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史义军: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历史问题专案组和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协助刘义权编造历史——三谈刘义权手稿中的若干问题
史义军 小史读史
刘义权1987年3月16日写的《忆反攻长春前后》一文中说:
“当时,我才十三岁,特别原(愿)听八路军的首长讲话,介绍延安整风情况,开荒生产,丰衣足食……”。
刘义权在这里说的八路军首长是彭真。他所说的听彭真讲话那一年,就是1945年,他说自己13岁。
刘义权1987年5月15日写的《忆抗联名将二、三事——记周保中将军》,此文开篇就说:
“我十四岁开始就给周保中将军当警卫员,在他身边工作达五年之久。”
两个月内写的文章,刘义权一会儿说自己13岁,一会儿说自己14岁。13岁也好,14岁也罢,这没啥大不了的。但他说他在周保中身边工作了5年,这就有问题了。如果1945年往前推5年,也就是1940年,也就是说他八、九岁就给周保中当警卫员了,这可能吗?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2011年7月7日由中共辽宁省党史研究室落实历史问题专案小组给刘义权出具的《关于刘义权抗联历史身份的调查》。该调查结论说:
“总的来讲,根据我们收集到的各种史料,充分证明刘义权同志是抗联战士,并在苏联远东军88旅任周保中同志的勤务员、警卫员,直到1950年从云南离开周保中同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在战斗中刘义权负伤,同年8月回国养伤。1957年康复转业到齐齐哈尔672工厂(建华机械厂).先后在办公室,军代表室工作,1983年离休。
根据我们目前所调查的情况及掌握的史料,以及从九十年代起俄罗斯驻沈阳总领事馅先后三次授予该同志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勋章六枚.2011年5月9曰,俄领事馆又邀请刘义权来沈阳参加纪念苏联反法西斯胜利座谈会。这足以充分证明刘义权同志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1943年,参加从苏联回东北取电台的小队(因为是突击性质,所以在党史、军史上均没有记载),当年9月过江到苏联远东军88旅,他是周保中同志的勤务员、警卫员、抗联战士,这是毫无疑问的。通过调查史料,可以驳斥加在刘义权身上的不实之词,应恢复其抗联战士的本来面貌”。
该调查说刘义权是“1950年从云南离开周保中同志”的。刘义权说自己在周保中身边工作了5年。如果说刘义权是1950年离开的,也就是说他是1945年到周保中身边工作的,他怎么可能是东北抗联战士呢?这个人怎么能让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那么多专业党史研究工作人员相信他的话呢?难道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落实历史问题专案组连这一点基本的常识都不懂吗?
这份调查留给中共辽宁省党史研究室的只能是一个笑话和永远的耻辱。
感谢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资料信息处给我们保留下来的刘义权的手稿,让我们搞清了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
下面,我再说说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周保中将军和他抗联的战友》第82页上的一张照片,图说是:“刘义权,原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战士、周保中警卫员,进驻长春”。这张照片中的那个人是刘义权吗?我有些怀疑。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也在为刘义权编造历史。刘义权是东北抗联教导旅战士吗?
(刘义权。孙国田摄影)
我采访过刘义权,那是2012年10月3日在齐齐哈尔市刘义权的家中。陪同我采访的是赵尚志将军的外甥李龙和大庆摄影家孙国田老师。
刘义权自称是周保中警卫员,多年前还说周保中1945年7月曾到莫斯科见过斯大林。辽宁省社科院的党史工作者张大庸还为刘义权写了一本回忆录,一些党史刊物还引用,并作为史料,以讹传讹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还采访他,就拿《华商晨报》2005年的一篇报道来说吧,现将该报道网上的电子文本全文下载如下:
我陪周保中密见斯大林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2日08:20 华商网-华商晨报
“当年能够给周保中当警卫员,纯属意外,要不是因为那次训练时我身体不好,恐怕一辈子也不会被他注意到。”抗联老战士刘义权回忆说。
1942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番号为苏联远东红军88旅,周保中就是他们的旅长。
“早上出操时,我实在跟不上队伍,一下子瘫倒在地上,苏联军官正要上来训斥,一位身材魁梧的军官在一旁道:‘跑不动就让他在一边站着吧。’此人正是周保中将军。”几天后,刘义权成为了周保中的警卫员。
1945年7月,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伯力进行集训,为大反攻做准备。一天,一个紧急情报传来:“蒋介石派宋子文到莫斯科,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他,宋子文要求苏联政府和国民党一同进入东北接管政权,苏军不要向中共军队提供物资援助,斯大林没有明确表态。”
周保中感到事情重要,立即与苏军远东军区马利诺夫斯基联系,请求教导旅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工作。7月10日,接到远东军区电报,斯大林同志邀请周保中、崔石泉同志赴莫斯科见面。刘义权作为警卫员随同周保中乘飞机到达莫斯科。
第二天10时,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小会议室,斯大林高声地叫着周保中的苏联名字,“关特拉雪夫同志,你好!”
斯大林笑着说:“你配合苏军作战进攻东北,我真高兴!你用俄文给我写的三次报告材料,对远东军区苏军代表王新林的斗争是正确的,王新林想取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党组织的做法是错误的,保持东北党组织的独立性是战略上的需要。鉴于王所犯的错误,我们已经将他撤职,交有关部门处理。”
这次接见之后,周保中对配合苏军反攻东北对日作战,进行了全面部署。1945年8月1日,周保中突然下达命令,要求抗日联军指挥员全部更换名字。周保中改名为黄绍元,崔石泉改名为崔庸健,而警卫员刘大喜子,从此也改名为刘义权。本报记者 王沐
就是这样一篇报道中的内容被《党史博采》杂志发表的一篇署名何立波写的《在苏联秘密整训的东北抗联》文章引用:
“1945年 7月10日,斯大林来电邀请周保中、崔石泉赴莫斯科会谈。第二天上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周保中、崔石泉,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陪同接见。斯大林笑着对周保中说:‘你愿意配合苏军作战反攻东北,我真高兴!你梦寐以求的东北解放将要实现了。我电告延安的毛泽东同志。’‘你用俄文给我写的三次报告材料,对远东军区苏军代表王新林的斗争是正确的,保持东北党组织的独立性是战略上的需要,还有1938年王新林将赵尚志将军骗到苏联后关押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已经将王新林撤职。’会谈举行了一个小时”。【摘自:何立波.在苏联秘密整训的东北抗联[J].党史博采,2008(7)】
中央党史研究室下属的中央党史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东北抗联:绝地战歌》,一版印了5000册,在这本书第26页也说周保中1945年7月见了斯大林。
查人民出版社版的《周保中东北抗日游记日记》1945年7月10日这一天确实没有日记,而中央档案馆和东三省档案馆编的东北革命历史文献汇编中的《周保中简短日记》中恰恰有1945年7月10日这一天的日记,日记的内容是:
“无线电放送灯。
自动枪营排长X0NOPKNN,应请派走。
教育大纲。
训练翻译班眷属移住问题。
教材、战术、情报、突破,汇集。
自动枪营训练制式教练。
人员弱不堪服务者。
AKAKNNEHLLLEBYEHKOHOYKAPBO
八一纪念节。监考总结奖励。
侦察科依林乃黑调动。
X考总结,附的表格请MAA中校。”
以上是周保中7月10日日记的全文,并没有刘义权所说的:
“7月10日,接到远东军区电报,斯大林同志邀请周保中、崔石泉同志赴莫斯科见面”的内容。
这么大一件事按照周保中的习惯不可能不记载。但人民出版社版的《周保中东北抗日游记日记》不知为什么编辑人员在编辑过程中把这一天的日记给漏掉了。这就给编造历史者一个可乘之机。编造历史者也没有说清楚周保中在莫斯科逗留了几天,那一天回到营地的,1945年7月10日有日记,而后16日、17日、30日都有日记,而日记的前后内容中也看不出来周保中在这一段时间内去过莫斯科。
再说“第二天10时,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小会议室,斯大林高声地叫着周保中的苏联名字,‘关特拉雪夫同志,你好!’”,10日,周保中还在野营,难道说周保中是在梦乡之中接到的电报,然后连夜赶到伯力。维亚斯科村距离伯力75公里,一路奔波之后,伯力方面已经准备好了飞机,飞向莫斯科,不知周保中和刘义权等坐什么飞机,很快就到了莫斯科,不顾旅途的疲劳,没出24小时已经走进了克林姆林宫同斯大林见面了。一位根本不懂俄语的13、4岁的小战士居然能见证周保中和斯大林会见的场面,而且能听懂斯大林说出的每一句话,岂不怪哉。
根据周保中日记记载,1945年2月16日周保中向苏联方面提出准备去莫斯科,顺便要疗养。6月11日他再次向有关方面提出要到莫斯科去,到7月17日,在日记中没有看到有关方面批准周去莫斯科的任何文字。
有专家说周保中1945年7月18日至7月30日是空白,这是保密的原因,不好写到日记中。真是这样吗?完全不是。
请看7月17日至7月30日的日记,全文如下:
七月十七日
游击队人员若干在外者请派回旅。
基干部分自各区分对选拔调走,减弱战斗力,平时教育管理减弱。
各队指挥员和政治人员的训练和工作准备问题。
地方群众组织和党的工作。
武器和服装特殊装备。
粮食、金钱、工作用费。
作战组人员:部队长、参谋长、参谋处第二科长、第一科员、政治副、临时副官、彭施鲁共八人。
关于文书统计记录材料之清理、保存、焚烧。
七月三十日
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以前之文书焚毁。
特别服装所用材料,除一百五十人以外。
第四营参谋长。
贮金准备,不可。
侦探部经济补助。
* * *
一、旅内教育实施状况:
依批准大纲,自七月二十五日开始实施。除部队一般军事教练,还有特别训练班、附属翻译训练班。政治教育照常,政治精神情绪良好。纪律秩序,不久以前一个月内,多有私自出营者,现在较好。党和群众工作依计划进行。
二、人员调动与战斗准备关系问题。
各区分队军事人员多调动,受特别训练,有减弱教育进程和影响战斗性的可能。
日报工作人员成分说明。
三、政治副战士工作责任。
四、现实的中国人员政治教育讲习课。尼克金须换。
要求:
关于靴大须换。
物质、□□、新的知识。
政治干部不足,纸笔最缺。
具体宣传材料。
步兵武器,□□、□□。
自动枪营,迫击炮。
服装补充。
无线电营营长说音乐器具、报纸——士兵缺少。无线电池请领新的。
纸笔信封,军官不可扣留。
迫击炮实弹多发射。
文盲要扫除。
反坦克炮的熟练。
还有杀敌人,严重对待他,不可轻视。
木板六十五块,三十厘米宽,六米长,约三立方米。
叠伞员二名。烟草现缺。
增加迫击炮一门。
调换若干人员。
靴共分旅的,家眷的。
中国话每天两点钟,少。
* * *
杨万青,兴隆镇巴彦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一年在东兴县参加第三路军,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越境。
张海山,一九○一年生,饶河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第二路军,一九三九年越境。
邓海,一九一七年生,佛山县人,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参加王德信游击小队(第三路军副官)。
周德林,一九一九年生,佛山县人,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参加王德信游击小队(第三路军副官)。
李发清,一八八六年生,山东人,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被俘。
如果说周保中是在7下旬去了莫斯科,那么他回到八十八旅,就应该积极布置返回国内战斗的有关事宜。不可能去莫斯科前的7月17日布置“关于文书统计记录材料之清理、保存、焚烧”工作。而7月30日回到八十八旅后日记所记的第一项工作还是“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度以前之文书焚毁”工作。
我认为,“七月三十日”是日记整理过程中,把日期搞错了,应该是“七月二十日”。
另外,在7月30日的日记中,竟然还有“依批准大纲,自七月二十五日开始实施”的话,周保中7月30日布置7月25日的工作可能吗?只有一种解释,日记日期错了。可以肯定,周保中1945年7月上旬、下旬没有去莫斯科。
退一步说,假如周保中去了莫斯科,参加了总参谋部会议,这么重要的会议,他能见不到华西列夫斯基吗?还用1945年8月24日给华西列夫斯基写报告请求参战吗?
周保中在报告中说
“我,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旅长,隶属于您的指挥,也是兄弟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现决定向您直接呈报如下:
1942年7月份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任命我组建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旅里共计约4000名官兵,旅外还有约150人(俄罗斯族和那乃族战士除外)。几乎所有的中国同志均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是原来在满洲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领导者和参加者。远东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我旅。我旅受到特别重视和赋予特别的政治意义,这是中国的民族军队(例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在苏联境内的军队一样),应该成为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核心。我旅作为一支军队已经做好同红军一起参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解放中国人民的战斗”。
周保中还说:
“全旅的政治——精神状态良好,在战斗方面准备充分。
列兵、军士和军官3年来都在准备和期待着这一天,那就是能够积极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天。这一天,今年的8月9日到来了,苏联向帝国主义日本宣战了。全旅官兵激情饱满的预期战争的目标,期待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任务。
但是,仅仅在战斗开始后4天,我旅的作战计划就被改变了,而它在满洲境内的部署被停滞了,并且直到现在我旅仍然没有被投入使用。
我不止一次地向少将索尔金同志请示,并且通过他向第二方面军司令员普尔卡耶夫同志请求将我旅投入战斗,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接到肯定的决定”。
根据此报告,说明周保中根本没有见过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也不了解八十八旅的情况。
再说远动作战计划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之后就开始制定了。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99页说:“7月5日,我以华西里耶夫上将的名义乘专列抵达赤塔”。450页:“7月16日,斯大林从波斯坦打电话到里赤塔西南25公里的远东军队司令部找我。他查问战役准备工作做得怎样,关心这一工作能否提前10天完成”。可见,此时斯大林也不在国内。450页还说:“1945年7月30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发出命令,我被正式任命为远东苏军总司令,8月1日起,外贝加尔湖方面军、2个远东方面军、滨海军队集群和太平洋舰队归我指挥。”
可以说从7月5日一直到远东战役开始,华西列夫斯基都在远东,斯大林7月17日到8月2日也不在国内。
所以,我要说,写历史,用史料一定要慎之又慎,绝不能有闻必录,必须严加考证。
可以肯定地说周保中1945年7月根本就没有去莫斯科。
关于刘义权是否东北抗联教导旅的战士,我访问过李在德、李敏、王明、陆宝平等东北抗联教导旅的老战士们,他们明确说不认识刘义权这个人。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11年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竟跨省给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工作的刘义权出具了一份调查,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也在其编的书中说刘义权是东北抗联教导旅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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