有一个人不是黄帝的子孙了。自从《春秋命历序》上说“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凡二百二十六万年”，于是天皇十二人各立一万八千岁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看了这些胡乱伪造的史，《尧典》那得不成了信史!但看了《诗经》上稀疏的史，更那得不怀疑商以前的史呢!

这些意思如果充分的发挥，准可著成数十卷书。古代的史靠得住的有几，崔述所谓“信”的又何尝是信! 即如后稷，周人自己说是他们的祖但有无是人也不得而知。因为在《诗》、《书》上看，很可见出商的民族重游牧，周的民族重耕稼，所谓“后稷”，也不过因为他们的耕稼为生，崇德报功，追尊创始者的称号。实际上，周人的后稷和许行的神农有什么分别？这两个倡始耕稼的古王，很可见出造史的人的重复。他们造史的人为什么要重复？原来禹的上面堆积的人太多了，后稷的地位不尊重了，非得另创一个神农，许行一辈人就不足以资号召了!

（下略）

颉刚敬上。十二，二，二十五。

附启：

玄同先生:

这封信发后,没有接到回复,使我记挂得很。

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上，读到先生的跋。跋上说:"许慎的《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我很希望先生有辨《说文)的文字发表。前月把《吕刑》与《尧典》对于苗族的传说的变迁。今天不及写,下函详告。

颉刚附启。

十二，四，二十八。

《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