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洛阳的藏书事业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比较迅速的一个时代，一个标志是藏书事业的进步。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爆发以后，大一统的汉代得以对先秦时期文化发展成果进行整理和总结。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先秦古籍，大多经历了汉人的整理。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注重对图书的搜集、整理和收藏。

秦汉时期的书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简牍，一是缣帛。简牍笨重，缣帛昂贵，都不是普通人家力所能具的。所以，汉代的藏书事业的主体是政府和贵族。西汉时期，从汉武帝起就十分重视搜罗图书，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成帝的时候，曾任命著名学者刘歆整理皇家藏书。不过西汉二百年的搜罗，随着王莽末年的战乱而零散。

东汉建立以后，从光武帝刘秀开始就十分重视文化，政局稳定之后不久，朝廷就将收集图书当成一项要务。东汉的官方藏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其一，从光武帝到汉章帝时期为收集阶段。根据《儒林传》的记载，光武帝曾经从长安把大批书籍运到洛阳，据说运了两千多车。经历了三代帝王百年的努力，到汉章帝的时候，政府的藏书已经增加到三倍。《隋书·经籍志》记载：“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隋书》第906页）其二，从汉和帝到汉灵帝时期为图书的整理阶段，这一时期，随着藏书数量的增加，政府在继续收集图书的同时，开始重视图书的整理。很多知名学者都曾参与到政府藏书的整理和校订之中。比如永和元年（136年），汉顺帝令著名学者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后汉书》第898页）其三，汉献帝时期为图书流散阶段。东汉末年董卓之乱，洛阳城被毁，政府藏书也在劫难逃。政府各种藏书机构中的藏书都遭到破坏，缣帛类的图书都被匪兵用来做了帷幕之类。王允收集灰烬之余装了七十余辆车，汉献帝被董卓挟持到长安的途中损失过半，等到汉献帝逃离长安的时候，这些书籍荡然无存。

东汉政府的藏书到底有多少，史无明文。后世的考证，不过是窥豹一斑而已。大体而言，东汉政府藏书的规模应当不在西汉之下。东汉藏书事业的发达，也体现在藏书机构的完善上。东汉的藏书机构可以分为皇家藏书和政府藏书两个系统。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宣明殿等，都处于皇宫之内，属于皇家藏书，大臣非经特许，无缘接触这些图书。太学、辟雍、灵台，都是国家重要的文化机构，其中必然有大量图书。鸿都门学之中也有图书，虽然鸿都门学设在宫内，但是也应该看成是政府藏书。其他御史、太史、太常等等与文化有关的机构中，也都有不少藏书。汉桓帝时，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图书的机构秘书监。不仅如此，东汉还有专门的图书管理人员，兰台令史、校书郎、秘书郎、东观郎等，都有图书管理之责。正因为这样，东汉的藏书事业才能不断发展。

班固曾经担任兰台令史

相对于西汉，东汉时期图书的获得要容易一些。东汉书店进一步普及，王充就是在洛阳书肆里读书成才的。刘梁靠卖书而谋生。这都促进了书籍的普及和藏书事业的发展。所以，东汉除了官方藏书以外，私家藏书也非常繁盛，涌现出了不少著名的藏书家。东汉私家藏书，史有明文记载的要以蔡邕、李溪、杜林、郑玄四人最著名，桓谭、班彪、班固等人也各有藏书。最为突出的就是蔡邕，他个人藏书接近万卷。

《东观汉记》主要完成于东汉洛阳的东观

东汉藏书家收集图书，大体有如下几个渠道，首先是经过皇帝的许可而抄录皇家藏书，其次是得自友人馈赠，再次为商业渠道购买，还有自己到各地游历期间的抄录。王充的作品就是被蔡邕带到了中原。相对于官方藏书，私家藏书因其分散，反而增加了他们幸存的机率。回顾中国藏书史就会发现，一有动荡，首先零散的就是官方藏书，每次都是依赖私人藏书，典籍才得以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