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日本开眼看世界的“兰学”，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出现？

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并很快就取得了成功，让世界刮目相看。然而，近代日本的飞速发展绝非一蹴而就，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在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兰学”的兴起带来的变革。

一、“兰学”给日本带来的变化

日本学界所谓的“兰学”，是指在18世纪后半叶，通过荷兰语学习西方近代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学问。

为什么是通过荷兰语而不是其他语言来进行学习呢？

17世纪前期，为了阻止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日本政府颁布了闭关锁国令。然而，日本政府也保留了一个通商口岸，允许荷兰商人在长崎一地开展贸易，长崎也成为了当时日本了解欧美世界的唯一窗口。但是他们的行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一年只允许赴日一次，而且必须前往幕府拜见将军。

当时的荷兰，是欧洲科技强国之一，自1720年开始，日本人从荷兰商人的那里，购买并翻译了很多西方近代科学的书籍。

在江户时期的后期，各类学派和各种教育机构纷纷在日本出现，其中以传授西方学术思想为代表的私塾，被称为“兰学塾”。

1786年，大枫玄泽在江户开设了一家名为“芝兰堂”的兰学塾。芝兰堂教授荷兰语和西方医学知识，成为了一家从日本旧式私塾中蜕变出的新式教育机构。1788年，芝兰堂出版了教材《兰学阶梯》，并在日本声名大振。到19世纪初时，以兰学塾为代表的各种洋学塾已遍布日本主要城市，成为了一股新兴的教育力量，在江户时代的学塾中取得了一席之地。

到19世纪中叶时，日本兰学的研究内容也从医学，扩展到了物理、化学、天文、生物等诸多自然科学领域，成了江户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学问。

在兰学的带动下，日本出现了一大批具备现代科技知识的人才，在幕末维新时，众多的兰学人才成为了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总之，兰学不仅为明治初期洋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明治维新时期开展近代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的进步。

二、“兰学”为何没能在中国出现？

对比同一时期，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极其相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宣布撤销宁波、泉州、松江三个海关的对外贸易，只保留广州一口通商，并一直持续到1842年。

那么，为什么兰学能在日本发展得如火如荼，而同时期的中国却没能兴起类似的学问呢？

1.中国没有日本“禁教不禁学”的态度

1549年，葡萄牙传教士来到了日本传播天主教，日本民众一时对天主教趋之若鹜。日本天主教徒的不断增加，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加强管制。1637年，爆发了岛原天草农民与天主教徒的大起义，这是借助天主教组织，反对幕藩统治的一次大起义。此后，德川幕府下达了严格的锁国令，主要内容有：一是禁止日本人出入国门；二是禁止葡萄牙人来日本；第三，也就是取缔天主教，这才是锁国令最终目的。

德川幕府建立后，日本国内政治稳定，农工商业的进步，促进了对科技的追求，为兰学的兴起创造了社会条件。由于荷兰是一个新教国家，他们只对贸易往来有兴趣，并且向幕府保证不进行传教活动，因此在17世纪上半叶，荷兰成了唯一被日本政府获准进行贸易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在医学方面，荷兰人让日本极为震惊。1720年，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放宽了禁书令，并提倡学习荷兰语，以引进西方科学技术。

纵观整个江户时期，幕府始终没有忘记了解欧美各国的动态，幕府要求荷兰商馆每年提供一次《荷兰风说书》，该书是江户幕府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它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民间，为兰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荷兰人给日本人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不仅使日本人吸收了西方科学革命的新成果，而且接触到西方近代理性的人文思想。

反观同时期的清朝政府，对西方的天主教的态度其实比日本幕府要宽容得多，其间最严重的一次，也只是雍正驱逐单纯以传教为目的的传教士。同时，即使是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清政府也允许任何西方国家来华贸易。虽然明代出现了很多许多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但是，清政府从禁教走向了漠视西学，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究其原因，清代的朝贡制度，让清政府一直处于盲目自大状态，不但限制外国人来华，贡使自登陆到离岸全过程中的行为，都有朝廷指定的陪同官员和卫队的监视，因此更不用说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比如，1675年到1682年间，比利时传教士曾为工匠为清廷铸造一千尊大炮，但直到鸦片战争，抗击英国军队的仍然是这些大炮，可见清政府的不思进取。

2.两国翻译官制度的不同所致

清朝没有诞生“兰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翻译官制度的不一样。

江户时代，日本的翻译官（也称通词），他们不仅仅是译员，还拥有卓越的专业能力，他们打开了直接阅读西文原著吸收西方科技知识的风气，成为了兰学传播的核心人物。荷兰商馆迁到长崎后，幕府规定，通词必须由日本政府派遣，这样，作为政府官员的通词，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日本的对外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

兰学的创始人之一，杉田玄白在《兰学事始》说：

长崎的荷兰语翻译西善三郎、吉熊幸左卫门等人受命负责处理一切翻译事务，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便向幕府提出申请，恳求批准他们希望学习荷兰语的要求。

这个要求很快得到了幕府的批准。1740年，在八代将军鼓励学习西方技术的政策影响下，青木昆阳、野吕元丈受命学习荷兰语，为兰学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74年，杉田玄白主导的对荷兰医书《解剖学图谱》的翻译和出版，标志着日本兰学的形成。

据统计，1744年到1852年间，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共有117人，译书约有五百部。

再看清朝的一口通商时期，中国也有称为“通事”的译员，但是他们并不属于政府官员，社会地位远不及日本的通词。

1760年，清政府颁布的防夷五条规定：

至夷商所带番厮人等，足供役使，原不得雇内地民人。此后设立买办、通事外，如有无赖民人贪财受雇听其指使服役者，交地方官饬谕通事、行商实力严查禁止。倘有徇纵，一并惩治。

可见，通事和买办一样，都只是洋商的雇员，社会地位与日本的通词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们根本无法起到传播学术的作用。虽然历代礼部都设有翻译官，清初时，在北京还设有俄罗斯馆，专理培养涉俄事务的人才，但是1805年，俄罗斯馆的几名学生被担任翻译时，竟无人能听懂俄语。

清政府由于有传教士可以驱使，所以遇到语言障碍无法沟通时，首先是找传教士。比如当年乾隆皇帝由于不能读懂荷兰人的“进贡”表文，他首先要求官员寻找兼通荷兰语和汉语的洋人，而不是从求助于通事。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既是翻译也是传教士。

3.对待科技人才的态度不同

康乾时期，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反对封建专制和理学空谈性理，提倡经世致用的进步思想受到了压制。清代统治者，完全接受了儒家的思想，“士农工商”在人们心中思想根深蒂固，只有儒士才有成为官僚的资格，西方科技甚至被视为“奇技淫巧”。因此，对于中国的士大夫来说，根本不可能走科学技术的成功之路。

日本虽然同样是中央集权制度，但是进入幕藩制时代以后，江户政府大力鼓励和扶持科技，没有给专业技术人才设置障碍，因此像“兰学塾”这种传播西方学术的机构能够迅速发展。此外，各种专门技术在稳定地在内部传承。比如，荷兰商馆的商馆长与兰医连署颁给学习兰医的日本人“医学证明书”。19世纪初，兰学在日本主要城市的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当时日本人形容兰学是“滴油入水而布满全地”。

总之，近代日本的兰学的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与日本人重视科技人才的态度密不可分。

结语

一百多年的兰学，使日本的统治集团保持了对西方的认识，帮助日本完成了向近代科学的飞跃，使得日本沿着“兰学”到“西学”再到“近代化”的路线走下去，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同时期中国的管理层却在重大问题的认知上，发生了严重偏差，最后导致了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