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项全能的能吏沈括，最终为何只能在科学界留名？

科学是指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而作为英文“science”翻译而来的“科学”则是在19世纪才传入中国的——康有为在编辑《日本书目志》时曾选编过的《科学入门》和《科学之原理》二书，此后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人都曾使用过这一词汇。不过，最早使用“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来陈述个人见解者应是王国维，时间是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

“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东洋史要·序》）

其实这种考据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科学的诞生与发展、进步几乎与人类文明史同步，在中国也不例外。比如已经成为神话传说的有巢氏筑屋、燧人氏取火、伏羲氏演八卦、神农氏尝百草，哪个不是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再比如先秦的墨翟、鲁班、扁鹊、甘德、石申、赵慎以及那些把哲学思想玩得花样百出、以至于几千年后人们仍无法步出其窠臼的诸子百家们，其实都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大家。这种现实意义上的科学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停止过脚步，可以说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在中国、能够保存至今并得到传承的也只在中国。

只不过中国科学的发展节奏一直没什么变化，到了中世纪以后就成了“慢半拍”，被反超了而已。

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巅峰无过于两宋，而两宋科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则无过于沈括。这位老兄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比如我们可以称呼爱因斯坦为物理学家、门捷列夫为化学家、莱布尼茨为数学家，可是我们该怎么称呼沈括？

沈括在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水利、医药、军事、建筑学等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同时在音乐和书画等艺术领域也是著作等身。对于这样的天才人物，我们只能用“一部会行走的百科全书”来形容。

沈括在科学史上的光芒太过耀眼，以至于经常让人忘记了他原本的身份，其实是个官儿……

沈括堪称一代奇人，科学成就就不提了，行走的百科全书嘛。哪怕是做官任事，他也堪称是十项全能选手——无论政事、军事、民事、外交、文化、学术几乎都有涉猎，而且样样活计就算干得不是出类拔萃，起码也不比同时期的名臣良相差多少。

可问题是提起北宋名臣，人们马上就能想起赵普、寇凖、范仲淹、王安石、韩琦、富弼、司马光、章惇等无数名字，但能想到沈括的却寥寥无几。不仅如此，这家伙在史书上还留下了“反复无常”、“首鼠乖刺”等坏名声，几乎相当于直指他是个“小人”，这是什么情况？

说起北宋名臣一般找不到沈括的名字，其实他做官做得比谁都牛。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杭州钱塘人，出身于仕宦家庭。沈括的父祖辈都曾出任过高官，所以他23岁时就凭父荫入仕，9年后进士及第，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直到65岁去世，沈括当过最大的官是翰林学士、三司使，还是干了不到两年就被撵下台。而且三司使虽然号称“计相”，其实地位连执政（副相）都不如，所以一般提到北宋名臣，很少会有人提到沈括。

那么为什么说他做官做得比谁都牛？

在北宋想入阁拜相、走上仕途巅峰一般有两条途径——一是入翰林做编修，然后一路围着翰林院、御史台、六部打转转，如果运气好的话就能位极人臣；二是按照“宰相必起于州部”的思路，在地方养望或是干到政绩卓著再荣调中央（当然必须得朝中有贵人相助），也可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北宋的名臣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韩琦、富弼等走的基本都是这样的路子，少有例外。

这种升官途径导致的弊病就是高官的综合素质差、对具体事务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比如翰林出身的通常除了耍笔杆子外几乎啥都不懂不会，在地方历练过的也好不到哪儿去（毕竟志不在此），所以北宋的名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理论水平高，办事能力就让人呵呵了。

而沈括则是少有的一个例外——他几乎把北宋官员能干到的活儿统统干了一遍不说，而且干的比谁都好。

以下咱们就捋一捋沈括的官场轨迹。

1、农田水利——至和元年，沈括以父荫入仕后任沭阳县主簿后，“疏水为百渠九堰，以播节原委，得上田七千顷。”（《宋史·卷三百三十一·列传第九十）；嘉祐六年协助兄长、宁国县令沈披主持芜湖万春圩工程。

2、刑狱——治平元年，沈括授扬州司理参军，负责一州刑狱。

3、学术——治平二年，沈括调入京师编校昭文馆书籍，参与详订浑天仪；熙宁元年，沈括升任馆阁校勘。

4、刑狱——熙宁四年，任检正中书刑房公事。

5、农田水利——熙宁五年，沈括主持汴河疏浚工程；后又受命巡察淮南饥荒，发放钱粮、疏通河渠、修治荒田，因政绩卓著升任集贤校理并巡察两浙农田水利。

6、礼仪及历法——熙宁五年，沈括因撰《南郊式》，被任命掌管郊祀事务，“执新式从事，所省万计，神宗称善。”（引用同上）九月，沈括升任太子中允、提举司天监，遂改革机构仪器，召卫朴制订新历法。

7、经济事务——上书阻止朝廷登记征用民间车辆、反对市易司填封私营盐井，受到宋神宗赏识，诏停二事，擢升沈括为知制诰、兼管通进、银台司。

8、军务——熙宁七年，沈括调任河北西路察访使，提举河北西路义勇、保甲公事，并将工作重点放在改革军政和巩固国防上；次年沈括返京上疏提出31条整顿军务案，受到宋神宗肯定，令他兼任判军器监，负责兵器的铸造与储备；沈括对弓弩非常重视，建议大批制造“神臂弓”，使得军器监的兵器产量提高了十几倍； 沈括又修订“九军战法”，名之为“边州阵法”并编撰城垒、军营等建筑的营造法式。

9、外交——熙宁八年宋辽发生边境冲突，沈括查档指出辽使无理勒索本应属于宋朝的土地，于是宋神宗令他以回谢使的身份出使辽国。出使期间，沈括准备充分，相关档案条文对答如流，使得辽国无机可乘。当辽国宰相杨益戒词穷理尽只好以战争威胁时，沈括据理力争，使得辽国企图落空：

“益戒无以应，谩曰：‘数里之地不忍，而轻绝好乎？’括曰：‘师直为壮，曲为老。今北朝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会，契丹知不可夺，遂舍黄嵬而以天池请。”（引用同上）

在出使途中沈括也没闲着，据沿途地理形势、风俗民情撰《使契丹图抄》献给朝廷。 因出使有功，次年沈括被拜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10、军务——元丰三年，沈括改知延州，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参与宋夏战争。他选拔边民精锐之士，使得延州军队面貌一新；次年10月，沈括设计击败入犯蕃部，攻下磨崖寨，得男女万人，牛羊三万；11月，趁河东兵调动途径鄜延之机，沈括虚张声势作出攻伐姿态，吓得西夏守军弃城而逃，使得宋军兵不血刃拿下了浮图、吴堡、义合三垒；元丰五年，西夏打算以金汤城为据点攻打鄜延，沈括声东击西，扬言要去攻打葭芦，却趁机拿下金汤城。这还没完，沈括欺负西夏人脑子不好使，又重施故伎攻下了葭芦。

同年，西夏出兵30万攻打永乐城，给事中徐禧被围。沈括率军赴援，却被阻于永定河难进一步，此时又有羌兵袭击绥德，沈括只得撤兵。再加上种谔与徐禧有旧怨拒绝增援导致永乐城陷落，徐禧等官佐2百余人、士卒万余人全部殉国。

此战后，沈括因“议筑永乐城，敌至却应对失当”被贬为筠州团练副使，赴随州安置——在宋朝，“团练副使”是专门用来安置贬降官员的职位，无实权，所谓“安置”实为监视居住，限制行动自由。直到9年后，沈括才被解除团练副使之职，准许赴外州居住，不过此时的沈括已经无意仕途，一心专注于学问了。

永乐之战前，沈括在20年左右的官宦生涯中几乎一刻都没闲着，甚至一年里数迁官职，而且跨专业、跨部门、辗转各地调动都成了家常便饭——不用混官场，凡是有点工作经验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岗位的频繁调动无法形成稳定的人际关系，对个人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沈括尽管才干出众，最终连个执政都没干上（在北宋叠床架屋式的官制下，相当于副相的执政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职位）。不过凡事有弊亦有利，沈括与众不同的仕途经历使得他在政事、军事、民事、外交、文化、学术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历练，而且与同期甚至两宋319年的绝大部分官僚相比，沈括无论在哪个岗位上的表现都配得上“出色”二字。

可以说，若是不论其他仅比较才干与经验，沈括才是最好的宰相人选。

那么沈括为啥在官场混得不好？

沈括虽然混了一辈子官场，但他在本质上还是一名学者或者说科学家。而这类人物往往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简单说就是智商与情商成反比。

沈括身上最让人诟病的一大污点就是“反复无常”。

沈括在仕途上最为顺风顺水的阶段当属在宋神宗嘉佑年间，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有贵人相助。而这个贵人，就是时任宰相而且正在主持变法的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用人不当导致新政执行不力。而用人不当不是因为王安石眼光不行，而是他手下的主要干将如吕惠卿、曾布、蔡卞、吕嘉问、邓绾等人要么人品不行，要么就是指挥夸夸其谈的无用书生。王安石当然知道自己无人可用，所以求贤若渴，于是才华和实干精神都非常突出的沈括就得到了他的青睐。

嘉佑元年沈括因母逝回乡守孝之前，不过是个区区的馆阁校勘。三年后服丧期满归来，立刻得到王安石的重用并不断超迁，仅过了4年就升任三司使，堪称平步青云。

跟着王安石混，沈括理所当然被归入新党，与司马光、苏轼等旧党自然就成了对头。熙宁六年，沈括在巡察两浙农田水利时，遇到了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便顺手将这位大文豪的新作抄录了一份带回京师。不过沈括此举可不是为了“追星”，而是用附笺的方式把苏轼诗词中对朝廷不满、发牢骚的部分作了详细的“注释”并交给了宋神宗，“云词皆讪怼。”（《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元丰二年》）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贬黄州，沈括虽不是主谋，却被旧党视为该案的始作俑者，遂陷入党争被弹劾不断。

不过当时新旧两党狗咬狗一嘴毛，沈括还不至于倒大霉。可惜他不光情商不高运气也不行，最后连新党都视他为死敌——新旧两党合起伙来收拾一个人，就算是皇帝都受不了，何况沈括？

那么沈括又是怎么招惹到新党的呢？

熙宁九年，王安石罢相，被旧党吴充取代，新党与新政一时间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恰在这关键之时，沈括居然傻了吧唧的跟吴充谈及免疫法的各种弊病（这是王安石变法各项新政中，最触动旧党根本利益的一项），并上书皇帝“乞减下户役钱”，并建议重拾旧法，实行“差雇并行”。

——话说老王在位时，你沈括屁颠屁颠的围着人家紧忙活，从不见你说过新法一句不好。现在老王倒台了，人虽走茶还没凉呢，你沈括就跳出来拆恩主的台。怎么着，你这是要“弃暗投明”？

我以前就说过，宋朝的士大夫在官场上一时失意根本就不算事，“出外”转一圈回来弄不好还能升官。但名声要是坏了、成了士林公认的“小人”，那就意味着这家伙的政治前途彻底完蛋——所以北宋的党争中从来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容不得也见不得半点的妥协、调和与迁就，更别提背叛了。因为那意味着名望栽进屎坑从此臭不可闻，对官员来说比杀头的后果还严重。

而沈括这下子就彻底成了“小人”的典型代表。

新党干将、侍御史蔡确立刻蹦出来弹劾沈括：

“确又言：‘括谓役法可变，何不言之于检正察访之日而言之非职事之时？不言之于陛下而阴言之于执事？括之意岂在朝廷法度，但欲依附大臣，巧为身谋而已。伏望陛下断在不疑，正括之罪。’”（《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二》）

于是“小人”沈括被罢去三司使、翰林学士之职，贬为起居舍人、集贤院学士、“出外”知宣州。

次年，宋神宗觉得沈括是个人才，打算启用，结果又被蔡确以“反复无常”等理由所阻，后来虽然复职龙图阁待制、知审官院，但再也未被中枢重用，更何况拜相。

沈括另外被人所诟病的一点，就是惧内。

而且这位仁兄的“气管炎”症候近乎病入膏肓、无药可医，以至于他的老婆病死之后，朋友们纷纷上门来的理由，竟不为表达哀悼反而是向他贺喜——这货终于可以脱离苦海啦：

“沈括存中……晚娶张氏，悍虐，存中不能制。时被棰骂，捽须堕地，儿女号泣而拾之，须上有血肉者，又相与号恸，张终不恕。余仲姊嫁其子清直，张出也。存中长子博毅，前妻儿，张逐出之。存中时往赒给，张知辄怒，因诬长子凶逆暗昧事，存中责安置秀州。张时时步入府中，诉其夫子，家人辈徒跣从劝于道。先公闻之，颇怜仲姊，乃夺之归宗……张忽病死，人皆为存中贺，而存中恍惚不安。船过扬子江，遂欲投水，左右挽持之，得无患，未几不禄。或疑平日为张所苦，又在患难，方幸相脱，乃尔何耶？余以为此妇妬暴，非碌碌者，虽死魂魄犹有凭借。”（《萍洲可谈·卷三》宋·朱彧）

古代有男尊女卑的传统，阴盛阳衰、牝鸡司晨这种事在大至一国、小至一家都被视为伦常颠倒、大逆不道之举，自然遭人反感及鄙视。哪怕像隋文帝杨坚、唐名相房玄龄这样著名怕老婆的大人物，也没少因此遭人诟病，更何况沈括这个在仕途上不怎么得意、做人做得一塌糊涂，而且“病情”更加危重的家伙呢？

于是沈括这位“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就从公到私、从里到外彻底成了个“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