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玩西域诸国如玩婴孩，其兄长更牛，写两都、订五经，编汉书

班超在西域搞得风生水起之际，他的兄长班固也得到了刘炟的重用。

班超很牛，班固更牛。

班固九岁的时候，就能属文诵诗赋，年纪大一点，入洛阳太学学习，博贯载籍，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其所学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梢节末的注解上，重在贯通经籍大义上。班固的父亲班彪是远近闻名的学者，经常有名士前来拜师或探讨学问，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学业精进，为诸儒所慕。

难得的是，班固虽才学高深，却性宽和能容众，不矜己，不耀人。

班彪有意续写《史记后传》，经常阅读和研究本朝典籍。班固跟随父亲，也留意汉事。

著名的思想家王充自会稽来京城洛阳游学，景仰班彪的学术成就，前来求教，对班彪的著史事业非常敬佩，称赞班彪的著述堪与太史公、扬雄媲美，同时也对班固的才学感到惊奇，抚摸着班固的后背对班彪说：“此儿必记汉事”，断定班固将来必定能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病故，班固从太学返回乡里为父亲服丧。

这一年，班固才二十三岁，但已具备了很高的文化修养和著述能力。在居忧期间，他发现父亲“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开始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写《汉书》。

也是好事多磨，班固这边写得正起劲，那边就有人向当政的汉明帝告他的黑状，说他“私改作国史”。

这可不得了，汉明帝下诏将其收捕，查抄书籍。

在当时，不仅“私修国史”犯了杀头之罪，甚至“国史”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看、所能收藏的。

汉元帝时东平王刘宇上书求赐《太史公书》一观，当即就被斥回。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扶风郡有一个叫苏朗的人被人告发伪造图谶，入狱没几天就被处死了。

班固被捕入狱，全家老小全都乱了方寸。幸好弟弟班超有胆有识，骑上快马从扶风安陵老家穿华阴、过潼关，急驰京城洛阳，直接向汉明帝上书申诉，营救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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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这一行动，引起了汉明帝对该案件的重视，通过深入了解，明白了班固父子矢志著史、宣扬“汉德”的苦心。

汉明帝又找来了查抄的书稿，没读几页，就对班固的才华肃然起敬。

好书呀，好书！

大赞该书乃是不世出的奇作，下令释放班固，并加以劝慰。

为了能让这部伟大的作品早点杀青，汉明帝干脆召班固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

除班固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

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所有支出，皆由公家报销，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时人称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

在任兰台令史期间，班固除了潜心写史，还写了一篇非常牛逼的作品——《两都赋》。

东西两汉一脉相承，经过光武、明帝两代人的努力，国力昌盛，人民生活富足，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证明，汉武帝北击匈奴，南伐闽越，国力堪称强盛，但他当政后期，全国人口不过2000余万。现在，经过生产力的大力发展，东汉人口已经达到了5000万以上，比西汉文景之治还多，已远超西汉。

但不管怎么样，人们还是念念不忘前汉，觉得什么都是以前的好。

没办法，怀旧啊。

就连现在的都城洛阳，也有很多人看不顺眼，一天到晚念叨着什么时候迁回旧都长安去。

光武帝的时代如此，汉明帝的时代如此，现在，到了刘炟时代，仍是如此。

不断有遗老遗少叫嚷着要回长安。

洛阳这边一闹，长安关中的父老更是坐不住了，日日翘首，盼望圣上车驾西归。

于是，奇怪的一幕出现了：刘炟无意西迁，京师洛阳大兴土木，营建宫殿，而关中父老引颈东望，盛称西都奢华，人心久久不定。

针对这种情况，班固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

《两都赋》体制宏大，写法上铺张厉陈，是西汉大赋的继续。赋中以主客问答方式，假托东都主人责备西都宾但知“矜夸馆室，保界河山”，而不知光武迁都洛邑、中兴汉室的功绩，宣扬光武帝节俭治国、以德服远，从而“折西宾淫侈之论”。

赋中所述，无论是富丽堂皇的都城，还是阡陌交叉的农郊，都有生动形象的描写，而在艺术的表现上，运用了大批量的排句，气势瑰伟，音调和谐，又罕有奇僻冷字，意气贯畅，毫无汉赋臃肿涩滞的通病。

刘炟一读，眉飞色舞，大为高兴，对班固更加赏识。

而也正是这篇《两都赋》，班固赢得了与司马相如、扬雄以及稍后张衡并称汉代四大赋家的盛誉，其所开创的京都大赋体制，也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西晋左思《三都赋》的创作，不仅蜚声文坛，而且被萧统《文选》列为第一，成为京都大赋的代表。刘勰也称其“明绚以雅赡”。

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十一月，鉴于当时经学流派的繁衍，解经歧异极大，影响了经学的传播和发展，议郎杨终上奏说：“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召集有权威的学者来讲论五经，裁定经义，以为万世效法。”

杨终的建议，其实代表了朝廷里面很多人的意见。在当时，争论得最激烈的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而这两种经文的形成，全在于记载文字的不同，字体不同，就导致研究它们的人却分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

古文经学为古文篆字所写，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损失殆尽，世传多为隶书所记，故称今文经学。武帝时，鲁恭王破坏孔子居住的旧宅，在夹墙内发现一批以古文篆字书写的儒家书籍，即古文经学。它的出现，在文字、思想、师说等方面都影响和动摇到了今文经学派的统治地位，另外，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所提出“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以神学解释经学的不良风气，而到了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更是大行其事，弥漫了整个学术思想领域。

于是，统一经学，建立神学经学，融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谶纬迷信于一体就成为了必要了。

刘炟下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效宣甘露石渠故事”，在白虎观展开一场大讨论。

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并兼记录。会后按皇帝的旨意，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义》一书。

全书共汇集43条名词解释，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礼仪、风习、国家制度、精神生活、世俗伦理等各个方面。有蓍龟、八卦、五行等道教概念，还有中医理论，还说到了学校在性教育方面的责任，包罗万象。其以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为基础，普遍而具体地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并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学紧密结，从而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书中很大一部分是对谶纬之学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论、先验情性论等进行了修补和总结，并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国家制度、军队刑罚、礼仪规章、人伦关系以及耕桑商贾等进行系统规定，是对东汉前期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集中论述，也是集汉代儒学之大成的官方法典。具有国家宪刘炟章和神学法典的意义，被视为谶纬神学的典型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