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吗？

《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

前言

文 / J. 希利斯·米勒

译 / 陈旭

奥斯维辛之后，甚至写首诗，也是野蛮的。

Nach Auschwitz noch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

——西奥多·阿多诺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评论者们曾纷纷打趣阿多诺这句名言。阿多诺后来做出修正，“长久的痛苦当然有获得表达的权利，就如被折磨的人不得不吼叫……所以，说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或许错了”。将诗歌比作受刑者的哀号，虽说得通，但至少有点奇怪，例如，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就很难恰如其分地欣赏保罗·策兰作为大屠杀幸存者所创作的诗歌的复杂性。阿多诺并没有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说的是，“甚至写首诗（noch ein Gedicht），也是野蛮的”。或许，阿多诺的措辞可以解读为“奥斯维辛之后，甚至再多写一首诗，也是野蛮的”。野蛮之处在于，现在写诗面对的是让人惬意的白纸或电脑屏，人们或冷静或激愤地坐着写诗——说得更确切些，写些或长或短的诗性文字。阿多诺意在强调写作的具体动作，笔在纸上涂涂，手指敲敲键盘，诗歌就写出来了。奥斯维辛之后，这么做是野蛮的。

除此之外，阿多诺可能还指奥斯维辛之后，每个人都应尽力确保类似悲剧不会再次发生；倘若不然，就是野蛮。写诗无济于事。恐怖阴惨的年月里，我们无暇审美，无暇超然于政治之外。继奥斯维辛之后的这些年月里，原本不可能之事也成为可能。奥斯维辛是历史的转折点。正是在那时，欧洲的德语区以更为高效的官僚组织和技术手段对六百万犹太人实施了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而这个地区原本孕育了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贡献了贝多芬、康德、黑格尔、耶拿学派，更不用提马克思、里尔克、托马斯·曼、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卡夫卡这些伟人。

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

阿多诺此言的语境是我们所了解并称作“审美意识形态”的东西。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主要与黑格尔的“sinnliche Scheinen der Idee”，即“理念的感性显现”（sensible shining forth of the idea）相关。此处黑格尔的“理念”也是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Being）所表达的内容。海德格尔认为诗歌彰显超验的存在，揭示大写的“存在”，他始终对希腊语中的“真理”（aletheia）一词保持的关注即说明了这一点。从该词的词源结构着手，词根lethe前加上否定性的前缀a，海德格尔认为该词唤回了被遗忘的存在。诗歌对海德格尔而言，能够“去蔽”，能够揭示并追溯被遗忘的“存在”。还有一种可能，阿多诺此处将诗歌看作主观情感的表达，又或许他将诗歌视为精致美丽却内部封闭的物件儿，仅由语言构筑起它的有机统一。正如文学传统中常见的两大隐喻所形容的那样，诗歌常被比拟为花或精妙的人体。

马拉美的《诗的危机》（“Crise de vers”）中有一名句，以马拉美惯有的风格表达了类似看法。不同于平铺直叙，该句采用了诗意的言说方式：“我说：‘一朵花！’我的声音便让花的外形被遗忘，除此之外，某种异于一切花萼的东西，一种美妙的理念本身，便音乐般地响起，那是在所有花束中都无法觅得的东西”。然而，阿多诺暗示，上述三种美学意识形态的表述都不足以说明写诗会在奥斯维辛之后的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诗歌并不会带来社会政治领域内某些真实的改变，比如，确保奥斯维辛不再发生，而后者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我们无暇旁顾。

阿多诺措辞中的“野蛮”（barbaric）也值得注意。为什么他单单选用该词，而不是其他表达，比如说，“不道德的”（immoral）或者“不负责任的”（irresponsible）？野蛮人处于文明社会界线之外。学界认为，希腊人称非希腊人为“野蛮人”是因为这些人的语言在希腊人听来就像在说“巴、巴、巴、巴”，尽是些无意义的声音，不是好的语言。同样，阿多诺认为，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诗歌是无意义的音节，满是喧嚣，就像没有所指的“巴、巴、巴、巴”，于现实无益。“巴、巴、巴、巴”这样的声音，就像人类在建造巴别塔时，语言被耶和华搅乱后变成喋喋不休的蠢话， 而野蛮的“巴、巴”声中的胡言乱语，让每个人都无法理解自己的同胞。

阿多诺这句著名的格言，出自其《文化批评与社会》（“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一文的倒数第四句，该文微言奥义，三言两语无法将其重置回该文语境，更不用说辑有此文的《棱镜》（Prisms）一书，乃至阿多诺著作的整个语境。我无意梳理，但有一点应当言明：有点出人意料的是，阿多诺这句名言出现的语境，并非指当时写诗是野蛮的，而是指当时坚持文化批评已无可能，因为整个社会都空洞堕落，文化批评顷刻间就与它要批判的对象形成共谋，反被其掌控对象所拉拢。阿多诺说：“传统的超越性的意识形态批判过时了。”奥斯维辛之后的艰难岁月不可能再有那样的批判。阿多诺此文与当下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学术研究有着惊人的相关性。甚至对与该文迥异的本书而言，也是如此，尽管本书也致力于修辞阅读和文化批评。然而，我还得稍作停留，讨论一下阿多诺的名言在该文中的直接语境：

即使是最极端的末日意识也有沦为无关痛痒的唠叨的危险。文化批评发现自身处于野蛮和文化的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这甚至阻挠我们知晓为何现在已经不可能写诗。绝对的物化，本以知性进步为其要素之一，目前却正准备完全吞噬我们整个心智。如果批判性思考局限于自我满足的冥思苦想，它将无法应对这样的挑战。

尽管没有明说，但阿多诺有可能用“写诗”指代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比如小说、戏剧等虚构性作品。我们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即使沿用真实的地名，甚至想象性地呈现历史名人，它对文字的运用也奇特地无涉现实。

自阿多诺宣告他严厉禁止写诗以来，许多作家，包括保罗·策兰和伊姆雷·凯尔泰斯（Imre Kertész）在内的许多大屠杀幸存者，都无视阿多诺的禁令。他们要么写诗，要么创作其他文类的作品。假设那样的创作行为尚且可疑，那么花时间去“分析”那些文学作品得有多值得怀疑——即使那些作品属于所谓的“大屠杀文学”？不过，这却是我在本书中要做的事。

《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

英文版封面

我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呢？阿多诺的禁令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呢？答案就是他没有意识到文学是见证奥斯维辛的有力方式，无论那份证言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文学本身成为见证，特别能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逝去的超过六百万的生命，并由此指引我们从记忆走向行动。以文学的方式作证，迥异于亲耳聆听受难者的哀号，而阿多诺在回想之后亦承认奥斯维辛之后的诗歌可以表现后者。再者，尽管策兰有名句说没人能为见证者作证，但我的解读能见证我对这些特定作品的感受，从而有可能指向雅克·德里达意义上的“将到来的民主”（the democracy to come）。

正如大屠杀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纳粹的种族灭绝行为的独特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例如，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写道：“我相信大屠杀事件是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是已有的种族灭绝事件中最极端的情况。如下两个因素把它和其他大屠杀区分开来：一是灭绝意图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是说，纳粹帝国版图所及之处，以杀光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内的所有犹太人为目标；二是运用的手段——确切地说，就是调配现代民族国家的行政资源和西方科学文化的技术力量。”

虽然我同意奥斯维辛在上述两方面是独特的，而且几乎是无从想象的独特（完全的独特性抵制归化，因而拒弃理性理解或“想象”），但关于奥斯维辛的文学作品仍然可以得到某些表现类似事件的文学作品的呼应。请记住，类似事件不是相同事件，而是“具有某些相似之处的事件”的并置，这有助于理解类比的双方。本书构筑了一个本雅明式的星丛，融贯汇集了异质多样的内容：

（1）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反思奥斯维辛之后的共同体情形，称之为“共同体的焚毁”；

（2）弗兰茨·卡夫卡的三部预示奥斯维辛的小说；

（3）与大屠杀有着或多或少联系的四位作家——托马斯·基尼利 (Thomas Keneally)、伊恩·麦克尤恩、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伊姆雷·凯尔泰斯分别创作的四部关于大屠杀的小说，《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List）、《黑犬》（Black Dogs）、《鼠族》（Maus）和《无命运的人生》（Fatelessness）；

（4）托妮·莫里森（Tony Morrison）的小说《宠儿》（Beloved），这部伟大的小说紧扣美国历史特点——奴隶制及身为奴隶后代的上百万非裔美国人，对奥斯维辛做出了最为强有力的回应（所以本书的副标题是“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

（5）德国及其邻国数年间发生的导致纳粹上台的变化与美国近来行动所导致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这两者间的相似之处让人毛骨悚然，后者包括占领伊拉克，导致六十万甚至更多（据说目前超过一百万）的伊拉克人丧命，六百万人流离失所，而国内外姑息酷刑拷问，纵容非法监听，诸如人身保护等公民自由权受到侵犯。美国监狱关押的人口比例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发达工业国家。关塔那摩（Guantánamo）监狱不是奥斯维辛，但也并非与纳粹“工作营”截然不同。“现代民族国家的行政资源和西方科学文化的技术力量”确实促成了我们的危局，它们自奥斯维辛以来就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发展。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正尽力扭转这一滑向法西斯的趋势，但对民主理想的破坏已经深入民族文化内部，难以根除。即使我们的军队正从伊拉克撤出，阿富汗战争的局势还是升级了。

没有解读完全不偏不倚、纯粹客观，它们都带有某些问题导向。如果讨论20世纪“共同体的焚毁”的意义构成了我的一个关注焦点，那么我的另一个关注焦点就是如何理解我所讨论的小说具有作证的意义。我也会不断回到言语行为对处于焚毁之中的共同体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来。最后，我还不断地思考：大屠杀的历史记录（包括其中的虚构成分）经常会展现一个主题，即想象、理解，甚至连记住奥斯维辛都并非易事；而我所讨论的小说，从卡夫卡经凯尔泰斯至莫里森的作品，却都让人气恼地决然拒斥对这些苦难做出清晰明确的阐释，这两者间存在何种共性？

大屠杀文学，虽尚存争议，但涵盖范围极广：历史记载、心理分析研究、回忆录、录制的证词、电影、诗歌、幸存者创作的小说、非集中营亲历者创作的小说，以及评论这些诗歌、小说的书籍，它们试图从某个特定视角观照整个大屠杀文学。这个主题至关重要，却也困难异常，常引发意见争锋、观点激撞。罗伯特·伊格尔斯通（Robert Eaglestone）在其出色的《大屠杀和后现代》（The Holocaust and the Postmodern）一书中，广泛地评价了这一主题的文学，力图表明大屠杀对所谓的“后现代”具有决定性影响。例如，书中有几章将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及德里达的作品与大屠杀联系起来，让人叹服，还有一章讨论大屠杀幸存者创作的小说，不过其中凯尔泰斯只被略微提及，其作品《无命运的人生》更是浮光一现。

本书与伊格尔斯通关注的焦点不同。我试图将几部明显指涉大屠杀的小说与其他奥斯维辛前后创作的作品联系起来，在近来研究大屠杀对构建共同体的影响的理论视野中，探究上述作品的共性。我认为卡夫卡的作品预示了奥斯维辛，凯尔泰斯的《无命运的人生》回应了卡夫卡，而莫里森的后奥斯维辛小说《宠儿》具有卡夫卡小说的特征。在我所言及的作证的意义上，尽可能地细读这几部小说，这是我首要的关注点。前文中，我曾提及要探寻五个异质方面的共同之处，要使这样的类比得以成立、产生共鸣，必须对其中每一方面都做具体而微的细读，注意引用分析，并参照其他同样经过仔细推敲的文本。

本书中的不同章节间或提及我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进行讨论的社会环境，但该书不是“备忘录”，虽然它确实展现了我作品中的重要转向。这个转向当然源自个人职业发展历程，正如此书在献给雅各布·卢特（Jakob Lothe）以及致谢其他人时所表明的那样。我近著中的转向包括对共同体问题产生兴趣、多年后重读卡夫卡、试图面对大屠杀及大屠杀文学，并经由莫里森的《宠儿》，面对美国的奴隶制历史。这样的“面对”实属不易，很可能完全不可能。现在每当飞过辛辛那提机场，横跨肯塔基州的俄亥俄河时，我会想到这条河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曾构成一条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界线。此种重现记忆（借用莫里森的表述）让我再次想起《宠儿》中这条河的作用，想起我自己经由弗吉尼亚祖先也与奴隶制有了联系。另一个相关的个人联系是近来参观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在第六章有更为仔细的描述。本书探讨的所有内容，于我而言都亟待个人关注，而不仅仅是客观的学术分析对象。近来美国不时出现的纷乱迹象引人思虑：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关塔那摩监狱，以非常规方式将俘虏引渡到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的秘密监狱，还有对美国公民实施非法监视，等等。甚至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任期内，这些做法仍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不以史为鉴，注定要重蹈覆辙，这仍是一如既往的真理。本书所讨论的作品即是对历史的研读。

我查阅的若干照片，最初均从网络获得。通过谷歌，鼠标点击数下，就可获得许多照片集锦：有卡夫卡及其家庭的大量照片；有关于奥斯维辛的照片，其中包括最近发现的卡尔·赫克尔（Karl Hoecker）相册样照；有记录奥斯维辛受害者的系列影像资料——他们乘火车抵达，通过“遴选”（Selektion），直至步入毒气室之前的最后几分钟，仍茫然不知死神逼近；有大量反映美国私刑的照片，许多最初以明信片的形式传播；还有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这些照片都是作证的一种形式。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们或许体现了莫里森的《宠儿》中塞丝的宣告：没有什么会死去，一旦发生了什么，就将永远持续。卡夫卡的生活、奥斯维辛、美国的私刑和阿布格莱布，通过这些存于网络空间的照片，不断重现，一次又一次，永无止境，个人电脑只要接入互联网就可回溯。受现实所限，本书无法收入所有相关照片，但书中附上了对我思考和写作最为重要的那些照片的 URL 地址。能上网的人都可以找到这些照片，看它们如何见证。我敦促读者们都去见证。

文字|《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前言，文 / J. 希利斯·米勒

图片|网络

编辑|周郎顾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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