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惨烈的瘟疫时代！

文丨舞雩

在当代，有那么流传甚广的一句话，说：现在的人任何一个穿越回古时候，都能带起一场恐怖的瘟疫。

的确，随着人类对大自然的改造愈来愈彻底，病毒之流的种类也远远多过几百年前。

身具抗体的我们可以不受很多传染疾病的困扰，但我们每个人放到古代其实都是超级传播者。

那么，在古代，如果真的发生一场大瘟疫，又会如何呢？

/瘟疫时代

纵观中华历史，瘟疫高发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南北朝的351年里发生了77次瘟疫，发生率达到了22%。

而唐代早期，也就是贞观时期，瘟疫发生也比较频繁。太宗一朝，发生了六次瘟疫。

因为贞观年间人口增长，人员流动也更加频繁，战争也没有完全停止，这些都助长了疫情的发生和传播。

好在贞观年间政治清明，国家运转正常，有能力救灾，控制住疫情安史之乱之后唐朝政令不通，地方割据，一有疫情就容易扩散，造成较大的影响。

至于之后的唐代，从贞观十年有关瘟疫的记载开始，到了最后一次发生瘟疫的大顺二年，合计255年里，共发生了21次瘟疫，这还是有历史记载的，小的疫情则无法统计。

查看唐代瘟疫发生的地方，次数最多的就是江南道。

杜甫在《迴木翟》中提到“衡岳江湖大, 蒸池疫疠偏。”

元结在“安史之乱”后为道州刺史，他在上书中说，在百姓不至流亡、寇盗不犯边的情况下， “疾疫死伤，臣州尤甚。”

永贞末年，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任上时，永州亦有瘟疫。

他在《永州龙兴寺息壤记》中曰:“南方多疫，劳者先死，则彼持锸者，其死于劳且疫。”

这些记载都体现了南方疫情偏多的现象。

所以一般来说，瘟疫爆发次数往往同当地社会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府州以上官府所在地以及经济发展较好、人口比较稠密的交通要冲都是瘟疫多发地区。

/明朝的灭亡

而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明代也可以算是个瘟疫多发的时代，因瘟疫而死亡的人口数量堪称罕见。

有明一代，仅京师北京一地就发生过16次瘟疫。

这其中尤其以万历10年、14年爆发的“大头瘟”和万历15年“羊毛瘟”为出名。

《明神宗实录》：“（万历十年）三月，京城内外，灾疾流行，人民死者甚众。”

其实，与唐朝的江南道一样，北京的瘟疫也多在水旱等灾害发生之后发生。

《明史·陆树德传》：“仲夏亢阳月。”

大意就是太热，太热的结果就是旱灾。

崇祯14年以后连续4年大旱灾，这期间就夹杂着大瘟疫。

因为古代社会防灾能力差，一旦水旱灾发生，就是粮食歉收，发生饥荒，百姓饿的只能是把一切能吃的都吃了，什么树皮草根都吃，这样极易染上病菌。

这些人又很可能因此染病而死，然后就是尸体无人处理，天气一炎热就蒸发尸体病毒，瘟疫就会出现、扩散。

当然饥荒的另一解决办法就是百姓逃荒，往哪逃呢，一般首选天子脚下的皇城，但即使到了皇城也有很多人饿死，尸体无法收拾。

春夏之季，细菌病毒滋生，蚊虫鼠蚁再一传播，这就是瘟疫传播扩大的一大原因。

《明季北略》中大量记载了1640年崇祯末期爆发的大鼠疫，北京城成为“鬼城”一般。

这场鼠疫在北京、河北、山西地区蔓延开来，总共造成了大约20万人死亡，李自成本以为攻打北京城肯定困难无比，可谁曾想一场瘟疫让李自成大军如入无人之地，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北京城。

可是李自成还未好好享受胜利的果实，之后就被清军击败了，大明的江山最终落入他人之手，背后原因还是这场鼠疫。

原来，进入北京城的李自成军队亦被鼠疫感染了。

虽然当时北京城迎来冬季，疫情有所减缓，但到了开春之后，疫情就更疯狂的复发开来，腺鼠疫也转变为肺鼠疫，北京城人口的死亡率高达40%。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啮齿动物中自然疫源性疾病，在一定条件下通过疫鼠、疫蚤传染人。

老鼠不会咬人，大多数人也不会吃老鼠，所以跳蚤就担当起了中间的媒介。

跳蚤叮咬携带病毒的老鼠之后，再叮咬人体，人就因此感染上了鼠疫。

一只小小的跳蚤，传播了鼠疫，构成了大明和李自成灭亡的因素之一，唯有最后到来的清军躲过了一劫，不得不感叹命运弄人。

/抗疫的政策

其实从这里也能看出，针对古代的天灾，由于各项制度的不完善，朝廷也就是官方其实一直没有太多的应对手段。

当然，经验积累之下他们还是总结出了四条相对有效的策略。

首先是建立大型仓库以便在发生天灾的时候开仓放粮。

比如宋代仅仅福建地区，就已经建设了常平仓、都仓、省仓、社仓、均惠仓等仓库。

但是这个方案的核心问题，还是得考虑到仓库的储量和密度。

要是仓库修的太少，那么就无法在大灾来临的时候起到救援作用，要是仓库的密度太小，那么没法照顾到大部分地区。

加上官仓在天灾来临的时候批复手续复杂，很难及时救援，也许朝廷的批文到了老百姓都饿死一大批了。

所以民间又有专门为百姓建立的义仓。

而有了仓库储备，也就仅仅能缓解燃眉之急，为了能够解除灾情，还得有其它手段配合才行，其中一个必须有的手段就是派人赈灾。

赈灾一般有三个步骤：首先是审核，也就是之前提到的要检核灾难的严重程度；第二是朝廷校勘，然后拨款。之后会选定一个干吏出动去灾区赈灾抚恤；第三是赈灾了，其核心就是到灾区发钱。

不过在乾隆时期曾爆发过恐怖的“甘肃冒赈案”，下到各道县的官吏，上到总督全都冒领赈灾款，总额超过281万两。

乾隆勃然大怒，杀了大小官员五十六人，流放充军四十余人才算作罢。可见这些贪官真是无孔不入，什么钱都敢拿。

不过赈灾过后也只能让老百姓重新获得温饱，但是来年的收成仍旧难以保证，所以朝廷对灾区减免税负是避免爆发起义等问题的一大策略。

比如康熙时期，因为两次地震直接免除了两整年的赋税，这样的做法也能减轻农民的负担，让老百姓可以尽快恢复生产。

最后一项措施，就是清理现场和灾后重建。

首先，清理现场的尸体可以避免爆发大规模的瘟疫，这样也算是控制了二次灾害。

另外重建也关乎国家的尊严和威信。

同时这里的修建工程还包括一些水利工程，比如说修建“坎井”。

这种水井专门修建在水源容易枯竭的地方，方便人们在大灾时期取水。

“各于田睦之侧，开掘坎井，深及丈余，停蓄两潦，以为旱干一溉之。”

古代还经常规定种植树木等防护植物来维持生态环境，一方面可以防止水灾爆发，涵养水土，另一方面还可以减缓干旱，降低泥石流等问题。

比如宋代规定，各个州县的官员在任期间必须种植树木3-6万棵。福州之所以成为“榕城”，就是因为宋朝时期此处广泛种植榕树。

除了上述的这些措施之外，各地区自救，在灾难之前还会提前预警（比如雨季之前加固河堤），这些措施都是古人应对天灾的方案。

但是尽管如此，古人对于灾难基本还是很难应付的，由于科技和生产力的问题，他们更多的是“罪己”，“祭祀”，“祈祷上苍”，希望可以躲过灾难。

/疫鬼与中医思想

这种思想其实被称为疫鬼思想，即把疫病产生的原因归为“有鬼行疾也”。

其较早出现在《汉官旧仪·补遗》中：“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虎，一居若水， 是为魍魉蜮鬼， 一居人宫室区隅瓯臾，善惊人小儿。”

疫鬼观念在唐代到达巅峰，对唐风俗的直接表现就是驱傩——一种节日驱除疫鬼的仪式。

唐代诗人姚合在《除夜二首》中就有“烛尽年还别，鸡鸣老更新。傩声方去疫，酒色已迎春”的诗句。

疫鬼观念反映了唐代社会各个阶层对疫病的畏惧， 虽说鬼神之说不可取，但是，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还是要有的。

所以当时人运用四种方法治疗疫病,。

“医师加百毒, 熏灌无停机。灸师施艾炷, 酷若猎火围。诅师毒口牙, 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 丹墨交横挥。”

除了药物治疗, 针灸等科学方法, 禳疟法、符也是唐代医生认可的医疗方法。

医师、灸师、诅师、符师——医巫并用，这是唐代治疗疟疾的四种手段。

最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防控成了关注的焦点。

继SARS之后，此次又由于乱食野生动物而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突然爆发，表面上是一种病毒的肆虐传播，也可以看做生态自动调节系统对人类越界的又一次警告！

人类，不要自误！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是如斯精舍，你的文化手册，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