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 两汉同名县的形成与朝廷的处置方略

　　摘要

　　西汉时期特别是中期以后，随着朝廷大量分封侯国，西汉政区内出现了大量的同名县。虽然朝廷采取措施避免同名县的产生，但同名县还是占有一定比例。王莽改制时，在对县名进行更改的过程中，对同名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处置，但其随意性的处置方式使得效果并不理想。东汉初期，在对王莽改制的拨乱反正过程中，中央政府有意识地采取了废县、改名等措施，对大多数同名县进行处置，不过因各种原因，不少同名县仍然存在。

　　同名县①是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设置过程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可以说与郡县制相伴而生。从文献记载看，还在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已经关注并曾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同名县的存在，不仅给时人造成困扰，而且到了后世，史家还要特别注明其是某某郡某某县。清代学者顾炎武、王鸣盛等都对同名县问题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关注②。

　　到目前为止，对两汉时期同名县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学者当是华林甫先生，他在《中国地名学史考论》一书中不仅专章分析了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的情况及其现实意义，而且还对先秦、秦汉时期的同名县问题作了一定篇幅的探究③。华林甫认为，同名县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地名用字完全相同；二是地名读音完全相同。本文采取第一种含义。

　　考察同名县的变迁，对于了解历代政区沿革具有积极意义。笔者以《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和《后汉书·郡国志》(以下简称《续汉志》)④为主要材料，并结合其他文献和出土资料，尝试对两汉时期存在的同名县进行研究。

　　一、西汉时期的同名县及初步分析

　　笔者根据《汉志》的记载，统计得出西汉时期存在的同名县共有56组114个⑤，占西汉1587个县份⑥的7％。在114个同名县中，包括63个县、47个侯国、3个道、1个邑。两县同名的有54组108个，三县同名的有2组6个。下面试作分析。

　　从所属刺史部看，西汉的同名县分布在全部14个刺史部中，同名县较多的刺史部有徐州、青州、豫州、荆州(见表1)；分布在不同刺史部的同名县占绝大多数，有47组96个；属于同一刺史部的同名县有9组18个，其中徐州3组6个，豫州、青州各2组4个，荆州、幽州各1组2个。两组三县同名者，均位于不同刺史部。

　　从所属郡国看，西汉的同名县分布在50个郡国，占《汉志》所记载的103个郡国的几乎一半(见表2)。同名县较多的郡国有东海、汝南、临淮、南阳、山阳、琅邪、北海、豫章、平原、东莱、颍川等，主要分布在关东地区。

　　从同名类型看，西汉的同名县绝大多数属于县与侯国同名例。在56组两县同名例中，县与侯国同名者达47组，县与县同名者5组，县与道同名者2组，县与邑同名、侯国与道同名者各1组。在2组三县同名例中，都是2县1侯国同名模式。此外，尚未发现侯国与侯国同名的情况。由此可知，一个郡国中侯国越多，就越容易产生同名县。笔者对拥有5个同名县以上的郡国进行了汇总分析，详见表3。

　　西汉产生如此多的同名县，多为分封王子侯、外戚恩泽侯、功臣侯所致。据笔者统计，西汉同名县涉及的47个侯国中，王子侯国25个，外戚恩泽侯国19个，功臣侯国3个。华林甫认为，西汉中期以后，由于实行“推恩令”、大肆分封功臣和外戚等原因，与县平级的侯国骤然增多，县级地名重复者因而增加了不⑦。表3所列6个郡国的同名县中，侯国与县的比例为：东海11个同名县包括6个侯国5个县，汝南8个同名县包括6个侯国2个县，临淮8个同名县包括6个侯国2个县，山阳5个同名县包括4个侯国1个县，琅邪5个同名县包括3个侯国2个县，南阳5个同名县包括4个侯国1个县。也就是说，在同名县中，侯国比例大于县，这说明侯国是同名县的“重灾区”。

　　造成侯国与县(道、邑)同名的原因，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按照西汉的规定，推恩分封的王子侯国要划归汉郡管理，故容易出现两个郡国内两县同名的情况。这主要发生在同名两县所属郡国相邻相近的情况之下。比如甾川国之剧县和北海之剧侯国。武帝元朔二年(前127)，以甾川国封地之一部分封甾川懿王子错为剧侯⑧，属北海，原甾川国仍然还有剧县。再如北海之安丘和琅邪之安丘侯国，成帝鸿嘉元年(前18)封高密顷王子常为安丘侯国，归琅邪郡管辖，原北海仍保留安丘县。其二，侯国封地发生变化，迁徙后始封地仍保留为县。比如沛郡之酂和南阳之酂侯国，萧何原封沛郡之酂，后徙至南阳⑨，但两地均保留酂。再如零陵之钟武和江夏之钟武侯国，钱大昕认为钟武侯初封在零陵钟武，后徙至江夏钟武⑩，零陵原钟武县仍保留，故两郡都有钟武(11)。再如北地之富平与平原之富平，汉昭帝即位后封张安世为富平侯，笔者认为此富平当为北地之富平，汉宣帝时富平侯张延寿请求减户，故徙至平原厌次，改为富平侯国，原北地之富平继续保留。再如齐国之临朐和东莱之临朐侯国，汉武帝封临朐侯国，属齐郡，后齐郡改王国后，临朐侯国徙往东莱，齐国之临朐仍然保留(12)。

　　二、西汉朝廷为避免产生同名县所采取的措施

　　为了防止同名县的产生，西汉朝廷在新设县的时候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就是在同名县前加方位词予以区别。东汉应劭所作《汉书注》对此曾有明言(详后)，顾炎武、钱大昕、王鸣盛等也都认为这是汉代避免同名县的重要举措。如顾炎武认为，汉时县有同名者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别(13)，王鸣盛则进一步指出还有在原名前加“新”字的情况(14)。华林甫在前人的基础上，认为处理的措施还应包括在地名前增加“外”“内”二字。笔者将其概括为两大类型，并分别择数例加以浅释。

　　(一)以地理方位区分

　　1.东西方位

　　右扶风有平陵县，济南有东平陵县。据《汉志》记载，右扶风平陵县设置于昭帝时期，为昭帝陵县，具体年份不晚于元凤四年(前77)，因这一年度辽将军范明友被封为平陵侯(15)。而东平陵设县更早，苏建“以校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封平陵侯”(16)。苏建封侯应在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左右(17)，由于右扶风平陵县尚未设置，则苏建分封的平陵侯只能位于济南郡。也就是说，东平陵县应该是在昭帝设平陵后，由于其位置居东，方才改为东平陵县。《汉书·元后传》记载：“文景间，(田)安孙遂字伯纪，处东平陵，生贺，字翁孺。”但这并不代表文景时期已有东平陵县，而说明田遂住在济南东平陵的地方，班固乃是以东汉人的身份对此予以追述。

　　泰山郡有牟县，东莱郡有东牟县。秦封泥有“东牟丞印”(18)，则秦时已置东牟县无疑。吕后四年(前184)(19)，刘章弟刘兴居被封为东牟侯(20)。对于东牟之得名，王献唐先生引用清代学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中的观点进行了解释：“莱本在西，齐迁之郳，遂名东莱；与牟本在今莱芜，齐迁之于今福山宁海，遂名东牟，正出一例。”(21)泰山牟县设置于西汉时期，应晚于东牟县，但是《汉志》记载：“泰山郡牟县，故牟国也。”则可知牟县和东牟县是根据旧牟国的地理位置命名的。

　　代郡有平舒县，勃海郡有东平舒县。颜师古曰：“代郡有平舒，故此加东。”(22)平舒置县在战国后期，《史记·赵世家》记载：“十九年，赵与燕易土：以龙兑、汾门、临乐与燕；燕以葛、武阳、平舒与赵。”东平舒县建于汉高帝五年(前202)，显然晚于代郡平舒县，后出者以位于代郡之东而名为东平舒，可以理解。

　　西河郡有平陆县，东平国有东平陆县。上海博物馆藏有“平陆丞印”，学者将其定于西汉早期，认为“秦作平陆县，属薛郡，至汉改名东平陆”(23)。《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子礼为平陆侯，富为休侯，岁为沈犹侯，执为宛朐侯，调为棘乐侯。”从楚元王五子封国的位置看，刘礼分封的平陆侯应在东平国境内，此地原为战国齐之平陆邑，那么东平国东平陆县在景帝即位时仍为平陆县，还没有加“东”字，据此可推知西河郡平陆县此时似尚未设置。

　　涿郡有安平县，甾川国有东安平县，颜师古曰：“阚骃云博陵有安平，故此加东。”(24)此处的博陵安平县就是涿郡安平县。《汉书·灌婴传》记载：“降曲逆、卢奴、上曲阳、安国、安平。”此处之安平应为涿郡安平县，可证汉初涿郡已设安平县。此外，辽东郡还有西安平县，不过与地理位置不相符，王莽将其改名为北安平县，似乎更为恰当，但王莽又将涿郡安平县改为广望亭。

　　五原郡有西安阳县，代郡有东安阳县。颜师古曰：“阚骃云五原有安阳，故此加东也。”(25)也就是说，五原郡西安阳县原名应为安阳县。

　　清河郡有东武城县，《元和郡县志》卷16“东武城县”云：“盖以定襄有武城，同属赵，故此加‘东’字以辨之。”故东武城县乃是相对于定襄武城县而言。

　　以上是县名加“东”以示区分的情况。县名加“西”以示区分的情况也有数例。比如江夏郡有鄂县，南阳郡有西鄂县，应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云。”(26)又如河南梁县和信都西梁侯国、河南卷县和日南郡西卷县、南阳随县和牂牁西随县、泰山华县和汝南西华县，也都属于这种情况。

　　2.南北方位

　　中山国有深泽县，涿郡有南深泽县。中山国深泽县曾经为侯国，设立于景帝三年(前154)，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国除，复为县。涿郡南深泽县置于武帝元狩六年(前117)，置县在后，故为避免重名而取名南深泽。

　　河南新成县，惠帝四年(前191)置。北海有新成侯国，《汉书·王子侯表》云：“新城节侯根，胶东顷王子。元帝永光三年三月封。”中山国有北新成县。武帝时析置为王子侯国，设置要早于北海新成侯国，则北新成县只能是相对于河南新成县而言。

　　临淮郡有舆县，云中郡有北舆县。颜师古曰：“阚骃云广陵有舆，故此加北。”(27)查《汉志》，广陵国无舆县，阚骃所云广陵舆县当即临淮舆县。此外，云中郡还有南舆县，《汉志》点校者因“舆”“興”相近而误作南興(兴)(28)。如此，笔者认为可能是先设置了北舆县，后又与此对应增设了南舆县。

　　此外，以河南郡平县为中心，产生了汝南西平县、桂阳南平县、中山北平县；以平原郡安县为中心，产生了齐郡西安县、城阳国东安县；以河东郡平阳县为坐标，形成了山阳南平阳县、泰山东平阳县。

　　3.上下方位

　　沛郡有相县，临淮有下相县。应劭曰：“相水出沛国，故加下。”(29)相县和下相县分别位于相水的上下游，相县设县在前，故再立相县时，就加“下”来区分。

　　陇西郡有上邽县，京兆尹有下邽县，应劭曰：“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30)《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则秦武公十年置县时称邽县，到设下邽县时方才根据海拔高低来命名。

　　常山郡有上曲阳县，钜鹿郡有下曲阳县。颜师古曰：“常山有上曲阳，故此云下。”(31)颜氏所注实际隐含着上曲阳设置在先、下曲阳设置在后的意思。上曲阳设置于秦，《水经注》云：“其水又东迳上曲阳县故城北，本岳牧朝宿之邑也。……秦罢井田，因以立县，城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有下，故此为上矣。”(32)言外之意就是，上曲阳立县时本名曲阳，后来有了下曲阳，曲阳便改名为上曲阳。灌婴从高祖刘邦击陈豨，“降曲逆、卢奴、上曲阳、安国、安平”(33)，可见汉初已有上曲阳之名。虽然如此，文献中仍保留着称上曲阳为曲阳的记载。比如，成帝河平二年(前27)，王根被封为曲阳侯(34)，此曲阳应为常山之上曲阳。再如，建武元年(25)光武帝即位后，以冯衍为曲阳令。李贤注曰：“曲阳，县名，属常山郡。”(35)不过，《后汉书·陈俊列传》李贤注引《东观汉记》称，陈俊曾调补曲阳长(36)。此曲阳是“小县”，故设长，或为钜鹿郡之下曲阳，则下曲阳亦可被称为曲阳，真可谓混乱矣。

　　以上下区分的还可以举出广汉雒县和京兆尹上雒县、梁国虞县和会稽上虞县、泰山博县和信都下博县、南阳雉县和江夏下雉县，它们之间应该都有一定的自然地理联系。

　　4.内外方位

　　魏郡有内黄县，应劭曰：“陈留有外黄，故加‘内’云。”(37)陈留郡有外黄县，张晏曰：“魏郡有内黄，故加外。”(38)《元和郡县志》卷16“内黄县”曰：“河以北为内，南为外，故此有内黄，陈留有外黄。”也就是说，内黄在黄河以北，外黄在黄河以南。《史记》张守节正义引张晏曰：“魏郡有内黄县，故加‘外’也。”(39)但是两县何者先置、何者后置，难以分辨。

　　(二)以设立先后区分

　　河内有汲县，颍川有新汲县。颜师古曰：“阚骃云本汲乡也，宣帝神爵三年置。以河内有汲，故加新也。”(40)沛郡有丰县，京兆尹有新丰县。应劭曰：“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寺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41)信都国有桃县，东平国有新桃县(42)。新桃县，《汉书·地理志》失载。后晓荣认为新桃县“其得名或因相对于泰山郡桃乡县而来”，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以笔者之见，应该是先有新都国桃县，东平国再设桃县时加“新”字以示区别。

　　此外，广汉郪县与汝南新郪县、涿郡安平县与辽西新安平县，应该都是类似的情况。

　　三、新莽时期对西汉同名县的无意识处理

　　王莽篡汉后，对郡县进行了大规模改名。《汉志》用“莽曰”的形式记载了新莽对西汉郡县名称的更改。据笔者统计，王莽对西汉郡县名称的更改涉及718个县道侯国，占《汉志》所列1587个县份的45％，此外还应有一些《汉志》失载者。徐鸿修认为，王莽的地名改革是出于主观需要，毫不顾及地名演变的客观规律，处处表现出任意胡为的荒谬性(43)。据笔者统计，王莽改名的同名县涉及90个县份，占西汉114个同名县的79％。虽然这个比例不算低，但是具体分析来看，处理同名县并不是王莽改制的出发点。王莽对西汉同名县的处理主要分为三种情况，即改一留一、全部改名、全部保留(见表5)。

　　笔者认为，判断改名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主要在于“改一留一”指标的高低。这一指标高，则是意识强，反之则弱。就这一点来说，与东汉时期相比，新莽时期的比例还是过低。“全部改名”的指标高低，则对意识强弱有着重要影响。如果对于同名县全部改名，则主旨肯定不在于处理同名县的问题，这个指标在新莽时期也偏高。至于“全部保留”指标的高低，必定会削弱解决同名县问题的主动意识。总之，从三项指标看，王莽并非有意识地去处理同名县。而从具体实例来分析，也能看出王莽改制的率意。

　　第一种情况是，在改同名县的过程中，又造成了与其他本不同名的县发生了同名。比如将右扶风茂陵改为宣城，造成与丹扬宣城同名；将汝南阳城改为新安，造成与弘农新安同名；将平原乐陵改为美阳，造成与右扶风美阳同名；将信都辟阳改为乐信，造成与钜鹿乐信同名(45)。此外，王莽将辽东襄平改为昌平，造成与上谷昌平同名；将九江成德改为平阿，造成与沛郡平阿同名；将江夏钟武改为当利，造成与东莱当利同名；将武陵义陵改为建平，造成与沛郡建平同名；将济南猇县改为利成，造成与东海利成同名；将五原九原改为成平，造成与勃海成平同名。好在王莽似乎“发现”了这个问题，又分别将上谷昌平改为长昌、沛郡平阿改为平宁、东莱当利改为东莱亭、沛郡建平改为田平、东海利成改为流泉、勃海成平改为泽亭，如是方避免了更多同名县的产生。上述种种情况表明，王莽并非有意识地去解决西汉同名县的问题。

　　第二种情况是，将一些西汉同名县改名后，又将原来的县名作为其他县的新名。这种情况至少有5例，具体是：将左冯翊武城、定襄武城分别改为桓城、桓就，又将九江东城改为武城；将汝南安成、长沙安成分别改为至成、思成，又将平原祝阿改为安成；将平原富平、北地富平分别改为乐安亭、特武，又将钜鹿南改为富平；将临淮襄平、辽东襄平分别改为相平、昌平，又将陈留襄邑改为襄平；将临淮高平、安定高平分别改为成丘、铺睦，又将山阳橐县改为高平。这样在短时间内又“制造”了一个同名县，实际上造成了更大混乱。

　　第三种情况是，将同名的县名改为另外一个同名的县名。比如，将齐国临朐和东莱临朐都改为监朐县，继续同名。这显然表明王莽没有着意去解决同名县的问题，而是坚持他改名的一些原则，比如改“临”为“监”。举例来说，他将左冯翊临晋改为监晋、颍川临颍改为监颍、武陵临沅改为监元、蜀郡临邛改为监邛、巴郡临江改为监江、金城临羌改为监羌、安定临泾改为监泾、西河临水改为监水、朔方临河改为监河。

　　第四种情况是，原本不同名的县，经王莽改名后又产生了新的同名县。比如，将颍川傿陵改为左亭，河南苑陵也被改为左亭。“两个左亭是近邻，治所相距不过七十多里”；将河南雒阳改为宜阳，与弘农宜阳同名，“两县治所相距不过140里，中间只隔着一个河南县”(46)。此外，将河东耿乡改为延平，将魏郡平恩也改为延平；将东莱阳乐改为识命，将琅邪椑县也改为识命；将广汉郡广汉改为广信，将上郡浅水也改为广信(47)；将沛郡栗县改为成富，将东平富城县也改为成富。以上是异郡同名的例子。甚至还有因改名而造成一郡之内两县同名的，如将金城郡的允吾和允街两县都改名为修远。

　　除上而外，还有两种极端情况：一是河间和南阳都有乐成，王莽将河间乐成改为陆信，这样本可解决同名乐成县的问题，但是他又把同郡的弓高改为乐成，从而再次造成了同名乐成县的问题。这同样说明他根本不是有意识地解决同名县的问题。二是将广陵国广陵县改为安定县，这样就出现了新莽时期有4个安定县的“天下奇观”。

　　四、东汉朝廷对西汉同名县的基本解决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西汉时期的县名。建武六年(30)，朝廷下诏省减吏员、省并县国，涉及400多个县。《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东汉初省并郡县主要是基于户口减少、机构臃肿、减轻百姓负担等主客观因素，但是笔者认为，除了以上因素，处理众多同名县的问题恐怕也在考虑之列。因为从效果上看，通过这次省并，西汉时期绝大多数同名县都消失了。通过将《续汉志》所记载的县侯国邑道与《汉志》加以比较，笔者发现，东汉基本解决了同名县的问题。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废一留一

　　废一留一，即对同名的两县废除一县，保留一县。对于西汉双同名县，东汉采取废一留一的计有37组。三同名县中采取了废二留一的方式，实际可以看做是废一留一的变式(48)。故采取废一留一方式的有39组，占西汉56组同名县的70％。

　　在38组废一留一的同名县中，如果是县和侯国同名的情况，则东汉几乎都选择了废掉曾经为侯国的县(23：2)(49)。

　　(二)均予保留，但微改其中之一

　　这种情况有5组，占总数的7％。

　　汝南宜春县和济南朝阳县，分别改名为北宜春县和东朝阳县，这比较容易理解，系按照地理方位改名。汝南位于豫章正北，济南位于南阳东北，两汉时期地名中的东北方、东南方，均可称为东。比如，泰山有牟县，东莱位于泰山东北，即有东牟县；代郡有平舒县，勃海位于代郡东南方，故有东平舒县。

　　平原富平县和北地富平县、豫章安平县和涿郡安平县情况稍微有点复杂。建武初，光武帝复张纯富平侯之封，为富平侯国，后来改封张纯为武始侯，位于魏郡(50)，则富平在建武年间复为县，就与北地富平县再次发生了同名。因此，到了明帝时期，富平就改回了西汉旧名厌次。笔者认为这很可能是为了处理同名县问题。涿郡安平县，在东汉保留下来，而对豫章安平县也予以保留，后改为平都侯国。平都侯国，《续汉志》无载，《隶释》卷6有《平都相蒋君碑》，记载了蒋君在桓帝初任平都侯相，则安平改平都至迟发生在桓帝初期。

　　(三)两县均废

　　采取该方式的主要有6组，占总数的11％，分别是：陈留成安县和颍川成安侯国、山阳平乐侯国和武都平乐道、琅邪海曲县和东海海曲县、东海建阳侯国和九江建阳县、代郡延陵县和右北平延陵县。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时期东海郡既有平曲县，也有平曲侯国，东汉均废。

　　同名的两县均仍其旧、不作改动的情况也有7例，占总数的12％，分别是：汝南安阳和汉中安阳、汝南安成和长沙安成、沛郡酂县和南阳酂侯国、东海南成(城)县和豫章南城县、东海阴平县和广汉阴平道、临淮高平县和安定高平县、武都郡武都县和五原武都县。这种情况体现了东汉时期在同名县问题处理上的不彻底性。

　　东汉朝廷一方面并未完全解决同名县问题，另一方面在行政区划改革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同名县，据笔者统计有15组(详见表6)，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本不同名，但改名后产生。比如，西汉中山国有苦陉县，东汉章帝改汉昌县，而东汉巴郡有汉昌县，和帝永元中置。再如，西汉上党郡有潞县，渔阳郡有路县，东汉在保留上党潞县的同时，又将渔阳路县改为潞县。

　　二是新设县时产生。蜀郡有成都县，为郡治，南阳在东汉时新设成都县。西汉上郡有平都县，东汉废，西汉豫章郡安平侯国，东汉时改为平都侯国。东汉巴郡又新设了平都县，李贤注引《巴记》曰：“和帝分枳置。”(51)西汉中山国有北平县，东汉保留，而东汉代郡又有北平邑，和帝永元八年(96)复。西汉辽东郡有无虑县，东汉辽东郡继续保留无虑县，而安帝时设立的辽东属国也有无虑县。

　　五、结语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曾经对同名县问题进行过处理，具体措施主要是根据地理方位、设县先后等因素，在同名县前增加东西南北、上下内外、新等限定词语来加以区别，甚至有些县名中的“大”“小”可能也是基于处理同名县问题而采取的对策，比如陈留小黄县。但是，西汉仍然处于郡县制的发展期，无法完全解决同名县问题，在各州部、郡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同名县的问题，甚至出现同一州部、同一郡国内存在同名县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汉王朝分封了大量侯国且侯国变动过剧，从而造成了县级区划的一些混乱。

　　新莽时期对县名的随意性改动，是王莽改制率意而为、缺乏整体设计的一个具体体现。王莽用改一留一、全部改名、全部保留的方式对待西汉同名县，不过从三种形式所占的比例来看，王莽在同名县问题的处理上是极不慎重的。而且，王莽在改同名县的过程中，又造成了与其他本不同名的县发生了同名；将一些西汉同名县改名后，又将原来的县名作为其他县的新名；对于原来不同名的县，经过王莽的改名后又产生了新的同名县。凡此，都证明王莽并非有意识地统筹处理同名县问题。当然，王莽处理同名县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也为后续的东汉王朝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东汉初期，借助裁撤郡县的时机，朝廷对同名县问题进行了一番较为彻底地整理，较之新莽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也体现出政府行政区划设计和管理水平的显著提高。笔者发现，西汉时期通过增加方位词以示区分的县名在东汉时期基本都得以保留，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同名县是东汉初年裁撤县级机构的一个重要考量(极少的例外是，中山深泽县和涿郡南深泽县，东汉保留南深泽县而废深泽县；泰山华县和汝南西华县，东汉保留西华县而废华县)。但是，同名县问题比较复杂，并非一朝一夕就可解决，因而东汉时期仍一定程度地存在同名县问题，也是不足为怪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两汉时期县级行政区划变动频繁，特别是县级侯国时有改易，而笔者主要依据《汉志》和《续汉志》这两种文献展开对论题的探讨，它们虽然足够权威，也能够比较系统和充分地反映较长时段内两汉同名县的情况，但对于某一特定时段的情况而言，恐也不免存在一定的疏漏和偏差，诚望博雅君子不吝赐教。

　　注释

　　①华林甫先生将同名县称作重复地名，或称异地同名、地名重名。见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②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2-1133页；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123页。

　　③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132页。

　　④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⑤据华林甫统计，西汉同名县有56组。见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⑥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61页。

　　⑦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⑧⑨(12)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5、422、322页。

　　⑩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5年版，第102页。

　　(11)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3页。

　　(13)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2页。

　　1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15)(16)(17)(20)(22)(24)(25)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0、2459、2473、1991、1579、1634、1622页。

　　(18)傅嘉仪：《秦封泥汇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页。

　　(19)有学者将刘兴居受封的时间系于景帝后四年，误。见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0页。

　　(21)王献唐：《山东古国考》，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70页。

　　(23)孙慰祖：《两汉官印汇考》，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香港：香港大业公司，1993年版，第76页。

　　(26)(27)(29)(30)(31)(34)(37)(38)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65、1620、1590、1544、1575、4018、1574、1559页。

　　(28)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75页。

　　(32)郦道元著、史念林等注：《水经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

　　(33)(39)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72、303页。

　　(35)(36)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77、689页。

　　(40)(41)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61、1544页。

　　(42)后晓荣：《〈汉书·地理志〉脱漏九县补考》，《悠悠集——考古文物中的战国秦汉史地》，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87-288页。

　　(43)徐鸿修：《秦汉时期两次大规模更改地名的比较》，《文史哲》1997年第2期。

　　(44)对于西汉时期两组3县同名例，王莽分别采取了改一留二和全部保留的方式，实际上亦可分别划入“改一留一”和“全部保留”两类。

　　(45)王莽将代郡桑乾县改为安德县，平原郡有安悳县。悳，古德字。两者音同字不同，不属于本文所称同名县。

　　(46)徐鸿修：《秦汉时期两次大规模更改地名的比较》，《文史哲》1997年第2

　　(47)王莽将苍梧郡广信县改为广信亭，勉强避免了三个同名县的产生。

　　(48)西汉沛郡建成、勃海建成、豫章建成，东汉保留豫章建成，废沛郡建成、勃海建成；钜鹿安定、交趾安定、安定郡安定，东汉保留交趾安定，废钜鹿安定、安定郡安定。

　　(49)例外的两组同名县是平原郡平昌侯国和琅邪郡平昌县、南阳郡复阳侯国和清河复阳县。顺帝永和五年(140)，平原郡平昌县仍然保留，划入北海国，废琅邪平昌县。但《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彭恺为西平昌侯，……四千二百户”。李贤注：“西平昌，县，属平原郡。”则到了桓帝时期，平原郡的平昌侯国改成了西平昌县。不过按此来说，琅邪郡平昌县似未废除，存疑待考。

　　(50)(51)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93、3508页。

　　作者简介

　　王汉卫，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信息来源

　　《理论学刊》，2019年第1期，第159-168页。

　　来源： 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编辑：伍晨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