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塞浦路斯冲突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英美意图解决的想法很快就在岛上复杂的民族纠纷和无尽的纠葛中磨灭了。
英美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在危机中起着微弱的作用，在希腊土耳其这对历史冤家70年代的爱琴海纠纷里，1974年的这场塞浦路斯危机给几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论是以单个的国家身份调解还是以北约国际组织的身份介入，危机管理以失败告终，并直接影响了西方同盟间的关系。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希腊作为“公认的”、危机的挑起者，任何不切实际和鲁莽的做法在本国因军事政权存在不得西方同盟好感的前提条件下是不应该发生的，塞浦路斯问题的历史已明确告知希腊人问题的严重性，一味追求民族情感上的大希腊思想、被军人强烈爱国情绪的推动被证明是错误的。
而后随着事情的进展希腊政府在国民推动下做出的退出北约的举动减小了危机转圜的余地。土耳其作为另一当事国是危机升级的主要因素，土耳其察觉到希腊军政府的意图增加了暴力发生的几率，随着事情进展政府高层对美国意图的错误推测一认为美国不会对土耳其采取军事做法采取惩戒措施一和强硬派反对妥协、呼吁援助塞岛土耳其族的大众舆论有力束缚了决策者的政策选择，正因如此，土耳其政府在危机时期一直坚持本国立场，不肯让步。
英国政府在所谓的美国设计中肯定不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合作伙伴。卡拉汉表示除了最终表达对地理联盟的支持外，英国一般都是倾向希腊裔塞浦路斯人、支持英联邦，以及对英国基地地区关心和与与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建立良好关系的需要。卡拉汉是一个不确定的盟友对基辛格制定的美国的政策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基辛格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中立，防止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战争。卡拉汉试图阻止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军事行动，但他却在不断地偏袒一方。
英国和美国看法一致，如果不能维持现状，那么希望几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达成一致。然而支持马克里奥斯的回归并没有带来这方面的影响，因为他对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几乎没有任何同情。基辛格对克莱门季斯的偏爱更为可靠，他还强调通过市政自治方案来减少难民问题。从1961年以欧共体身份参与进来的其他西方国家的立场则直接导致岛上局面的僵化，尽管1973年欧共体与塞浦路斯签订了联合条约，英希的干涉使欧共体在此后的岁月中成为塞浦路斯冲突解决的一个重要角色，但70年代的危机欧共体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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