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9年12月开始，武汉出现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借助中国春节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迅速肆掠整个中华大地。突发的公共事件，在微信朋友圈如此火爆的时代，各种流言或谣言扩散的速度比病毒更快。在这些谣言中，其中饱受质疑的，就有我们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甚至有人怀疑这个病毒是人造的，是从实验室泄漏出来的。尽管有各种辟谣，有各种科普，但似乎收效甚微。对于科学家的话，大家只能半信半疑，更多是在质疑，在抱怨。对于这样的现象，本文或许能给你一个重新思考的角度。
撰文 | 赵斌
其实，对科学家的信任问题并非一个新出现的问题。英国政治家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曾经就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说法：人们“英国人已经受够专家了”，而现在类似的说法充斥全世界。
迈克尔·戈夫在节目拒绝透露那些经济学家支持英国脱欧，并说出了这句“受够专家了”
图源：网络
近日，我读到一篇文章，很有感慨。这篇文章是2009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人员Eiser等在风险分析（Risk Analysis）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题目很怪异，很不规范，看上去像是专家的叫嚣：
“Trust me, I'm a Scientist (Not a Developer)”: Perceived Expertise and Motives as Predictors of Trust in Assessment of Risk from Contaminated Land
中文翻译为：“相信我，我是一名科学家（而不是开发商）”：评估受污染土地风险时，可信预测者的专业知识和动机。
相信我，我是一名科学家（而不是开发商）
文章调查了两个英国城市地区的居民，对六个信源（独立科学家、房地产开发商、居民团体、朋友和家人、当地媒体）的信任度进行了评估，信息传递的是有关他们所在社区土地受污染的风险。同时还对这些信源的专业性、公开性、准确性或偏颇程度，以及他们有多关心居民的利益进行了评估。
文章经过一系列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专业知识并不是决定谁最值得信任的决定因素，人们更愿意相信的，是他们认为心目中装有自己最大利益的人，这甚至比了解专业知识要重要3~4倍。
也就是说，那些不信任科学家的人，并不是不热爱科学，而是认为科学家并不关心他们。而相反，对朋友和家人的信任，则更多是由于对共同利益的看法。
当然，这并不是一种真正度量信任的标准，而是对于一种具体风险，在沟通中如何确立信任的问题。面对新冠疫情，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并非病毒防护方面的专家，但他们肯定把你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这就是为什么反而他们更值得信任。如果一个信源被视为有动机隐瞒、歪曲或曲解信息，这更将大大损害公众的信任。
美国政客克莱尔·麦卡斯基尔的“名言”：“什么？你不相信我？” 图源：网络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信任。在关键时刻，信任是基于风险传播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善于区分安全与危险，在评估中不带偏见，并与受众分享其价值观。
科学家就其社会角色而言，应该被定义为最专业、最博学的。科学家受到信任，被视为拥有专家知识，是最容易看到大问题，有大格局的人。因此，只要他们是被视为排除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的独立科学家，就应该高度信任他们。历史上，许多科学家做出了伟大的工作，科学受到大众的支持，这是一种文化。然而，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不是获得信任的唯一理由，也不是充分理由。
爱因斯坦参与了很多政治和社会活动 图源：Science
如果科学家是独立的，当然就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隐瞒或歪曲信息。但是，现代科学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他们也会受到一些利益相关方的影响。比如，研究经费资助方的政策、激励和评估过程，是否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科学研究的公信力呢？
很巧的是，Nature本周发表了一篇文章，恰好就探讨了这个问题。文章的题目是：人们不会信任无情的科学（People will not trust unkind science）。文章引用了Wellcome新近委托专业市场研究机构Shift Learning对科研人员和科研环境进行的一个调查。调查结果说明有许多影响科学文化的问题。
《人们不会信任无情的科学》
政府、经费资助方有着各种复杂的激励机制，但似乎主要侧重于成果的数量（比如论文数）和非常狭隘的“影响力”概念（比如影响因子），却没有考虑成果真正的价值。如此一来，科研人员只是感受到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但对成果的意义和人力成本的考量就几乎没有。
竞争，固然是科学研究中非常必要的成分，但过度竞争也是有害的。许多领军人物对于团队管理有强烈的爱好，而且觉得自己有能力管理这些团队，但那些被管理的团队，却被限制了许多，错过了科研的重要方面。
更糟糕的是，许多研究人员还经历了诸如剥削、歧视、骚扰和欺凌等不公平待遇。有些人会对任何质疑其专业能力的言论变得对抗，有些人对他们自认为无关紧要或愚蠢的问题不屑一顾。
这些文化问题的后果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带来压力、焦虑、心理健康问题、人际关系紧张以及工作中的隔离和孤独感；
对于研究工作来说，质量会受损、走捷径、成果变得越来越肤浅、重复研究、挑选研究结果并进行数据处理；
对社会而言，就是该行业中的人才流失，一些人为设定的狭隘优先权（比如各种帽子）导致实际创新和影响力减少。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人们的行为方式，特别是考虑他人利益的能力，会影响其可信度，仅仅有技能是不够的，那些说不相信科学的人并不是在质疑科学家的专业知识，而是质疑科学家是否与公众有着共同的利益。但现在，这种糟糕的研究文化，让科研人员与大众变得越来越疏远，最后公众信任丧失，威胁公众对科学家及其专业知识的尊重。
"如果你把论文写的太简单，所有人就都会知道结果了” 图源：网络
许多论文要用英文发表，这本无可非议，因为要国际接轨嘛！但是在英文发表之外，是否还需要用国人能懂的语言，能理解的方式，介绍一下你的发现呀？不管是重大发现还是些许创新，用母语表达出来让大家看看嘛——作为科研管理机构，是否应该提倡和鼓励这样的做法，甚至在政策上有些指导呢？这至少是一种能主动接近大众的方式。
另外，要成为大众的利益共同体，科学家还需要尽量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是相反。有些问题本来并不复杂，比如，在乌云密布、暴风雨来临之前，总有人会比常人更能看云识天气，提醒人们早回家去躲一躲，或者准备一把雨伞。这个时候，你非要等着各种繁文缛节的报告，直到气象局下结论有雨才采取措施，你早就变成落汤鸡了。倘若大众成了落汤鸡，科学家再怎么讲科学、再怎么讲程序正义，大众都不会相信你，只相信简单有用的善意提醒。
科学家在自己的群体中，在自己的领域，有一个游戏规则，在规则范围内，你该怎么玩就怎么玩。对于科学家群体来说，不顾事实那是不可理喻的，不管是关于病毒传播、疫苗接种的科学，还是关于国家法律、经济状况和世界局势。实际上，也许科学家们都做得不错，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我们知道这些专家是谁，我们知道他们是如何工作的，我们信任他们，因为在更大的格局上，我们觉得他们是在为我们工作。
但如若涉及到大众的根本利益，你就必须站在大众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进行负责任的研究，包括与公众接触，用他们能听懂的话（俗称说人话）。许多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在科普活动中发表演讲、在公共媒体中开公开课等等，他们所讲的内容，不仅仅是自己的研究，还包括作为一名科学家，思考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科学家对公众讲话也要避免口误 图源：网络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不可能将大众从其社会背景中剔除出来，不可能让他们站在科学家的角度来理解一些问题。
风险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对风险的评估与不太知情的“非专业”公众所持的看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以前解释这种差异，往往侧重于个人易受各种认知和社会偏见的影响，这些偏见影响风险信息的处理方式，并可能导致对特定结果可能性的高估或低估。
这种偏见不仅仅是非专业认知的特征，拥有更多专业知识的人在处理信息时也可能表现出选择性，并在统计推理中犯错误。对于许多风险的争议，任何一方都会哀叹另一方有明显不合理之处或偏见。
普通公众比其他利益相关者获得科学信息的机会要更少，这会导致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在具体决策讨论中被打折，因为这些问题被看作是不合理和无知的。所以科学家群体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科学家并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 图源：网络
不同的人对信息以及对信息进行分析的质量是存在差异的。专家确实应该更了解情况，更善于分析，否则他们就不是专家。在专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上，后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或不可以依赖前者所提供的判断。
如果专家与公众对风险的不同看法，其唯一原因是知识上的差异，那么就应该提供更充分的信息来消除在风险认知上的差异。然而，即使提供了这种信息，差异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特别是个人对不同来源提供的信息的信任程度。
对于风险问题的沟通，信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它不仅取决于任何消息所基于的信息的接收质量，还取决于传播者的特征、他们的社会定义角色以及他们与受众的关系。
可以设想，如果科学家、风险管理者或传播者被视为与公众或受众共享相同的核心价值观，这将导致更大的社会信任，这个概念就是认知平衡和一致性的经典理论。如果其他人分享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会更喜欢他们，也更容易被我们喜欢的其他人说服（或相信来自他们的信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任提供了一种启发，允许人们接受或拒绝信息，而无需考察自己是否喜欢或不喜欢信息的来源。
菲尔兹奖牌得主Cédric Villani曾经说，公众参与是这样的：它让你重新振作起来。这也有助于你了解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如果我们想建立大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仅仅考虑我们自己的成就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影响周围的人。我觉得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
法国数学家赛德里克·维拉尼（Cédric Villani） 图源：wiki
总之，一个好的学术环境，需要的是政治家的决策，科学家的良心，而不是运气。一个更友善的研究文化，将更能支持更强大，更深入、更高质量的科学研究。要获得公众信任，不是在嘈杂的世界里大声疾呼，而是应该多看看自己的行为，扪心自问——我们的行为真的是为了他人的最大利益吗？
作者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参考资料
Eiser, J. R., Stafford, T., Henneberry, J., & Catney, P. (2009).“Trust me, I'm a Scientist (Not a Developer)”: Perceived Expertise and Motivesas Predictors of Trust in Assessment of Risk from Contaminated Land. RiskAnalysis, 29(2), 288-297.
People will not trust unkind science. Nature 578, 9 (2020) doi: 10.1038/d41586-020-00269-0
Wellcome, 2020. Researchers think about the culture they work in. https://wellcome.ac.uk/reports/what-researchers-think-about-research-culture
制版编辑：下雪
题图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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