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文诗词书画等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第一文人，时人与后人都对他评价极高，他本人也颇为自负，直至晚年方悟“我被聪明误一生”，但这样一位清高孤傲的文坛领袖却对韩愈推崇倍加，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几乎用尽褒扬之辞。
《潮州韩文公庙碑》是苏轼受潮州知州王涤所托为潮州新修韩文公庙所撰写的碑文，碑文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借潮人缅怀韩愈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极度崇敬之情。
在文中，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自东汉以后文风衰败，骈文流行，内容空虚，陈言泛滥，即便到了盛唐，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和宋璟这样的贤相也无法改变，“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只有韩愈力挽狂澜，倡导古文运动，重视写作者的品德修养，重视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强调要有独创精神，从此挽转文坛颓风。
碑文最后，苏轼还作了一首诗赠予潮州人歌唱祭祀韩文公，诗中形容韩愈的文章从天而降，“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又似乎看到韩愈的绝世风采，“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他经过之地皆有光明，“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而韩愈的文学成就堪比李白、杜甫，“追逐李杜参翱翔”，同时期的张籍、皇甫湜拍马都追不上，“汗流籍湜走且僵”。
《潮州韩文公庙碑》作于元祐七年三月，当时苏轼正任扬州知州，而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两年后苏轼被贬惠州、儋州，成为海南文化的开拓者和播种人，如此种种遭遇和对当地的影响，与韩文公刺潮几乎一般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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