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刺麻醉，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上世纪60年代的针刺麻醉技术， 作为建国后中西医结合的典范，无疑是中国医学史上最具原创性的医学研究领域之一，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为中国原创性医学科学研究五项重大成果之一。

70年代，它曾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引来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普遍羡慕，也为手术患者带去了福音。

如今我们试图了解针刺麻醉的历史，参考部分珍贵文献，还原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 刘立公

译者：南京中医药大学 王国栋

文章的大部分信息来自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内部记录，涉及到20世纪60年代在上海地区参加针刺麻醉医生的采访记录。

据可查阅的资料记载，针刺麻醉分别于1958年起源于上海和西安，仅用于扁桃体切除术等小手术。

1959年3月30日，在“大跃进”期间，一名北京结核病医院(如今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培养的高永波博士，在广西柳州结核病医院成功地开展了一例针刺麻醉下右上肺叶切除术，获得了成功。

1960年6月，中国国家结核病会议在青岛举办，在场的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目前上海肺科医院)手术部主任裘德懋教授，关注到了来自广西柳州的高永波博士的针刺麻醉手术报告。欣喜之余飞回上海，他立即重复了高医生的操作，但他第一次尝试使用针刺麻醉做手术却失败了。

于是，裘德懋教授派人到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寻求合作。当时的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孙宝玺主任马上安排针灸学博士党波平、汤颂延、陈德尊、金舒白等召开集体会议，在场所有同志都认为针刺麻醉一件值得有意义的工作，两部门达成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安排，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决定，安排具备扎实的西医学基础和外科沟通技巧的唐松岩博士到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开展工作。

1960年7月5日，唐松岩与外科医生徐学僖和赵振普，成功地使用针刺诱导麻醉代替药物麻醉，为54岁的男性工人陈履平作右上肺叶切除术。

手术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使用了超过100个腧穴，部分思路采用广西柳州高永波的经验，手术全过程病人神志清醒，可以聊天，并且术后无明显疼痛记录。据当时的病历记载，病人在术后的一晚睡得很好。

陈德尊(左一)医生在手术前对一名病人进行针刺麻醉
照片由上海针灸经络研究中心文献研究室刘丽红提供

第二天，唐松岩和另外两位外科医生谢庭槐和龙涛，在苏联专家访问团的观摩下，成功地使用使用针刺麻醉为23岁的大学生周国良进行了开胸手术。手术很成功，过程中，周国良没有出现明显的疼痛，始终神志清醒，能够回答问题。在场的医务工作者和相关研究人员非常兴奋，纷纷向上海市卫生局报告手术的结果与针刺麻醉的发现。

1961年8月14日，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杜大公，参观了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观察41例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术，并听了针刺麻醉研究小组的报告，之后他对医务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研究使用针刺麻醉予以鼓励和肯定。

从当时到1961年9月，共有42例肺切除术在针刺麻醉下完成，其中37例(88.1%)通过针刺麻醉成功完成。针刺麻醉过程只有5例(11.9%)失败。

1961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小剂量针灸穴位注射与针刺麻醉论坛上，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与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联合发表了题为《针刺麻醉应用于胸部手术:42例临床分析》的报告。报告强调针刺麻醉下手术的特点是“干针刺”（dry needling）(简单的针刺手法)没有麻醉药物。

总结针刺麻醉的优点是：使用工具简单，无药物麻醉引起的副作用，患者在手术过程中醒着，术后护理更方便，身体恢复更快，患者可咳嗽除痰，无需插管。这个报道引起了轰动。会后，与会代表参观了上海第一次结核病医院手术室，观摩了针刺麻醉下的肺切除术。

谈话的人是上海针灸研究所针灸麻醉组组长孙麦玲博士(左后3位)，

做笔记的人是刘丽红博士(左2位)。照片由刘丽红提供

当时国内特殊的政治背景，广泛地开展着“批判”运动，尤其批判“夸张”。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影响下，医学界对针刺麻醉的联合报告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部分意见是支持和感兴趣的，同时反对的、质疑的声音也很大。

比如“针刺麻醉只有理论意义，没有临床价值”、“针灸麻醉没有理论基础”、“针灸师做麻醉一文不值”、“因为我们有药物，为什么不使用它们”、“针刺麻醉下开展手术只是一个病人耐力”、“针刺麻醉是使用针刺疼痛克服手术疼痛”等等。

许多医院最初对针刺麻醉感兴趣，但感觉到舆论压力出现后，纷纷停止了针刺麻醉试验。碰巧的是，当时临床报道出现一个针刺麻醉下开展肺切除术的病人，在术后出现了恐慌焦虑的情况。

这个消息传到了中国医学会，引起了许多专家的负面评判，部分专家认为恐慌焦虑是由针刺麻醉引起的，这给针刺麻醉的研究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在技术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这种情况使得很难招募新的针刺麻醉手术患者，针麻手术明显减少，以至于针刺麻醉临床试验几乎停止。

事实上，在整整九个月的时间里，没有病人参加针刺麻醉临床试验的招募。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针刺麻醉研究工作者从来，没有放弃。许多研究人员自愿作为受试者，为针麻积累第一手的资料。

五一艺术画报《针刺麻醉》 作者：汤沐黎

1964年初，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于光远副主任抵沪，进一步考察针刺麻醉。在听取报告后表示：“针刺麻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我们已经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交了报告。大家要鼓足干劲，党和政府会提供支持，保障大家继续前进。”

会后，于光远向时任中国国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传达了上海的针刺麻醉的相关进展。钱部长立刻安排中国医学科学院主任、我国著名生理学家沈其震去上海考察针刺麻醉。在观摩针刺麻醉下术后，沈其震表示：“起初，我不相信针刺麻醉的可实施性，观摩完我终于明白了，我相信这是真的。”

随后，钱部长安排了另一个10人组成的团队，由北京结核病医院负责人辛育龄率队赴上海，包括三名外科医生，三名麻醉医师，三名针灸师和一名外科护士。他们留在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并接受了三个月的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术的培训。回到北京后，辛育龄团队成功地进行了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术。

上图 1964年6月16日，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钱新忠到上海考查针刺麻醉
左前：杜大公，党波平，钱新中，邱德茂，秦金祥，海林，李树民；右后方：殷商，赵友民，王石，孙麦玲，佚名。照片由刘丽红提供

此后，在1964年至1965年期间，美国国务院卫生部长Dr. Qian曾以私人身份三次亲临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观摩针刺麻醉。

他提出：“这项技术我很欣赏，但是有几个问题，针刺麻醉的技术是否可以简化？腧穴的数量是否可以酌情减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代替人工的针灸刺激？比如使用电子设备(机械化设备模拟手动刺激)？”

1964年6月30日，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发布了《教育与健康状况》，对针刺麻醉研究工作进行了表彰。

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杨西光亲自观摩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针刺麻醉，在上海市委大力支持下，上海第二个针刺麻醉研究中心在上海华山医院成立了。

1965年1月2日，于光远在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开始了他的新年的新征程。这一天，他表达了对针刺麻醉的看法。

“针灸麻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我们应该支持针刺麻醉研究。如果项目需要人，我们就给人；如果需要钱，我们给钱。我们应该设计一个漂亮的手术室，方便外国游客的观摩。我们针刺麻醉的研究处在国际先进水平，已经是无可非议的，现在我们应该把对手甩的更远。去年，科学中心研讨会，我向毛主席报告，针刺麻醉的研究应该鼓励大跃进。毛主席说：“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它！”毛主席还说，中国人要有抱负。日本Shoichi坂田(坂田昌一)发现的基本粒子，我们中国人对世界应该有自己的贡献”。

于光远（1915年7月5日——2013年9月26日）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任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此后不久，国家卫生部拨款60万元人民币，在当时，一元等于一美元。用于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构建一个三层楼高的2000平方米建筑进行针刺麻醉研究，并采购尖端科技水平的生理记录仪和动脉血气分析仪，同时订购来自海外相关领域的英语期刊。

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还制作了一部针刺麻醉纪录片。针刺麻醉临床试验、机制研究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工作在上海乃至国内发展，欣欣向荣。

随着针刺麻醉在临床研究中的成功，针刺麻醉机制研究也开始了。1963年，神经科学博士张香桐、封岩，和来自济南的心理学家胡寄南，在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观摩了针刺麻醉手术过程。

在他们的访问期间，为了测试针刺麻醉的功效，张香桐亲自尝试了一下。他让一位针灸师给他做了一个小时的针刺麻醉，表示自己在针刺前后确实感觉到了身体感觉的不同。

参观完后，张香桐问:“切口前，针灸针需要捻转多久?”邱博士回答:“30-60分钟。”张香桐说:“针灸麻醉也许不仅有神经生理作用，也可能有神经生化作用。”一些与疼痛相关的化学物质(神经传递介质)已经在国外被发现。针灸会产生这种物质吗？因为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些物质，它们就可以作为研究目标。我们应该让神经生化专家参与进来。

很快，几位专家带着他们的学生团队，建立了相关的研究项目。其中，研究者曾益涛和王寒贞在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实验室开展“脑脊液交叉灌注”兔子实验，系统地进行研究。

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无影灯下颂银针》彩色故事片

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和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共同撰写了《针刺麻醉应用经络穴位于胸腔(肺)手术的临床研究报告》，其中186例针刺麻醉用于肺切除术总结，并上报国家科委。

1965年12月，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正式文件，内部发表了这份报告，承认针刺麻醉是具有国家重要性的一级成就。在此推动下，到1979年底，仅在国内开展的针刺麻醉数量就从1971年的40万例，急剧增加到200万例。

就在针刺麻醉处于全盛期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导致针刺麻醉研究合作中断。

直到1970年，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曹晓丁博士和其他针刺麻醉研究人员时说:“你们大家应该进行广泛的合作，针刺麻醉的机理必须弄清楚！任何新东西总是有缺点的，我们应该研究好、使用好它!”

为了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1971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正式向世界宣布了中国的针刺麻醉研究。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由白宫办公厅主任General Alexander M. Haig Jr.率领的30多名美国官员和媒体记者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上海，并观摩了一次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手术。所有人表达了惊讶和极大的兴趣。

这次访问之后，美国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有很多关于针刺麻醉的报道和采访，针刺麻醉极大的引发了西方医学界对针灸的兴趣。

而当时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兔身上进行的“脑脊液交叉灌注”实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无法继续下去，但他们的初步研究结果发表了。瑞典科学家成功地重复了这个实验，发现了脑啡肽。

1975年中国科学院邹岗教授访问了瑞典和得到了消息，回到国后他成功地重复了这个实验。

与此同时，上海医科大学曹晓丁教授的团队在一次脑部手术中从人类脑脊液中提取物质，并发现了类似吗啡的物质。

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召开了一次共识会议，确认了针灸的镇痛作用，这帮助针灸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获得了更多的认可。

针灸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引入美国，主要是由于针刺麻醉在中国的成功。

它也传播到全世界，并在全球推广针灸。

针刺麻醉发展简史

针刺麻醉（简称针麻），是一种独特的麻醉方法。用手捻针或电针刺激某一穴位或某些穴位，以达到镇痛目的，使手术在不用麻醉药物的情况下进行。

1958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一次在扁桃体摘除术中采用针刺双侧合谷穴的方法，未使用任何麻醉药物为患者完成手术，开辟了针刺麻醉这一全新的领域。三年后，上海肺科医院完成了首例针刺麻醉肺切除手术取得成功。

1966年，卫生部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针刺麻醉工作会议，制定了发展纲要，从此之后，针刺麻醉在全国范围迅速开展起来，手术例数和手术种类迅速扩大。

1972年，仁济医院成功完成了首例针刺麻醉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这也标志着针刺麻醉可以应用于大型手术中，将针刺麻醉技术和适用病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一系列喜人的成功手术使得针刺麻醉在全国范围迅速开展起来。

1971年7月19日，新华社报道了针刺麻醉获得成功的消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震动。同年7月26日，美国著名记者James Reston在《纽约时报》头版发表的文章介绍了其本人在北京采用针灸疗法治疗阑尾炎术后腹痛腹胀的经历，引起了国际上对针灸疗法的兴趣。

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随团《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得了急性阑尾炎，经药物麻醉后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术后第二天，他又因腹痛接受了20分钟的针灸治疗缓解疼痛，自述效果非常好。基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地提及此事。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目睹了针麻手术的神奇。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他回国时，带走了针灸术的信息，使美国很快就出现了“针灸热”。在随后的20年中，中国做了约200万例针麻手术，在国内国外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追捧热潮。

2005年，英国BBC公司前来上海拍针刺麻醉，找到了曾在全球实施第一例针麻心脏手术的仁济医院，全程记录了一名21岁的安徽姑娘小陈手术的全过程，最终有了纪录片《替代疗法：针灸》。

今天，知道针刺麻醉的人少之又少，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针刺麻醉被打入冷宫？也许著名针刺麻醉专家周嘉说的这段话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周嘉，中国针灸学会针刺麻醉分会副主任委员、著名针刺麻醉专家、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院长

“基于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对针刺麻醉基础研究工作的滞后，……针刺麻醉受到广泛的质疑，引发了不少争议，国内医院逐渐放弃针刺麻醉，临床应用由此走向沉默。”

“这一手术的经济效益也不明确，一般一次心脏麻醉手术4000-5000元，但一次针麻仅收费150元左右。”

至上世纪90年代，全国绝大多数医院都停止了这类手术，只剩下上海五家医院还在做，其中包括当前红得发紫的张文宏医生所在的华山医院。 再往后，就只剩下上海的个别医院了。

本文整理自：微信号泾川呓语、新历史求真

译自：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July 2016, Vol 14,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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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编：王倩钰 出品：潘冬晖 外联：卢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