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德军的诞生：为什么说成德军继承了安史集团的主要遗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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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文：成德军的诞生：为什么说成德军继承了安史集团的主要遗产（上）

三、成德军继承了安史集团的两项遗产

在史朝义节节败退之际归降朝廷的安史集团将领，除了李宝臣，还有幽州节度使李怀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虽然大家都是安史降将割据的藩镇，但李宝臣治下的成德军，具有其余三镇所没有的两大突出特点。

（一）成德军中有众多原安史集团的高级将领

李宝臣建立成德军时，麾下诸将有很多是在原安史集团中地位极高之人。例如在李宝臣时期始终担任深州刺史的李献诚，为内附的奚族酋长李诗之子，安禄山的女婿，在叛军中地位很高，可以说比李宝臣更高。在李宝臣归降唐朝、得封清河郡王的同时，李献诚也被封为渔阳郡王，可见唐朝对李献诚的地位也是高度认可（当然其中也夹杂有唐朝挑拨分化，利用李献诚的元老地位制衡李宝臣的意图）。

又如李宝臣的内兄、长期担任定州刺史的谷从政，也是奚族人，谷从政后来被朝廷封为清江郡王，可见其原本也是安史集团的耆宿老将，才能有资格获得如此高规格的赏赐。

又如接替谷从政担任定州刺史的杨政义，是契丹人，其曾祖父为契丹酋长，内附后被唐朝封为顺化郡王，其祖父被封为托东郡王。其身份之尊，可以说是安史叛军中契丹人群体的领袖人物。

又如后来成为易定节度使的张孝忠，也是奚族人，其祖父为奚族代乙失活部落酋长，其父亲率部内附，改名张谧，被唐朝授鸿胪卿同正，张孝忠即出自这一奚族贵人之家。李宝臣治成德时期，张孝忠任易州刺史，被朝廷封为范阳郡王。

当时唐朝封王颇滥，但作为刺史一级的军政官员，能够封至郡王者，仍是绝无仅有的极少数，在唐朝的正常体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以上数人是因为他们原本在安史集团中就已经有了很高地位，其辈分、资历、名望足以威服其余安史将领，因而成为朝廷需要笼络的对象，根据当时的封赏行情，只有封以王爵才能有效争取他们的忠诚。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李怀仙、田承嗣、薛嵩手下都没有此类原安史集团的重量级人物。李怀仙重用的朱希彩、朱滔，田承嗣重用的卢子期、杨光朝等人，均为汉人，且都是行伍出身的职业军官，没有什么特别的家族背景。

因为田承嗣、薛嵩本身就是汉人，安史叛军中为安禄山、史思明重用的将领多为胡（粟特）、突厥、同罗、奚、契丹等蕃族将领，这些蕃族将领在落难时不大可能去投奔田承嗣或薛嵩。

而李怀仙所在的幽州曾发生过"蓟门内乱"，这一叛军内部动乱原本是史朝义部和史朝清部的内讧，后来发展为"胡、虏之争"，即支持史朝义的阿史那承庆（突厥人）所代表的突厥、粟特、同罗、铁勒等西北系民族（即"胡"）与支持史朝清的高鞠仁（高丽人）所代表的高丽、契丹、奚、靺鞨等东北系民族（即"虏"）的相互屠杀。李怀仙本人就是营州柳城县的胡人，他不仅参与"胡、虏之争"，而且杀死了高鞠仁，取得幽州控制权。

在这场"胡、虏之争"中，留守幽州的高级将领内耗殆尽，幸存的契丹、奚等"虏"族将领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奔近在恒州的李宝臣了。像李献诚这样原本地位高于李宝臣的安史元老，极大可能就是在蓟门内乱期间投到李宝臣麾下的。

（二）成德军继承了一批原安史集团的骑兵和军马

《旧唐书·地理志》载，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时，全国"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万余匹。"其中，安禄山兼任的河东节度使管马一万四千匹，范阳节度使管马六千五百匹，平卢节度使管马五千五百匹，共计二万六千匹，占全国军马总数的32.5%，数量和比例都十分可观。到天宝末年，具体数字或有变化，但东北三镇军马众多的基本情况不会改变。

安禄山治下马匹数量众多，为组建精锐骑兵部队打下了基础。《新唐书·兵志》载，安禄山"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安禄山大将田乾真曾对安禄山说："今四边兵马虽多，皆非精锐，岂我之比？"名相李泌也称安史叛军为"精卒劲骑"。可见朝叛双方都对安史军骑兵部队的战斗力给予极高的评价。

事实上，安史叛军的骑兵部队在战场上确实有着引人注目的突出表现。例如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的潼关之战，崔乾祐"遣同罗精骑自南山过，出官军之后击之，官军首尾骇乱，不知所备，于是大败。"至德二年（757年）四月的长安之战，安守忠"以骁骑九千为长蛇阵，官军击之，首尾为两翼，夹击官军，官军大溃。"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屡战不利，被围困于莫州，乃留田承嗣守城，"选精骑五千自北门犯围而出"。在此穷途末路之际，史朝义仍能够从部队中挑选出五千精骑突围而去，可见安史叛军中骑兵部队规模之大、战斗力之强。

在河北三镇中，成德军也有一支颇为强大的骑兵部队。李宝臣本人就是"幼善骑射"，他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也是在情理之中。

《旧唐书·李宝臣传》称："时（李）宝臣有恒、定、易、赵、深、冀六州之地，后又得沧州，步卒五万、马五千匹，当时勇冠河朔诸帅。"《新唐书·李宝臣传》也称李宝臣"于是遂有恒、定、易、赵、深、冀六州地，马五千，步卒五万，财用丰衍，益招来亡命，雄冠山东。"这里说李宝臣的骑兵有"马五千匹"，数字明显偏小。据《旧唐书·张孝忠传》载，李宝臣"以（张）孝忠为易州刺史，选精骑七千配焉，使捍幽州。"李宝臣光是分配给张孝忠守易州的部队就已有"精骑七千"了，李宝臣留给自己直接指挥的骑兵部队规模至少也不应比七千少太多。如果这样推断成立，那么李宝臣时期成德军的骑兵总兵力当在一两万左右。两唐书所说的"马五千"，很可能是李宝臣直接指挥的屯驻恒州的"亲军"的骑兵规模（而不包括屯驻在恒州以外的其余各州的骑兵）。

成德军的骑兵数量不算很多，但战斗力很强。在李宝臣时期，成德与朝廷的关系还比较和谐，这一时期成德的对外战争主要是与幽州、魏博等邻镇的内讧。《旧唐书·张孝忠传》载，李宝臣"以（张）孝忠为易州刺史，选精骑七千配焉，使捍幽州。"《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载，"（田）承嗣自将围冀州，（李）宝臣使高阳军使张孝忠将精骑四千御之，宝臣大军继至，承嗣烧辎重而遁。" 在这些战争中，成德"精骑"的表现十分显眼，不胜枚举。

李宝臣还经常使用骑兵（主力是善于骑射的奚、契丹人）来实施精准打击的"斩首"行动。李宝臣年轻时以八千骁骑进入太原擒拿太原尹杨光翙，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斩首"行动，由此可见李宝臣早就擅长利用骑兵执行快速机动的特种任务。

再后来，成德与幽州的瓦桥之战时，李宝臣事先取得幽州节度使朱滔的画像，让士兵熟记朱滔相貌，出动骑兵奇袭朱滔，他"立选士二千，皆乘骏马，通夜驰三百里，晨至（朱）滔营，掩其不备，滔军出战，大败。"最后朱滔"适衣他服，以不识免。"

又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派大将卢子期出兵侵占相、卫、邢、洺等州，遭到朝廷讨伐，李宝臣也参加了讨伐大军，"（田）承嗣使腹心将卢子期攻邢州，城将陷，（李）宝臣发精卒赴救，击败之，擒子期来献。"据《新唐书·李宝臣传》载，"会王武俊执贼大将卢子期，遂降洺、瀛。"王武俊当时是统领骑兵的骑将，所以活捉卢子期的，正是擅长"斩首"的成德骑兵。

可见，在早期的河北三镇中，成德的军事实力完全碾压幽州、魏博二镇，两唐书所说的"勇冠河朔诸帅""雄冠（太行）山东"不是吹的。在三镇的内讧中，成德在军事层面几乎是战无不胜，原因就在于成德的骑兵太强悍了。

相比之下，幽州的对外战争乏善可陈，魏博的"牙军"出名较晚而且是以步兵为主的部队。就连田承嗣也承认成德的骑兵强大，他曾给李宝臣写信说："愿取范阳以自效，公将骑为前驱，承嗣率步卒从，此万全之势。"在田承嗣看来，成德的骑兵加上魏博的步兵，就是"万全之势"，攻灭幽州不在话下，可见成德骑兵的厉害是得到公认的，一向自视甚高的田承嗣也不得不承认。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在"蓟门内乱"以及史朝义败亡后，原安史集团的骑兵大部分归附到了李宝臣的麾下。因为李怀仙和田承嗣都背叛了史朝义，安史余部从道理和感情上都不太可能归附他们，只有李宝臣和史朝义没有什么恩怨，再加上李宝臣在恒州"财用丰衍，招来亡命"，安史余部的骑兵将领和骑兵部队选择投靠李宝臣，是非常合情合理的选择。在成德军中经常率领精骑担任先锋、后来成为易定节度使的张孝忠，就是史朝义败亡后来投靠李宝臣的骑兵将领。

有学者查考现存于河北省正定县的《李宝臣纪功碑》（碑文题名《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碑阴有成德军高级文武官员的官职姓名，其中左右厢马步军将领共31人，在这31人中，左厢步军将领5人、马军将领9人、因碑文磨损无法识别官职的4人，右厢步军将领2人、马军将领9人、无法识别2人。能够在李宝臣的碑文上列名的，当然都是成德军中身份、地位较高的人物，在这些高级将领中，马军将领的人数大大超过步军将领，这不太符合常识，也不符合成德军部队中步骑比例的实际情况。如前所述，成德军的亲军中有"步卒五万、马五千匹"，步骑比例是10:1，所以成德的骑兵不是以数量，而是以质量取胜。对于成德军中骑兵部队"将多马少"的奇怪状况，只能解释为：原安史集团中的骑兵将领大量投靠到李宝臣麾下，但他们多是走投无路的败军之将，能够同时带来的战马不多，因此才会造成骑兵将领多而战马相对较少的局面。

为了缓解"将多马少"的局面，成德军一方面从幽州、河东等处采购军马，一方面自行繁殖、培养军马，还设有专门管理马政的"征马使"一职。据《新唐书·王镕传》载，在成德军最后一任节度使王镕时期，"（李）克用自攻常山，度滹沱河。（王）镕引骑十万夜济磁水，袭败之，斩二万级，夺铠器三百乘，克用退壁栾城。"此时成德军已有十万骑兵，其数量之多远超最初的李宝臣时期，由此可见成德军的骑兵建设很有成效，一百多年来，在辖区缩小的同时，骑兵部队规模却扩大了将近十倍。

四、成德军的盛衰之谜

在李宝臣建立成德军的时候，成德军实力雄视河北，吊打魏博、幽州二镇毫无压力。到了后来王承宗时期，朝廷两次调集诸镇兵马讨伐成德，最后均无果而终。可见成德军的政治军事实力之强，对唐朝的整个政局发展，也有极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包括成德军在内的"河北三镇"逐渐衰落，而且边缘化，到了五代初期，甚至成为夹在李克用和朱温之间的受气包，沦为软弱无能的二流藩镇。《旧五代史·周德威传》载，周德威向李存勖分析成德形势，说："镇（长庆年间，为避唐穆宗李恒之讳，恒州改为镇州）、定之士，长于守城，列阵野战，素非便习。我师破贼，惟恃骑军，平田广野，易为施功。"早期成德赖以威行河北的骑兵，此时已不复存在，甚至被认为是弱点（即使王镕拥有号称十万的骑兵部队）。《资治通鉴·后梁纪六》甚至认为："当是时（指后梁末帝朱友贞时期），晋兵强天下，镇（指镇州成德军）号为怯。"

《后五代史》《资治通鉴》的说法，都是主观评价，未必十分切合实际，但这种评价的出现，多多少少反映了成德军在唐末五代时期业已没落的尴尬处境。

成德军是怎样从李宝臣时期的"勇冠河朔"演变为五代时期"号为怯"的弱鸡的？李宝臣的后继者们如何应对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与挑战？成德军在这一百多年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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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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