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
在汉文帝刚刚登基的时候，他接手的是一个制度疏阔的军人政府，要实现国家的文治更化，任重而道远。
在漫长的改革道路上，汉文帝选中了贾谊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改革助手。
1.草台班子
公元前179年，也就是汉文帝刘恒登基改元后的第一年，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被汉文帝特旨从洛阳招来京师，成为了西汉帝国最年轻的博士官。他的名字叫贾谊。
作为战国大儒荀卿的再传弟子，博通诸子、文采斐然的贾谊对西汉初年这个充斥着浓烈的草莽气息的朝廷大概是不太满意的：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平民政权，上自皇帝、下到文武百官，其中许多人都是光着泥腿子的贫贱阶级。
高祖刘邦与两任名相萧何、曹参原先不过是秦朝的低级吏员，陈平、王陵、陆贾、郦商，这些在汉初政坛上喑呜叱咤的风云人物发迹前甚至连基层公务员都没当过。
跟随刘邦造反之前混得最惨的估计要数周勃：堂堂七尺男儿只能靠编织蚕山糊口，用度不足的时候还得在出殡的队伍里客串吹箫乐手，挣几个散钱贴补生活。
翻出西汉开国君臣的这些贫贱往事并不是要嘲笑他们的出身——英雄不问出处，一个能够从尘埃里一路平步青云的英雄人物当然有他值得尊敬的地方。
但是，这些没有接受过正经教育，缺乏礼乐观念的平民猝然当政，的确让这个新建的国家显得不那么“有规矩”，这一点，甚至让高祖刘邦都感觉头疼得紧。
《史记·叔孙通列传》里说，因为建国以来朝仪不修，在高皇帝亲自主持的宴会上，这些鸡犬升天的开国功臣们饮酒争功，放肆喧哗，甚至当着皇帝的面拔剑击柱。
要知道，秦朝的老规矩可是寸兵不得上殿的！现如今明晃晃的刀剑就在鼻尖下舞弄，眼前的光景儿或许让刘邦想起了鸿门宴上的旧事，他开始担心了。
已经在刘邦身边韬晦了好几年的先秦博士叔孙通趁机向皇帝进言：“打江山不得不倚仗斗士，守江山却必须重用儒生。要使上下有序，尊卑有别，制定朝仪的事儿您交给我办。”
“不会太复杂吧？”
“陛下放心，朝仪因时制宜，不必照抄前朝那些繁琐的老规矩。只要顺应世事人情而稍加约束，纳入规范就好。”
“那你试试。要求就一条：简单点儿，拣我能整明白的做。”
到了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的岁首，长乐宫宣告竣工。在庆祝宫殿落成的朝会上，因为有了叔孙通的礼仪约束，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再没有人敢喧哗失礼。刘邦非常满意，对叔孙通感叹道：“皇帝的尊贵，我今儿才算咂摸出点儿滋味儿来！”
虽然司马迁在《叔孙通列传》的赞论中极口称赞他与时俱进，为古老的儒家思想在新朝寻找到了一席之地。
但反过来想想，连行礼如仪这么简单的行为规范，刘邦君臣学起来都这么艰难，要让这帮子平民新贵理解儒家思想博大精深的内涵并贯彻到执政行为中去，实在任重而道远。
老迈的叔孙通已经担不起这份沉重的历史责任了，将这个因陋就简的草台班子改造成冠冕堂皇的文治政府，时代呼唤着一位新的改革家的出现。
2.洛阳少年
成为西汉文治更化的总设计师，年轻的博士官贾谊是有这份儿志向的。
《史记·贾生列传》中说，每当朝廷下令让博士官讨论政题，老资格的先生们或者缄口不言。
我倒不认为是他们真的智术浅短、乏善可陈，更可能的原因或许是鉴于前车，明哲保身。
秦始皇焚书坑儒，殉葬的那四百六十几条人命，不就是非议朝政的诸生吗？
这些从前朝走过来的读书人，看过血淋淋的往事，对“祸从口出”四个字恐怕不得不保留三分忌讳。
和沉默不语的老先生相比，没有历史包袱的后生贾谊却表现得锋芒毕露，口若悬河。
因为对策每每得到汉文帝的称赏，短短一年之内，他便从秩比六百石的博士官破格升任秩比千石的太中大夫。
在正统的儒家政治思想中，革故鼎新之后，新朝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改正朔，也就是从历法上更定一年的岁首是哪一天。
西汉大儒董仲舒曾经说过：
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通天者王”的传统。一个新生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视乎它是否享有天命，是否独占通天之道。
而颁告正朔正是天命所归的象征。
只有制定了新的正朔，才能彰显新朝的治统不是攘夺自前朝，而是真正受到了上天的眷顾。
以刘邦、萧何为代表的西汉君臣一方面在治国思想上受到秦朝遗法的强烈影响，一方面又对儒家的礼法观念缺乏深刻理解，因此，自建国以来，西汉王朝一直沿用着秦朝的正朔，即以十月为每年的岁首。
暴秦无道，二世而亡，肇兴的西汉王朝竟然遵用亡秦的正朔，这是贾谊万万不能接受的。
因此，升任太中大夫之后，贾谊随即向汉文帝上书，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计划。
《史记·贾生列传》说：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
——《史记·贾生列传》
面对着贾谊提出的宏图远略，刚刚上台的汉文帝委婉地表示了拒绝：
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
——《史记·贾生列传》
皇帝的意思是，这些文治改革的措施不是不能施行，但眼下条件还不成熟，且得等上一等。
那么，汉文帝刘恒在等什么，究竟是什么迟滞了他的改革决心呢？
《史记·袁盎列传》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诸吕之乱”中诛灭吕氏，拥立文帝登基的首席功臣周勃，在汉文帝上台之后被任命为了右丞相，成为百官之首。
每当朝会散场，趋出殿门的时候，周勃洋洋自得，而文帝总是恭恭敬敬地亲自送他离去。
冷眼旁观的袁盎请问文帝：“陛下觉得丞相是什么样的人呢？”
因为袁盎的兄长袁哙同周勃私交甚笃，或许是顾忌到这层关系，文帝客客气气地回答说：“丞相是扶危济倾的社稷之臣。”
让他没想到的是，骨鲠忠直的袁盎接下来说出了这么一番话：
“周勃充其量只能算是功臣，绝够不上社稷之臣的资格。
所谓社稷之臣，主在臣在，主亡臣亡，必定要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从前吕后临朝之时，执意要打破高皇帝留下的‘白马盟誓’，封诸吕为王。那个时候他周勃身为太尉，执掌兵权，不能犯言直谏，匡正朝纲。反而明哲保身，阿意顺从。
直到吕后驾崩，大臣们纷纷起来反对诸吕。只是因为手里有兵，周勃才侥幸抢占了消灭诸吕的首功。
他私心太重，为自己考虑得太多。现在因为拥立有功，周勃不把陛下放在眼里，而陛下呢，还这么一味抬举他。臣主失礼，冠履倒置，这样下去是要出麻烦的。”
周勃恃功骄主，以强势的相权压迫着皇帝的权威，这一点汉文帝不是不清楚。
但更麻烦的是，军功起家的周勃对礼遇儒生学士，建设文治政府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
司马迁说周勃为人“厚重少文”，每逢与儒生对话，总是极不耐烦地责令他们：“长话短说，赶紧的！”
汉高祖刘邦给嗣君留下的本来就是一个军人政府，所谓“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史记·孝文本纪》），周勃正是这个军人政府的领袖。
不先把他这块绊脚石扳倒，文治更化无从措手。
所以与贾谊一样对文治改革满怀憧憬的汉文帝按捺着性子安抚贾谊，叮嘱他要“等一等”。
汉文帝必须首先展开政治布局，打破周勃的权威，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扫清道路。
关于汉文帝的这一点考虑，贾谊可能不是非常清楚。
在他走入仕途之前的十五年里，汉廷在吕后的威权政治下遍洒血雨腥风，翻开《史记·吕后本纪》的记载，那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尽是刺鼻的血腥味。
但司马迁在《吕后本纪》的赞论中说：
孝惠皇帝、髙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髙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穯，衣食滋殖。
——《史记·吕后本纪》
当权力高层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的时候，底层社会却因为汉初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保持着太平稳定的局面。
这就好比暴雨中的海洋，海面上虽然狂风骤雨，惊涛骇浪，海底却水波不兴，恬适安详。
入仕前的贾谊就是身处海底的人，所以当他给汉文帝上书提出改革计划的时候，开篇便说“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
对于高层权力斗争的险恶局势估计不足，这已经为贾谊日后的仕途挫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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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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