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揭秘高福：原来他是靠这些成为院士的

　　每一个院士，必有他不平凡的经历。

　　有的院士一帆风顺，有的院士一路坎坷。

　　而作为拥有8个中外院士头衔的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博士，自然有他独特的方式！

　　这位从世界名塔脚下走来的科学家，从小到大就是直线式成长。

　　他的最大经验就是循序渐进，像爬梯子一样，走好关键的每一步，去最好的平台成就自己的价值！

　　努力学习考上重点大学

　　1961年11月，他出生在山西省应县的一户工人家庭。

　　父母没念多少书，几乎小学都没毕业，他的父亲念到了小四，他母亲不太识字，连自身名字都不认得。

　　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成长一是靠父母人品与以身作则的熏陶，另一个是靠自己内心坚持向上的姿态。

　　由于家境不好，加上家里共有6个娃，一家人日子过得清苦。

　　据说，年轻的时候，高福曾有一次机会，可以去银行上班。

　　当时这样一个机会堪称中了头彩，可是高福认为还是要多学点文化，希望考上大学，就顶住诱惑，果断放弃了伸手可得的机会。

　　应该说，他的父母很有远见，不仅重视并全力支持子女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而且其积极上进的品质也激励着子女愿意勤奋学习、努力工作。

　　他们宁愿自己操劳多一些，也不愿儿子出去赚钱贴补家用，还拿出省吃俭用的钱来供子女上学。

　　得益于父母的开明和通达，在家中长子高福的带领下，家里多个孩子都学业有成，出了多个博士，好几个搞科研，这也成为当地百姓的一段佳话。

　　高福学习十分用功，进了从当地最好的中学读书。从应县一中毕业后，18岁的他参加了1979年的高考，他希望通过跨过这座独木桥改变自己的命运，更加靠近自己的梦想。

　　那一年的化学卷题目太难了，他看到考题差点懵了，还趴在桌上睡了一小会。

　　值得庆幸的是，在考场上，他及时调整好心态继续做题，“没交白卷，拿了四五十分，不然考不上大学”。

　　虽然高考时趴着睡觉，但他考得还行，成绩也上了重本线，但是没被第一志愿录取，而是被调剂到山西农业大学的兽医专业。

　　山西农大实力不弱，当时就是全国99所重点大学之一。

　　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一心进取的高福就在农大畜牧兽医系（现为动物科技学院）兽医专业学习。

　　定下科研目标一路进学

　　虽然进了农大，他并不喜欢被安排的专业。

　　毕竟那个专业，鲜少有人报考。

　　不到20岁的年纪，他较有主见，就对自己的奋斗目标有了清晰的认识。

　　他不打算做兽医，而一心想去从事科研工作，做名有更大挑战的科技工作者。

　　于是，自大一第2学期开始，他就下定决心，将来转向传染病学专业。

　　经过大学几年的自学钻研，在图书馆、教室里扎下来、沉下心来学的那股劲，将他送上了学业的下一站。

　　大学毕业那年，22岁的他考上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进了动医学院，师从郭玉璞教授，攻读微生物学与动物传染病学方向研究生。

　　在硕士阶段，这位从小县城走来的学子在导师的引领下，大量查阅资料、啃下专业书籍，接触了基本的研究思维方法，初步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基础。

　　那个年代，从万里挑一的大学生跃升为凤毛麟角的研究生，他特别珍惜深造的机会，各方面表现优异，论文答辩也顺利通过了，25岁的他如愿拿到了硕士学位。

　　之后，作为被推荐的好苗子，年仅25岁的他从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农业大学当了老师。

　　在北农五年期间，他沉淀下来，将知识转化为教学和科研实践，从助教做到了讲师，拥有了中级职称。

　　而立之年，他把握住了一个学业大立的机会。

　　30岁的他意气风发，前往欧洲留学，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师从David H L Bishop、Ernest A Gould两位教授。

　　在牛津读博士期间，高福做的是病毒研究，但他感觉纯粹做病毒，很难成为大家，毕竟兽医学很少有院士，于是转向研究当时热门的免疫，有两年多没有出成果。

　　据他说“我开始怀疑自己，也想过去外企。没过多久，结果做出来了，我一看，非常好，可以继续做科研了。”

　　从国际一流名师身上学到了真功夫之后，他依靠自己锁定的研究方向，写出了高水平的论文，33岁时他就拿到了分量不轻的牛津大学的博士（DPhil-Oxon ）学位。

　　随后，他先是去了加拿大，到往卡尔加里大学跟随Robert Bell教授从事了为期3个月的博士后工作。

　　34岁时，他重新回到英国牛津大学，跟随导师John I bell、Andrew J McMichael、Bent K Jakobsen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在那一直做到37岁那年。

　　38岁的时候，他再次去炼金，赶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医学院，在那跟随Don C Wiley、Stephen C Harrison两位教授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课题工作，期间得到了International Travelling Fellow资助。

　　40岁那年，他再次远赴重洋，第三次来到牛津大学。这一次，他在这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工作了三年多，先后担任讲师、实验室主任和博士生导师。在欧美高校，做博导不一定是正教授，助理教授或副教授也经常就能担任。

　　就这样，牛津的高福博士在欧美名校历练了十多年，做了包括3年博士、5年多博士后和3年多教职。

　　毅然回华跻身国家平台

　　等他在世界一流大学打好夯实的基础后，43岁那年，他携带妻子与儿女举家回国。

　　回国后，作为海归优秀学人代表的他，顺利入选进入“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获得了好的创业创新待遇，并成功应聘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担任所长和研究员、博导。

　　在这个国家级科研平台，在此四年多时间潜心研究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与宿主细胞免疫这块领域。

　　国家级平台的支持是相当有力度的。他背靠着中国最高科学研究学术机构的资源，在回国第2年以44岁的年纪赶上末班车获得国家杰青基金资助，申请到“国家973项目”并当首席科学家；在回国第3年他又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成为有科研课题、有科研经费、有相关待遇、有知名度、有露光度的硬核专家。

　　尤其是，作为中科院一个研究所的带头人，他不仅具备厅级的舞台发挥空间，而且还能赢得与中科院系统内的非资深院士的密切交流、合作与学习机会。

　　47岁那年，他继续在中科院系统辛勤奉献，到中科院北京生科院担任副院长，同年又出任中科院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以后，他延续着事业的辉煌：49岁成为英国牛津大学客座教授、50岁至56岁时当疾控中心副主任。

　　于是，他的视野变得更加广阔，更多地接触临床，从基础科研拓展到与国民健康紧密相关的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

　　在国家级科研机构和单位耕耘十多年，担任要职的他完成了成为一个中国顶尖科学家的硬件积累。

　　精准定位有所为有所弃

　　从一个地方大学本科生成长为一名出类拔萃的科研工作者，他有很多人生经验，睿智而豁达。

　　首先，他认为一定要做学习、工作、生活的“明白人”。对自己要有准确定位，知道自己是谁，是干什么的，把每一步都走扎实。

　　就自己的成长心得，他归结了五要：

　　要有目标。他在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就确定了自己的专业兴趣——微生物研究，并为之奋斗至今。

　　要懂取舍。他能在需要用心花时间学习的时候放弃文艺方面的爱好，上大学前，他是能说会演的文艺宣传队骨干；上大学后，他是默默学习、刻苦钻研直至临毕业才让同学们见识了他文艺才华的标准“学霸”。他也能将一门心思放在学业上，不重视在外表外在方面的穿着形象，据说在大学时整个夏天他都可以只穿一件T恤而不在乎其他，舍得放下旁骛，就能收获更多。

　　要有担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担当要从做好自己，做好每一件小事开始，特别是埃博拉病毒横行非洲之时，他敢到疫区与病毒“近距离”接触，履行一名科学家的担当和责任。

　　要有诚信，“人缘就是人品”，做事先做人。

　　要敢做敢为，敢想敢干，1980年，加上助学金一个学期10元钱就够伙食费的年代，他却敢借钱180元买个收音机，只为了学好英语。经过日积月累的英语训练，他掌握了这门让他以后读研、出国读博、阅读国际刊物和在国际刊物发论文更加轻松的沟通工具。

　　说到职业上的感悟，他也有不少真知灼见。

　　在他这么多年的科研生涯里，他经历过许多失败，甚至数万次实验中只有一次成功，但是他一直坚持看到了最后的结果。他认为，爱科学就要去全力追求她，他用行动诠释了一如既往的加班加点，一往无前的竭尽全力，永不放弃。

　　他认为要做就做最好的、一流的，因为科学只有第一，科研工作竞争激烈，必须抢夺世界第一。

　　在艰辛的科研工作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平衡之道，“做科研心理素质一定要好。人生就是平衡，病毒也是平衡”。

　　当然，他更懂得顺应时代潮流发展和形势新变化，选择适合的方向入手，融入科学领域的新趋势、新热点，最终挺身而出。

　　若要做好科研并能走向成功，他自己从亲身体会出发，归纳出四个关键点：努力学习、随机应变、借船过河、整合资源。

　　天生是料频出高光成果

　　他天生就适合做研究。

　　他敏锐地抓住核心，提出关键问题，并善于在不断地探索中发现和推导出规律。

　　在他专长的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与宿主细胞免疫研究以及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领域，他无疑走到了世界前沿。

　　他专注自己的研究领域，一直在为领先而努力，付出了无数心血，也收获了丰硕果实。

　　他领导的研究组在流感病毒流行病学、跨种传播分子机制研究领域建树颇多，首次证实野生迁徙鸟能够群体感染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病毒，改变了野生迁徙鸟只是流感病毒贮存宿主的结论。

　　他率领团队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是一种新型的重配病毒，与长江三角地区迁徙鸟和家禽有关，呼吁关闭活禽市场以预防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和可能的全球大流行，为国家制定禽流感防控政策提供了重要基础。

　　他率领首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移动实验室检测队赴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描绘出埃博拉出血热病毒的进化图，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国际援助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对流感病毒、埃博拉、MERS-CoV和寨卡等多种囊膜病毒的入侵机制进行研究，阐明其分子机制，并研发抗体、药物等抗病毒手段，为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提供重要支撑 。

　　有了突出的成果，他赢得了自己领域的诸多国家级二等奖、省部级一等奖、一级学术组织一等奖等奖项，并收获了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知名度的各种荣誉。

　　做了一流的工作，他一定争取机会发表在国际最顶尖的学术刊物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以一作和通讯作者在SCI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450多篇。当同领域学者、院士经常能在一流刊物上看到他的课题组的成果时，他的汗水没有白费。

　　做了一定的交流，他才能在国内外学界发挥更多的影响力。他积极活跃在学科领域的国际和国内舞台上，担任多家国际专刊编委、国内一流刊物主编和副主编、常务编委，并任职国际学术组织和国内权威组织，加强国内外同行的学习、交流与沟通，既能尽快学习他人所长，接受最新理念，把握最新方向，和中外相关领域的院士们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

　　这位国内病原微生物与免疫领域的领军人物，凭借一系列系统性、创新性研究取得的突出贡献，形成了有高规格奖项、有高质量论文、有高级别学术兼职的软实力基础。一切就是水到渠成！

　　院士当选征程步步为营

　　他成为了科研领域的翘楚后，随之而来的荣誉逐一加持。

　　最具光环的高光荣誉莫过于院士。

　　在院士当选之路上，他也经历了两步曲。

　　第一步曲就是成为中国院士，他连续三次参选。

　　他申请候选中科院院士第一年是从2009年开始的。

　　由于单位或学会或几位院士联名推荐，他准备并提交了申请材料，在第一次候选院士过程中进入到有效候选人名单环节，在当时的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63人中，时年47岁的他作为分子免疫学与分子病毒学专业代表位居第45位。

　　第二次候选中科院院士是2011年。

　　这一年，49岁的他以结构免疫学专业的出身，在进入有效候选人名单之后，又进入了2011年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位居30人中的第21位。

　　一次比一次更靠近。终于迎来了第三次参选。

　　令他欣慰的是，2013年12月，52岁的他通过了院士答辩，顺利三通关，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二部曲就是成为国际院士或外国院士。

　　在荣膺中国院士的第二年，他就先后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

　　而后的几年中，他相继成为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外籍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外籍院士、非洲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而且55岁那年8月，他成功当选亚洲生物技术联合会主席，成为第一位担任该职的中国科学家。

　　后记

　　由一个地方大学的非主流专业本科生，他通过树立目标和坚定努力，转向到自己心仪的专业领域，然后奋起直追，先后入中国名校、世界名校分别读硕、读博，再在世界名校从事科研多年打下成功基础，回国后再进入国家级研究平台参与或主持国家级重点或重大科研课题，以争当一流的姿态不断贡献一流科研论文，并在一流刊物上发表，获得高层次的奖项和荣誉，最后历经三次得到非资深院士中的大多数院士的投票，成为中国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