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八一礼堂”隐秘的历史

编者按：本文原为天津“每日新报”与天津记忆团队于2014年清明节前合作的连载文章汇总。本次重新编排发表。

图文整理|张翔，周梦媛

上图：侧卧于地的“忠烈祠”石碑（摄影 李红路）

在北辰区的天津市烈士陵园中，有一块默默侧躺于地的石碑。碑的顶部呈方尖碑状，高3.7米，宽0.7米，上端厚0.5米，底端厚0.6米。上面有苍劲的六个大字“天津市忠烈祠”，上题：“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榖旦”，落款是：“张廷谔敬题”。而碑的背后，却刻有日本商社的名称和日本纪年：“株式会社福盛号 皇纪二千六百二年十月”的字样。碑的表面平整，但还可以看到被铲削过的痕迹。据烈士陵园的高增起主任介绍，从2002年在从水上公园被发现，2006年运到烈士陵园，此碑一直躺在这里。这碑后面有着哪些耐人寻味的历史呢？

上图：碑的背面是日本年号和企业名称（摄影 李红路）

原水上公园园长刘忻光给介绍说，1950年，天津的水上公园开工建设，当时的天津市建设局提出到一些废弃的场所去找建材。现在八一礼堂所在处，原是日租界“大和公园”，当时从那里用毛驴车拉来了这么一块碑。可是，拉来以后发现上边有字，就没有用作建筑材料。等公园建好了，它就一直放在水上公园一岛小果园的假山下。

上图：2002年水上公园改造时发现石碑的现场，原载于每日新报.

现任水上公园的杨晨副园长是石碑重见天日的见证人，据杨园长说，当时这块被拉来后一直没有被用上，“天津市忠烈祠”一面扣在地上，背面的文字被水泥覆盖，在水上公园一趴就是52年！2002年水上公园改造时，杨晨园长特意嘱咐施工方保护这块碑。4月的某个晚上，杨晨先生接到施工方电话，说碑被翻过来了，有字！杨晨先生赶忙到现场，用水把碑上的泥土清洗干净，“天津市忠烈祠”六个大字重见天日。随后，公园方面请来了天津文史专家张仲先生来到现场，张先生指出这就是原来将天津神社改为“天津市忠烈祠”的那块碑，充分肯定了这个碑的价值。2006年烈士陵园搬迁到北辰区，此碑也被搬到了烈士陵园。

“天津记忆”团队的志愿者们，根据现场及老照片的分析，比对碑的高度、背景等信息以及碑上现存的“株式会社”、“皇纪”等字样，充分证明，“天津市忠烈祠”的碑，就是原天津日本神社门口的碑。

从碑的底部到顶部可以明显看到被凿去一层的痕迹。此碑顶部是方尖形，由于正面被削去近5厘米，原尖顶到四角的楞已经不是与碑的边缘相交。

上图：从碑顶部俯视的示意图，红色为削去的部分（绘图 傅磊）

1945年抗战胜利后，日租界大和公园改为胜利公园，日本神社改为忠烈祠，此碑上的上“天津神社”四个字被铲掉，改为张廷谔市长亲笔书写的“天津市忠烈祠”。此碑设立在今鞍山道与山东路交口（今鞍山道加油站），原日本神社的入口处。据80岁的李志森的老先生回忆，1945年抗战胜利后树立“天津市忠烈祠”碑时，他10岁。原来日本神社改建成“天津市忠烈祠”后，石碑向北侧移动了位置，到了八一礼堂靠近新华路的门口。

上图：老照片中的石碑前后对比

根据1946年1月7日的《益世报》记载，1945年12月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社会局择定旧日本神社改建为天津市忠烈祠，并同时调查入祠受祀者名单。1946年4月5日清明节，张自忠将军入祀忠烈祠。张将军为国民政府通令入祠全国忠烈祠的第一人。此外，被日本人暗杀的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为抗日奔走的《益世报》创始人雷鸣远神父以及抗日杀奸团牺牲的成员，也随后入祀天津忠烈祠。每年的清明节，均在此举行祭奠殉难忠烈的活动，各机关、团队、学校均派代表参加，市长为主祭，各机关首长陪祭。公祭后，献花并宣读祭文，以示敬重，而志追悼。

上图：1947年出版的张自忠画传（方博 提供）

《益世报》曾在1947年4月5日发表消息：“今(五日)为废历清明，亦为民族扫墓节，津市各界定今晨九时在第一区忠烈祠公祭殉难忠烈，各机关、团体、学校均派代表参加，由杜市长主祭，各机关首长陪祭，举行公祭礼后，并鲜花，宣读祭文，以示崇敬，而志追悼。”

上图：1945年1月益世报

李志森老先生回忆，每年的10月10日，忠烈祠向市民开放，除了张自忠烈士等好多抗日英烈的灵位，李老先生还记得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名字。

上图：原天津神社，近藤久义提供

对于日本神社，很多人认为是埋骨之地，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宋志勇教授根据拓片介绍说，日本人一般到了比较大的地方都会建立神社，但神社里不掩埋尸骨，只进行祭祀活动，一般一年两祭，当年日本侵占我国的很多大城市中，都建有日本神社，如天津、大连、沈阳、青岛、南京等地。宋教授也否认了此碑是日本驻屯军设立的说法。宋教授的解释是，驻屯军又称“支那驻屯军”，是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日本人驻扎在京津等地的军队，司令部就设在天津海光寺。1937年以后，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驻屯军这一编制就不存在了，留在天津的是华北派遣军，驻军也会经常轮换。从资料和老照片上可以看出，天津神社的主要活动有：祭祀、入学、结婚以及祈祷等活动。

上图：天津神社的结婚仪式

抗战时期，在全国建立的不少忠烈祠，无独有偶，抗战胜利后，在原日本占领城市，将原来日本留下的神社和忠魂碑改建为忠烈祠、忠烈碑的，也不仅仅是天津，还有石家庄和青岛，但能够将碑留下来的，只有天津，因此这个碑是弥足珍贵的。

但此举曾引起各界异议，当时已有人在报纸上撰文抨击，认为将抗战英烈在日本留下的神社中祭奠，极为不妥。青岛的日本神社改为忠烈祠不久，就被国华流亡中学占用，后陆续拆除。中山公园内的忠烈碑，则在1949到1950年被拆除。

上图：青岛忠魂碑改造前后对比，新浪网友Tsingtau提供。

日本人在天津还真有建立忠魂碑的计划，图纸都设计好了，但不知为何没有建立。是因为材料短缺？还是临近抗战末期而无暇顾及呢？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上图：天津忠魂碑设计图，曹宪仁提供

关于“福盛号”，笔者查阅了该年代相关资料，略略寻到些蛛丝马迹。首先说立碑年代，是“皇纪二千六百二年”，这“皇纪”指的是日本神武天皇即位那年，据说在公元前660年。那么石碑上的年份，就是昭和17年，公元1942年。众所周知，日本人在资料记载方面细心程度足可耀众，于是笔者翻阅1940年以后的商业资料，果然在一本1941年东京出版、叫做《中国工商名鉴》的书上，找到了“福盛号”的所在。“福盛号支店”坐落在常盘街一番，即今天辽宁路与锦州道口的位置。此处有一大建筑，那个年代称“常盘大楼”。福盛号在此，贩卖各种纸类、印刷机械材料、墨水等物，店长叫做橘内利伊知。其尚有一总店，坐落在大连（当时是关东州）监部路四十二番，店主叫做别所友吉（大连商工案内，1942）。

如此，关于这件石碑，大致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片段：1942年，天津日租界常盘街的纸商“福盛号”在天津神社认捐了一座社标号，并且将自己的“施主芳名”刻在了上面，这期间也许还经历了一场神社翻修。只是三年后，日本就投降了，侨民也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纷纷撤去。

新报对于“忠烈祠”石碑的报道引发了很多人关注，半个月来，几乎每天都有市民到天津市烈士陵园“探访”这块石碑。一些市民致电新报说，这块石碑非常有意义，一是它经历了100多年岁月，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二是它见证了岁月沧桑，民国时期它就“守”在日本公园里，之后又见证了抗日战争胜利，“目睹”了解放战争的激战。虽然它不能说话，可它却是时代变化、天津城英勇不屈的“物证”。所以，市民们希望这块石碑能被有效利用起来，给后人“讲述”那些有关天津的光荣历史和动人故事。

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为了祭奠抗日阵亡将士，国民政府两次颁布命令，通令全国建立忠烈祠。据1942年当时的内政部统计，中国大陆已有六百多个县市设立忠烈祠，多由旧日孔子庙、关帝庙、武侯祠、地藏庵、东岳殿、城隍庙等庙宇附加小庙祭祀。也有在抗战后将日本神社和忠魂碑改建而成的。

上图：南岳衡山忠烈祠（摄影 仁者乐山）

虽然中国历代均建有不少忠烈祠，但部份因为日久失修而倒塌，亦有些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毁，只有少数保存。最为人熟知的要算南岳衡山忠烈祠。目前在中国大陆，纪念抗日烈士的忠烈祠还有：湖南长沙岳麓山赫石坡，纪念在长沙会战中抗日阵亡的将士的岳麓山忠烈祠，始建于1939年；云南腾冲国殇墓园内的腾冲忠烈祠，建成于1945年7月7日；河南商城县东南郊半个店忠烈祠，建成于1943年7月7日，奉祀抗日战争时期陆军第八十四军阵亡将士。

上图：南岳衡山忠烈祠（摄影 仁者乐山）

1945年抗战胜利，是几百年来中国人最为扬眉吐气的时刻，而为了这民族的伟大胜利，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15年正值抗战胜利70周年，希望能够将“天津市忠烈祠”碑重新树立，以不忘前辈们为中华的自由与复兴所做的贡献与牺牲，更能体现天津在抗战时期特殊的地位，同时也可以与上述现存的忠烈祠，并立成为凭吊烈士的场所。

天津日租界划定于1898年，原是一片坑洼地，因此日本人也没有进行开发。1900年庚子事变后，日本人对租界进行了拓展，范围为（见下图）：东至海河，东南界为今锦州道与原法租界相连，南抵今南京路，西至南门外大街，北起东南角闸口沿今和平路西侧到今多伦道北侧折向西。

上图：天津原日本租界范围

天津原日租界正式于1903年进行开发建设。据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万鲁建博士介绍，大和公园始建于1904年，最初的设备费来源于从电车公司获得的特别资金15000元。1908年5月门和周围的围墙建成，7月纪念音乐堂建成。11月12日开始植树，13日开始温室和蓄水池的建设。

上图：大和公园早期设计图，明治四十年（1907年），近藤久义提供。

1909年6月工事告一段落，同年10月举行盛大的开园式。其后随着各种设备的健全，陆续建有天津神社、凉亭、喷水池、北清战役纪念碑、纪念音乐堂、儿童运动场等。1913年的《天津案内》如此介绍大和公园：“树木虽未茂盛，但百花常争妍，清香馥郁满园内。夏日夜晚散步于园内，凭依座椅，喷水高可射星，飞沫随风而散，凉味可掬。旁有莲池，新荷展绿，如青钱铺地。中间还可闻咕咕蛙声，甚具诗趣。穿过伊集院音乐堂可见的北清战役纪念碑和右侧的已故美国陆军大佐利修的战死纪念碑，仿佛在诉说着十年前的拳匪事变。”而1926年出版的《天津租界与特区》，则有如下记载，公园内“有神社、凉亭、土山、竹门、喷水池、射箭场、儿童运动场、纪念碑等，花木之繁茂，为津埠各公园之冠”。公园发展到1930年，其面貌“和开园当时完全不同，其发展实有隔世之感，特别是石灰质的荒地，如今已成树木繁茂之公园。”到了1941年，公园内“因长年植树而树木茂盛，长椅也完备。除儿童游乐场内有滑梯、回旋塔、沙池等外，还饲养猴子和其他鸟类，成为在留日本人唯一的散步地方。”

上图：北清战役纪念碑。日本人设立的纪念1900年庚子事变的纪念碑。日本人将“八国联军侵华”成为北清战役。

上图：从日本公会堂拍摄的大和公园，右侧即日本神社

上图：天津神社早期照片。1942年，天津日本神社进行重修，我们提到的那个“天津神社”的碑，即在那时由福盛号捐助的。

上图：大和公园航拍图

本文的策划与撰写离不开众多朋友的支持，除文中提到外，再次鸣谢：傅磊、李弢、李海燕、任悦、万鲁建、陆阳、房陆遥、方博、李红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