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市场的未来：城市群供应链与产业链的战争

供应链是时时刻刻在“动”的，并进一步带来了产业链的变动。而以产业链作为粘合剂形成的城市群，自然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也会随着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带来一些城市和城市群的崛起，同时另一些城市和城市群也会没落。

一、华为逃离深圳？城市群内部的竞争与合作

作为深圳这座“创新城市”最闪耀的名片，华为 “逃离深圳”的传言近年来一直不曾停息。2018年7月1日，华为正式将研发部门和其他一些部门搬迁至临近深圳的东莞松山湖，并在东莞兴建3万套住房，以优惠价格提供给员工。

作为仍处于高速发展期的特大型高新企业，华为在研发、生产方面所需的土地量很大，但深圳城市范围内土地供不应求推高了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价格，一方面大幅增大了企业进行日常经营和扩大生产规模的投入，另一方面通过高房租等因素增加了员工的生活成本，提高了期望薪酬，进一步推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对其物流、信息流、知识流的正常运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从供应链和产业链连接的角度，由于存在集中效应，大企业的入驻往往会带动一系列相关企业在周边聚集，因而华为的迁移将引发电子信息产业的连锁反应，很多供应链上下游配套企业也很可能随之迁走。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便捷的交通弱化甚至打破了城市间的地理壁垒，资本和人员得以充分流动，从而使得企业更容易实现业务布局的优化。

例如，企业将制造生产等对土地要素需求更旺盛的环节梯度转移到低成本区域，以获得更低廉、更大量的土地供应以及一系列优惠政策；而相对更贴近市场一线的部门，如营销等部门则留在一线城市。目前，深圳（店）东莞/惠州/中山（厂）已成为很多企业的标配。

对于深圳而言，城市发展带来的资源紧张和成本上升是客观事实，以企业外迁为标志的生产要素流动是经济规律，在享受城市发展成果的同时必然需要面对城市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对于东莞和惠州来说，单打独斗不足以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产业链的共同发展才是优先选择。

城市群内部的城市需要共同规划、协同发展，打破城市的地域局限，从整体考量，以最有利于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发挥各自作用，最便于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和知识流自由流动的方式进行组织，构建基于产业链的生态结构，谋求长久发展。

二、企业引领，城市群的外部产业转移

2011年10月，当时全国第13个、内陆首个综合保税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苹果智能手机的最大代工企业富士康落户河南郑州，带动很多著名智能手机品牌在郑州航空区集聚。至2015年，郑州航空港区生产的智能手机就突破了2亿部，占全球智能手机供货量的七分之一。

而重庆2017年前三季度的手机产量达2.52亿台，占全球手机出货量18.5%，已经成为仅次于广东的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基地。重庆的手机产业之所以表现亮眼，正是政策引导、成本导向和产业集聚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土地、劳动力的成本优势，重庆市政府延续笔记本电脑集群引进的方式，积极招商引资，在税收政策减免、运输成本补贴等政策上给予企业大力支持，积极打造集运营商、品牌商、代工商和配送商为一体的智能终端产业；

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重庆区位优势明显，中欧班列（重庆）、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渝黔桂新”南向铁海联运通道以及长江水道等，都能够有效解决企业物流问题，从而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将产品运抵终端市场。

纵观中国手机产业链的发展迁移轨迹，庞大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都是吸引手机厂商的主要因素。从沿海发达地区逐渐辐射到核心周边地区，之后又一路向内地转移，都与政府支持、税收优惠政策、地价、人力成本等因素密不可分。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饱和、换机需求放缓，以及高房价、高人工成本和物流成本的限制，中国手机厂商开始在印度和非洲投资建厂，引导形成当地的手机产业链集群。

三、智能手机产业链的未来布局

对比来看，虽然智能手机产业链存在从珠三角向中国内陆城市和海外市场转移的趋势，但这两种发展方向不尽相同。从驱动因素的角度出发，手机厂商向重庆、郑州等城市的迁移，更多地是出于客观条件和政策引导带来的成本优势考量；

而之所以在印度和非洲投资建厂，则更大程度上是市场驱动的结果，除去国家关税政策的影响，贴近市场将有助于厂商更好地理解需求和开发新产品。因此，全球的手机产业链格局也许已经悄然向一种新稳态发展，形成三极分化的局面：

第一极是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手机产业链更成熟，更偏重于创新、研发等核心产业链，在生产制造环节更偏向于更新迭代快的机型；

第二极是以重庆、河南等为代表的产业链相对薄弱的中国内陆地区，这些地区以生产制造为主，更偏向于耗时长、更新速度慢的机型；

第三极则是以印度、非洲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人口红利大，产业链处于起步阶段，更偏向于基于市场需求开发的特定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