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呈现】小议《小红军与大教官》的成长主题（孙丽琼）

□文/孙丽琼

儿童文学是以其审美力量将儿童引导、培育成健全的社会一员的文学，而革命历史题材下的儿童文学则更注重意识形态、爱国主义对儿童的引导与教化。

不同于西方童话故事里向儿童所展现的光怪陆离、充满想象的世界，不同于旧时手捧《西游记》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足登薄底缎鞋的“小大人”形象，不同于冰心所向往的“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那种安详宁静的童心境界，红色儿童文学开创了全新的儿童形象与文学范式。

战争的炮火轰塌了空灵的童话梦，红色儿童文学拒绝一味歌颂儿童世界的美好与光明，不回避阴暗、苦难与严寒霜冻，“将这些真实的人生告诉儿童，将丰富驳杂的社会百态纳入儿童文学的创作视野”，塑造了一大批机智勇敢、憨态可掬，童心未泯的小英雄形象。

图书《小红军与大教官》

《小红军与大教官》是由赣南本土作家邱观潮与龚益三共同创作的一部儿童长篇小说，其反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无线电台通信队伍创建的历史故事。它将故事的背景置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赣南苏区，围绕着主人公小红军丁岗崽与他的俘虏国民党报务员田信之间从互相怀疑、互相观察最后发展到互相信任这一线索展开了一段生动形象，充满儿童情趣的成长故事。

成长是儿童文学的基本主题，在《小红军与大教官》这部作品中，作者在“革命历史”的叙述中并行着一条成长的主线，丁岗崽从抓俘虏、砸电台到学电台，最后与田信并肩作战，展现了一个小红军战士从文盲状态中逐渐掌握文化知识，从对抗、认识到理解、合作的成长历程，同时俘虏田信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改造，变成了一位革命战士。

媒体推介

一、小我：激烈对抗

十五岁的小战士丁岗崽，单枪匹马逮住了国民党反动派张辉瓒师部的报务主任田信，并砸毁了发报机。因父母双亲被国民党反动派害死，丁岗崽本能地对俘虏田信充满仇恨，不愿意为俘虏田信打饭，拗不过康参谋的命令还故意挑出几块肉吃了，展现出一个憎爱分明的儿童形象。在田信被任命为红军教官后，丁岗崽更是不满意田信身上那套国民党反动派作风，处处与他作对：

丁岗崽走进天井一看，见那木盆已经散架了，他看着田信的背影暗暗骂道：“这俘虏兵尽搞特殊化，到老百姓家去打热水洗脸，更可恼的是，打烂人家的脸盆还不当回事，这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作风是什么！”

在田信教授英文时，丁岗崽总是开小差，公然与田信唱对台戏：

田信用教鞭指着黑板上的字母a,问丁岗崽：“这个读什么？”

丁岗崽没想到田信会突然来这么一手，一时竟不知如何招架。他定了定神，盯着字母a想了一下，觉得这家伙很像个地雷，于是他脱口而出念到：“地雷。”

“什么？”田信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

丁岗崽提高声音说：“地雷！”学员们哄堂大笑......

此时的丁岗崽自恃井冈山下来的老红军的姿态，一百个看不惯俘虏田信，康参谋命令丁岗崽送香烟给田教官时，丁岗崽却私自克扣了八包香烟，准备送给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抽。

张来芳在《浅谈<小红军与大俘虏>的戏剧冲突》一文中说道：“在他们眼里，田信并不是什么教员，而是地地道道的俘虏。由于他们思想单纯，疙瘩没解开，所以看到俘虏就不顺眼，不服气。”

1693年洛克在他出版的《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一书中提出了他著名的“白板说”，认为人的头脑生来是一张空白的刻写板，一个人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教育。

反观丁岗崽这个红色少年形象时，他的成长背景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三四十年代，儿童区别于成人的‘小野蛮’身份不再引人注意，对‘童心’的歌唱、崇拜与捍卫显得不合时宜。相反，儿童被看做现实中的人，大众中的一部分，革命的接班人，抗战救亡的有生力量，他们身上带有阶级的烙印，被期望成为‘红色的’小英雄。”

丁岗崽就是这样一位红色的小战士形象，亲人的被害使他过早的失去了父母的庇佑，红军集体的洗礼使他迅速成长起来，但并未使他褪去儿童的顽皮、单纯、爱恶作剧的天性，同时强烈的阶级仇恨使他嫉恶如仇。在故事的前半部分他与田信冲突不断，带着偏执与鲁莽，幼稚与冒失，这位红色少年的成长之路并不顺利，他是红军小战士，也是稚气未脱的孩子，真实可信，亲切自然。

邱观潮教授与“小红军”

二、大我：隔阂消除

丁岗崽与田信的冲突得到缓和是从彼此的相互观察、认识最后才发展到相互理解上来的，在《爸爸是怎么牺牲的》这一章中这样写道：

田信态度诚恳地对康参谋说：“不必请示，我心甘情愿，你犯不了错误。”田信说着，把十二块银圆放回康参谋手帕里，又用钢笔将花名册上的二十二元改为十元，并在涂改的地方盖上他的印章......

丁岗崽立刻上前抱过发报机，说：“田教员，我帮你抱发报机。”

随后小说中又做了两人相互理解的进一步描写：

丁岗崽说：“所以，你现在就用那钱买了个木脸盆赔给许大妈，是不是？”

“对的。”田信边走边说，“那次失手打烂许大妈的脸盆，当时我认为是鸡毛蒜皮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后来许大妈根本不提起，我也忘了，幸亏上次你提醒了我。我忽然想起，红军不是有‘损坏东西要陪’这条纪律嘛，于是，趁今天赴圩就给许大妈买回一个新的。”

在《考核的风波》这一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丁岗崽亲眼看见田信少领十块钱饷，亲眼看见他买脸盆还许大妈，还亲眼看见他向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学抽喇叭筒烟......

他感到田信的心渐渐地与老红军贴近了。

作者在塑造丁岗崽的这一形象时，他的成长一定是伴随着田信的成长共同进行的，两人从不理解、彼此对抗的状态中互相观察试探彼此，直至最后的相互理解与接纳。

记得自己跟田信顶撞的时候，曾指着衣服上的枪眼要跟他算账。这账当然没法算，这感情上的隔阂就像各种颜色的矿石，在红军这个大熔炉一练，就铸成一体啦。

丁岗崽就如同一颗红色的种子，在红色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在与田信的对抗磨合中，表现出一个红色少年从“幼稚”“冒失”“任性”等行为特点逐渐走向“理解”“接纳”等成熟性格，最后隔阂消除，丁岗崽朝着成熟的自己又迈向一步。

邱观潮教授与小读者

三、无我：并肩作战

主人公丁岗崽在革命的实践中快速的成长起来，从与田信的对抗走向缓和之后，他已经进入了新的成长阶段。《突然出现的情况》这一章中，对丁岗崽的机智勇敢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

丁岗崽趁余世煜得意忘形的时候，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向他靠近了些，躲在一颗叶茂干粗的树后面，蹲下身子，将枪靠在树干上，枪口对准了余世煜这个亡命之徒......

在没有伙伴的帮助下，丁岗崽徒手干掉了特务余世煜和同伙，救下了田信的性命，也就是从此刻开始，丁岗崽这个红色少年的成人礼真正开始了：

从此以后，丁岗崽与田信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越高山、跨河流、走平原、过村庄，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壮丽的大地。

一个失去家庭的红色少年在红军的大集体中重新找到信仰和依靠，在与田信的敌对、磨合到相互接纳的过程中，彰显了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丁岗崽也在党的引领下一步一步从“小我”升华为“大我”直至最后抵达“无我”的境界，经过这一番洗礼，丁岗崽与田信彼此都完成了自我的蜕变，并共同携手融入了革命的大家庭中。

小读者见面会

红色儿童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社会功利性，成为激励、教育少年一代的爱国热情与革命精神的鲜活文本。“十七年”儿童文学中的《小兵张嘎》是一部兼顾了教育与娱乐功能的优秀作品，而《小红军与大教官》同样兼具教育与娱乐的功能，“如果没有‘儿童本位’的因素融入其中，单纯的‘社会本位’不会造就儿童小说的辉煌；同样，强烈的意识形态参与意识也未必一定会降低儿童小说的艺术价值，相反，在特定时代语境中它可能会使作品产生巨大的情感震慑力，只要它是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其中。”

作为新时期儿童文学一派的《小红军与大教官》这部作品，红色少年在形象的塑造上有了不小的变化，“作家不再浓墨重彩渲染人物的英雄行为，而是侧重于表现更普遍的人性，把人物的英雄梦、革命情怀放置在一个由少年人的单纯信仰、人道主义，甚至是少年人的天真等元素组成的艺术结构中去表现，从而使人物性格更为丰富复杂。”

作者用浓墨重彩描绘了丁岗崽这一苏区少年的成长心路历程，在“革命”这条路上成长起来的丁岗崽，幼稚、莽撞、任性，而田信的被俘，被改造的过程同样也成为了丁岗崽成长的催化剂，丁岗崽日益变得成熟而坚定的性格是作者倾尽笔力塑造的结果，正如王泉根所说：“真正的儿童文学艺术品应既扎根于儿童又超越于儿童，既紧紧把握住了儿童审美意识又自觉地引导与升华这种意识。”

这部描绘苏区红色少年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宏大革命历史叙述语境中巧妙地融入儿童成长主题，塑造了一个纯真质朴、顽皮莽撞、逐渐成长为红军小战士的人物形象，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对离这段历史已经陌生的当代儿童们，有着强有力的教育作用。

（本文作者为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7级研究生，指导老师 赣南师大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