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成就：没有上级干涉的自由学术成果

西南联大的成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决定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在湖南长沙联合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是由于日寇的不断入侵，东南沿海相继陷落，1938年2月，教育部命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西迁昆明。

【冯友兰手书的西南联大校歌】

到昆明后，学校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于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到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西南联大在昆明整整8年。

西南联大的学者们身处国难之际，抱着学术救国的理想，心志坚定，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从事科学研究。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当时的各级政府为了抗日，也需要调查了解西南边疆情况。

【西南联大的校门】

于是，西南联大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各专业教授们积极投身于西南边疆地区的调查研究中。

战争年代的困难生活

抗战期间，为了保存文化命脉，沦陷区的高等院校纷纷内迁至大后方辗转办学。片中花了大量笔墨着重描写了战时学子在何等艰苦的环境下读书，无论是漏雨的屋顶还是粗陋的饭食，都在表达着战争年代的不易。而历史上真实的西南联大，远比影片《无问西东》描述的更为困难。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西南联大学生初到云南时，还明显地保持着在平津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生各自的着装风貌：北大学生多穿大褂，表现出潇洒出尘的风度，清华同学多穿西服，显露出翩翩年少的风格，南开学子多穿夹克，流露出英俊活泼的气象。后来，随着三校的逐步融合，加之战时很多学生流离失所，以及昆明物质的日益贫乏，学生们无力注重服饰了。1940年左右，男生的服饰趋于统一，“大褂有逐渐成为标准服装的趋势”，女生的服装则没有一定的标准，有穿素色旗袍的、穿花色旗袍的，甚至还有穿男装的，不一而足。①

1938年8月，西南联大多位教授在昆明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右下为梁、林子女梁再冰、梁从诫）

穿上面如此简陋，吃上面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就拿伙食费来说，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同学的伙食在民国二十七年时每月只要七元还可以天天吃肉吃鸡蛋，每星期打牙祭时还可以吃鸡吃鱼。到三十年时已涨到每月二百元，以后生活费用更跳跃式地增高；到三十三年每月伙食费涨到一千多元，三十四年到五六千，三十五年一万元，还是终月尝不到肉味。”②

【烽火中的西南联大】

吃穿都如此糟糕，那么屋舍情况呢？答案是更糟糕。据联大当年的学生回忆，新校舍中的学生宿舍是“土墼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空气是很流通的，因为没有人爱在窗洞上糊纸，当然更没有玻璃。。。。宿舍是大统间，两边靠墙，和墙垂直，各排了十张双层木床。一张床睡两个人，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③

但是就算是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吗，西南联大依旧做到了现在很多大学都做不到的学术研究，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不受干涉的校园环境是西南联大成功的关键

让内行领导内行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今天的社会分工如此繁多，但所有的从业者都惧怕一件事情--上级给你空降一个压根不懂行的人来给你做指导工作。他们什么都不会，但是却有着”一腔热血“什么事情都喜欢指手画脚，结果就是搞砸了他们能搞砸的一切。

这种情况并非今天独有，因此蔡元培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④

【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

由于延续了北京大学的自治传统，西南联大对于国民党当局发出的有可能损害大学发展的种种要求敢于抵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大学的独立性和正当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抗战爆发后，教育部长陈立夫利用军政统一的号令控制大学，频频得手，但在西南联大却未能得逞。他一方面企图排挤几位联大的现有常委，又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联大训导主任。联大当局以”教授治校“为三校一贯传统必须尊重为由，将陈立夫企图委派的人顶了回去。⑤

【陈立夫晚年不得不以加工皮蛋为生，确实是只能说时也命也】

这种内行领导内行，懂得人去教学生的方法，是西南联大成功的关键一步。

文理平衡的教学方针

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来自苏联的专家阿尔辛杰夫带来了他的”苏联模式“。⑧按照老大哥的思想体系，对于国家发展指标有用的只有理科生，毕竟无论是航天、半导体还是材料学都和”数理化“有关，你一手文字再漂亮有什么用？而社会学和心理学更是苏联体系的”异端“，因为马哲已经非常好地诠释了社会的发展，还需要再用另一套系统去解释么？而心理学更是地道的”唯心主义“产物。终于在1952年后，是否砍掉以上这些科目上升到了”姓资还是姓社“的高度。⑨

【关于院系调整的书籍】

万幸的是苏联专家把人类学归于生物学下面，让复旦生物系可以保留一根独苗。但是它的”兄弟“：考古、文化人类、语言人类等，就没这么幸运了，作为”资产阶级人文学科“的它们被彻底割弃了。

我们应当庆幸西南联大时期没有简单粗暴的苏联专家。

观点可以不同，但是必须包容彼此

以人的思想和观点去评判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哪怕是赵高的著作也能成为儿童的启蒙读物。今天很多人非常热衷于抨击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三观不正“，可惜的是说这话的人往往不懂得什么是”三观“。我们今天说的”三观“其实就是哲学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喜欢说三观的人大部分其实只是争论其中的”价值观“。偏偏价值观是最容易随着时代变动而更改，今天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人回到上个世纪一样会被视为邪魔外道。

【价值观一直是社会争论的焦点，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是正义的】

民国时期的大师们自然深谙此道，知道统一观点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强行统一的手段百害无一利。因此”同无妨异，异不害同“是西南联大的精神，教师的学术派别、文化价值观都不一样，有战国策派，国粹派或复古派，欧美派，正统派，激进左派，还有”全盘西化“论的鼓吹者。他们相互之间的思想交锋有时十分激烈，但能各抒己见，百家争鸣，联大方面并不横加干涉。学校没有硬性规定什么教学大纲，教师自编教材，讲授内容自定，发挥所长，独立讲授。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言论也完全自由，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教授或者学生认为投降日本是可行的，这也是西南联大的底线。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持和底线，短短几年时间，从今天看来办学条件十分简陋的西南联大中，走出了无数栋梁之才。

相关文献：

① 叶方恬，《苦难中成长的西南联大》，1988

② 西南联大资料室，《八年来的生活与学习》，2009

③ 汪曾祺，《新校舍》，2008

④ 周川，《百年之功》，1994

⑤ 《西南联大成就辉煌的教育逻辑》

⑥ 张剑秋，《西南联大的师资管理及历史启示》，2002

⑦ 李刚，大学的终结——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

⑧ 徐晓楚，《真的是”苏联模式“吗？——对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改革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