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三国演义》第十四集的剧情，基本是由“许田围猎”、“衣带诏”、“煮酒论英雄”三个段落组成。
而来自于《三国演义》原著中的这三个故事，后两个在正史中都有文本可考。
按《资治通鉴》“卷六十三”中所记：“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操从容谓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备方食，失匕箸，值天雷震，备因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
需要注意的是，像“衣带诏”这样带有隐秘性的事件，史书作者常以几字之差，来表明自己或者“传主”的角度和立场。
如《资治通鉴》叙述三国事，基本以“曹魏”为正统，在这里用的是“称”字，表示“衣带诏”不一定出自天子之手，董承有假传之嫌。
《三国志·武帝纪》直说“（刘备）阴与董承等谋反”。
《后汉书》中《孝献帝纪》与《董卓列传》（没错，是董卓列传）中则记为“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表示“衣带诏”确实来自献帝。
但不论“衣带诏”一物是来自皇帝本人还是董承伪造，这一事件及酿成的风波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
而《三国演义》作为故事完整的文学作品，更为这一事件加上了一个导火线，便是“许田围猎”。
“许田围猎”，大致出于虚构。案诸史籍，只在裴注《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所引的《蜀记》中，有“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的说法。
至于当时天子有没有在场、曹操有没有在天子驾前跋扈，则都不可考。
但在“演义”中，这场规模盛大的围猎活动，终究是让年轻的天子感受到威胁与羞辱，于是血诏出炉。
这样一来，“演义”不但完全抹除了“衣带诏”可能出自董承伪造的可能性，同时也坐实了随后一系列事件中反曹集团的正义性。
更重要的是，它在“演义”的世界观中，也将成为刘备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写到这里，便不得不佩服一下《三国演义》作者创作、润色故事的能力。
实际上，《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在“许田围猎”之前，与曹操多有合作，如讨董卓、诛吕布等。
曹操对刘备，在防范的同时，亦曾常有惺惺相惜之情。这种矛盾的心理，在“煮酒论英雄”故事中，体现得甚为淋漓。
若非如此，曹操也就不会放刘备率军出去截击袁术——既放了人，又给他提供了五万人马作为他将来反抗自己的资本……
而在刘备那里，他与曹操这个“演义”第一反派的决裂，还是要从“许田围猎”算起。
要知道，在此之前，投奔曹操的刘备，通常是会站在对曹操有利的角度来建言献策的。
比如在白门楼，他曾劝曹操杀死吕布、招揽张辽。
但待到刘备亲眼目睹了曹操的诸多跋扈行为之后，也便终于看清了曹操的真面目。
名为汉臣，实为汉贼。
这种观念在他心里彻底生根。
“桃园三结义”对于刘备集团，只是草创；其后十几年，这个团队也一直扮演着“急义”的行侠角色，虽然浪漫，但也总是处在被动之中。
但“许田围猎”之后，这个弱小的集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从今往后的奋斗目标。
那就是与曹操彻底决裂，将“反曹”事业矢志不渝地进行到底。
当初发生在许都的“衣带诏”传闻，则为这条道路提供了足够的正义性。
在这一集结束时，面露得意之色的刘玄德说自己是“鸟上青天，鱼入大海”，正好照应“煮酒论英雄”时曹操所说的“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
经历过“许田围猎”以及由其直接引发的“衣带诏”事件之后，刘备虽还算不上“乘时得志”，但总算也是看到了“时”与“志”的方向所在。
刘备就这样走过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英雄的序章，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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