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汉代的疫病流行及救助

中国历史上流行性传染病曾经多次大规模爆发，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威胁，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史籍中对汉代流行病发生的时间、爆发的原因，疫情波及的地区、危害程度，以及社会各个阶层防疫和救助措施都有所披露。
疫病流行的概况
汉代疫病流行具有鲜明的特色。两汉王朝初期，长期的战乱，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导致疫病流行。王朝中期的疫病流行大多与水旱灾害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疫病流行的危害越大。到王朝末年，因为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和水旱灾害同时出现，疫病流行呈现出迅猛趋势。
西汉前期疫病流行主要集中在文、景时期。《汉书文帝纪》记载，汉文帝时，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前元元年四月、前元五年二月，齐楚等地的地震和山崩，以及前元六年冬季气候转暖和前元九年春天的大旱，造成了“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后元元年五月，因地震，“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汉书天文志》）。地震之后的疫病流行使民众大批死亡，以至于棺材也涨价了。及至汉文帝后元六年四月，大旱所引起的蝗灾，又导致疫病流行百姓丧生。汉景帝即位后的前元元年正月诏书“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就暗含了使民众“夭绝天年”的是疫病流行。汉景帝在位时，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疫病流行仍然威胁着汉政权。《史记景帝本纪》记载，后元二年秋天的大旱，使“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疫病流行的地域相当广阔，从江南的衡山国，中经黄河北的河东郡，到代北地区的云中郡，呈现出大范围流行的态势。
汉武帝、汉昭帝时期，虽然没有疫病流行的记载，但因水旱灾害、地震灾害的频繁发生，估计可能有小范围的疫病流行。汉宣帝本始三年五月的大旱，次年四月49个郡国的地震和山崩，地节二年九月的地震，使疫病大规模流行，汉宣帝就曾说“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汉书宣帝纪》）。汉元帝初元元年二月，陇西郡地震；六月，就发生了“民疾疫”的现象；九月，“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翼奉指出：“今东方连年饥馑，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汉书翼奉传》）这次疫病流行到次年六月还在持续，“关东流民饥寒疾疫”，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初元五年夏四月，汉元帝诏曰：“乃者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疾疫，夭不终命。”（《汉书元帝纪》）就是对这一情况的沉痛描述。建昭年间，京房回答汉元帝说：“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汉书京房传》）正反映了自然灾害、气候反常所带来的疫病流行。汉成帝在位时水旱灾害所带来的疫病流行依然没有减轻，《汉书成帝纪》载，建始元年至四年，全国各地相继发生了旱灾、水灾、雪灾等自然灾害，特别是建始三年，关内和关外的水灾，民众大量死亡，使疫病流行成为可能。汉成帝鸿嘉二年三月，诏曰：“朕承鸿业十有余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娄困于饥寒。”当是对十余年来水旱灾害所引发的疫病流行的真实观照。此后，鸿嘉三年天下大旱，因阴阳失调，水旱为灾，疾疫流行。永始元年，汉成帝诏书中说：“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汉书薛宣传》）疫病流行使民众成千上万的死去，汉成帝深感忧虑，他曾有“天灾仍重，朕甚惧焉”的说法。到汉平帝时，因旱灾、蝗灾流行，加上青、徐、荆楚等地农民起义，“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汉书食货志下》）。战争加上疫病流行导致人口锐减。隗嚣指责王莽说：“故攻战之所败，苛法之所陷，饥馑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万万计。”（《后汉书隗嚣传》）可见是王莽末年的暴政加上疾疫流行使民众陷于生存危机。
东汉初年，会稽郡曾有过一次疫病流行。光武帝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汉章帝建初元年，因天大旱，杨终上奏：“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后汉书杨终传》）东汉后中期，因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加剧，关系国计民生的疫病防治被忽视。虽然仍有统治者派遣人员到民间救治病人的现象，但也仅仅流于形式 ，疫病流行呈现出迅猛的态势。“安帝初，天灾疫，百姓饥馑，死者相望”（《后汉书孝安皇帝纪下卷》）。汉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后汉书孝安帝纪》）。汉少帝即位后，“是冬，京师大疫”（《后汉书孝安帝纪》）。汉顺帝永建元年，水灾过后发生了全国范围的疫病流行。永建四年，“六州大蝗，疫气流行”（《后汉书杨厚传》）。汉桓帝时疫病流行也颇凶猛，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延熹四年正月，“大疫”（《后汉书桓帝纪》）。汉灵帝在位的25年间，疫病连绵不断，建宁四年三月、熹平二年正月、光和二年和五年春、中平二年春，接连发生大的疫病流行。（《后汉书孝灵帝纪》）从东汉中后期疫病发生的频率来看，大约是5年发生一次。

疫病流行的认识
疫病流行引起了时人的高度重视，人们开始从不同的方面认识疫病。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多次提到疫病问题，并将其与天体运行变化联系起来。“天一”星，张守节《正义》云：“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疾疫”；亢星“为疏庙，主疾”；氐星“为天根，主疫”，《索隐》宋均云：“疫，病也。三月榆荚落，故主疾疫也。然此时物虽生，而日宿在奎，行毒气，故有疫也。”他还认为正月的风向可能导致疫病的产生，其中“东南，民有疾疫，岁恶”。王充《论衡变动篇》指出：“《天官》之书，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风，风从南方来者旱，从北方来者湛，东方来者为疫，西方来者为兵。太史公实道言以风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统于天也。”司马迁根据天体变化和疫病发生总结出的规律有一定的意义。
人们首先认识到节令失常使疾疫流行。汉文帝前元十五年九月，晁错在答对文帝策问时说：“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孰，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汉书晁错传》）说明了阴阳和谐，四时有度，风调雨顺是防止疾疫的根本原因。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进一步引述前人的观点，认为“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正义》：“寒暑，天地之气也。若寒暑不时，则民多疾疫也。”人们认识到寒暑季节变化若不符合规律，就会带来疾病。和帝末年，鲁恭上奏：“比年水旱伤稼，人饥流冗。今始夏，百谷权舆，阳气胎养之时。自三月以来，阴寒不暖，物当化变而不被和气。”（《后汉书鲁恭传》）初春的天气“阴寒不暖”使人们疾病缠身。汉安帝延光四年十二月诏曰：“今阴阳不和，疾疫为害。”（《后汉纪孝安皇帝纪下卷》）正反映了气候变化对人的影响。
人们还认识到对新环境的不适应也可能使疫病流行。赵佗自立为南越武帝后，“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故而司马迁有“隆虑离湿疫，佗得以益骄”之说。（《史记南越列传》）北方的兵士不适应南方的环境而导致疫病流行，兵败而回。这种情况在王莽时期也出现过。王莽末年，多次派大军与少数民族作战，严允劝谏曰：“秋冬甚寒，春夏则多风，赍釜镬薪炭，重不可胜，食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势不能久。”（《前汉纪孝平皇帝纪卷三十》）但王莽不听，执意派军队前往镇压，结果第一次派出的军队，“疾疫死者什七”；第二次派遣的军队，因疫病流行“三岁余死者数万”（《汉书西南夷传》）。对环境不适应是造成军中疫病流行的根本原因。建武十六年，交祉的征侧、征贰起义，光武帝派遣伏波大将军马援前去镇压，从壶头进军过程中，“会暑甚，士卒多疫死”。到建武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后汉书马援传》）。一半的军队死于南方瘴气所引起的流行病。建武二十四年，武陵蛮反叛，朝廷又派遣马援率军镇压，结果马援死于军中，“军士多温湿疾病，死者太半”。最后监军宋均矫制收降了蛮夷。（《后汉书宋均传》）及至汉桓帝时，陇西一带羌人起义，延熹五年，朝廷派遣皇甫规率军镇压，“因发其骑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后汉书皇甫规传》）。因不适应边地环境使疫病流行，军士死亡。

疫病防治的措施
疫病流行使民众面临缺衣少食的困境，有鉴于此，汉政府首先采取了减免赋税徭役的措施。汉宣帝元康二年夏五月，诏曰：“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汉书宣帝纪》）初元元年，关东地区疫病流行，汉元帝“乃下诏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税”（《汉书翼奉传》）。永建元年十月，汉顺帝“诏以疫疠水潦，令人半输今年田租。伤害什四以上，勿收责。不满者，以实除之”（《后汉书顺帝纪》）。延熹九年正月，桓帝诏曰：“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其令大司农绝今岁调度征求，及前年所调未毕者，勿复收责。”（《后汉书孝桓帝纪》）
汉政府还直接用物资救助遭受疾疫严重的灾民。汉元帝初年，关东地区的灾民入关，元帝指责众官员说：“民田有灾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关东流民饥寒疾疫，已诏吏转漕，虚仓廪开府臧相振救，赐寒者衣，至春犹恐不赡。”丞相于定国上书谢罪（《汉书于定国传》）。汉顺帝即位之初，面对“疫疠为灾”现象，赐“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匹”（《后汉书孝顺帝纪》）。延熹初年，文安县令度尚，针对“遇时疾疫，谷贵人饥”现象，“尚开仓禀给，营救疾者”（《后汉书度尚传》）。
减少朝廷的开支以赈济百姓是汉政府救灾赈灾的又一举措。汉元帝初元元年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汉书元帝纪》）。初元五年夏四月，汉元帝诏曰：“乃者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疾疫，夭不终命……其令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汉书元帝纪》）《汉书翼奉传》亦云：“是岁，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上乃下诏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税。损大官膳，减乐府员，省苑马，诸宫馆稀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少府减食谷马，水衡省食肉兽。”《后汉书孝桓帝纪》载，延熹五年，“八月庚子，诏减虎贲、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与冬衣。其公卿以下给冬衣之半”。李贤注：《东观记》曰：“以京师水旱疫病，帑藏空虚，虎贲、羽林不任事者住寺，减半奉。”
汉政府还直接派出医疗人员实行救助。元始二年夏四月，针对青州一带所发生的旱蝗灾害，汉平帝下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汉书平帝纪》）永元五年，曹褒“迁城门校尉、将作大匠。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粥，多蒙济活”（《后汉书曹褒传》）。《后汉书孝安帝纪》：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除田租、口赋”。汉桓帝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后汉书孝桓帝纪》）。汉灵帝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熹平“二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光和“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后汉书孝灵帝纪》）。
作为政府救助的补充，民间人士救助灾民的义举在两汉时期也独具风采。《后汉书钟离意传》云：“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后汉书独行李善传》记载，建武年间，疫病流行，南阳县李元的家庭遭受灭顶之灾，惟存幼子李续，诸奴婢打算私分其财产，李元的苍头李善“深伤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潜负续逃去，隐山阳瑕丘界中，亲自哺养”，“备尝艰勤”，受到乡邻的称赞。永初年间，廖扶在扶危济困的同时，“又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闽中人徐登与东阳赵炳，在遭兵乱之后，因“疾疫大起”，二人相约，“共以其术疗病”。其中赵炳“能为越方”，用土方治病（《后汉书方术传上》）。民间的义行，殊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