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与《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对比研究

关于爱情，你是怎样理解的？

古有"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祈愿，有"山无棱，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誓言，也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至死不渝。 今有因爱而退居一旁长情守护林徽因的金岳霖，由衷赞叹"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有 面对挚爱欢喜说出"你好哇，李银河"像个天真孩童的王小波，还有向杨绛倾吐"依穰小妹剧关心，髾瓣多情一往深"的钱钟书。

此前种种，对于爱情的定义不外乎是忠贞不渝，相濡以沫、情比金坚，比翼双飞……而此时，笔者将要给大家讲述一种"禁忌"之爱，这种爱情是包法利夫人的偷情，是安娜抛下孩子与情人私奔。 同样是违背道德的禁忌之恋，多年来读者对包法利夫人是恶评如潮，对安娜确是嘉奖备至。 但无论如何，包法利夫人和安娜都是爱情的探索者与牺牲者。

《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本文拟从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结局入手，广泛收集理论素材，采取实例分析、对比分析以及平行研究中的求异研究等研究方法，来探究其相同主题下的不同人生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以便于更好解读作品。

1、 时代造就人生

居斯塔夫.福楼拜，法国著名作家，他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在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位置。 50年代初，路易—拿破仑·波兰波拿巴在法国建立的第二个帝国，国家虽然表面繁荣，但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动荡，政府腐败和尖锐的阶级矛盾。 《包法利夫人》（1957）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作品取材于当时轰动一时的，"德拉马尔"的故事，德拉马尔原是福楼拜父亲的学生，外科医生，他早年丧偶于1839年娶了一位年轻性感的农场主女儿，德尔菲娜为妻。 后来德尔菲娜与人通奸，难以自拔，最终因负债累累，而于1848年服砒霜自杀。 这位德尔菲娜就是包法利夫人的原型。

由艾玛（未婚前名字）到包法利夫人这一称呼的变化，不仅表现了社会角色的变化，更暗含了主人公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在女主人公还是艾玛的时候，她天生具有浪漫性情，爱读圣皮埃尔的《保尔和维吉妮，梦想着情意缠绵的小哥哥，给他从沙滩上抱来鸟巢。 她单纯，幼稚，漂亮，娴静。 她有着小小的花园和忠心的女仆，大段的静心读书的时光。 她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都要掐下花来，放到母亲的坟头。 她希望点火炬，半夜成亲。

当爱玛和包法利医生结婚后，艾玛走出了小农场，来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当中。 在见识了贵族的生活方式及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和逐渐了解到包法利医生的平庸和无趣后，包法利夫人不满足于目前一潭死水般的生活，在见识了渥毕赛尔的舞会后，对贵族社会，巴黎生活和激情浪漫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她不再读书不再做女工，而是委身于罗道耳弗和赖昂这两个品行卑劣的男人，想借着他们过上流社会汇集了舞会，挥霍，风度，纵欲，情爱，享受等几乎所有的奢靡的生活，瞒着丈夫和世人干出一些令人不齿的事。由时装商人，法院律师，公证人和税务员等，构成的欺诈卑鄙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残暴力量对艾玛的威逼与冷漠； 罗道耳弗和赖昂的无情抛弃；不切实际的修道院贵族化教育让艾玛陷入了人生的悲剧。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9世纪中期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英国到19世纪中叶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19世纪后期，欧洲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引发人的精神世界危机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安娜出生于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 上流社会的传统道德，深深融入在她的思想里。 但是她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奴隶制度刚废除不久。 旧的封建法制思想，还有很大势力。 随着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风气的日益增长，安娜必然受其影响。 贵族阶级的虚伪道德，还禁锢着整个社会，男女离异对于民众，特别是上层社会人士而言是乖张的行为，并不为大家认可。 小说中上层贵族阶层的众多人士，在合法婚姻的外衣下，几乎都有非法的婚外关系。 在这"全是谎言，全是虚伪，全是欺骗，全是罪恶"的现实社会面前，人们生活的安之若素。 而安娜不想要那种偷鸡摸狗式的婚外恋，想要冲破家庭的樊笼，公然向上流社会的道德和秩序挑战，追求自己的人格独立和情感自由，必然遭到社会的攻击。 卡列宁虚伪冷酷，以家庭责任和宗教道德来折磨约束安娜，沃伦斯基给安娜带来光明，又将她推向深渊。 因此说造成安娜悲剧命运的是整个黑暗虚伪的社会一点也不夸张。

2、 民族文化塑造性格

科学启蒙运动在18 世纪末到19 世纪初才在俄国缓慢兴起, 而且往往被统治阶级引导到为专制制度服务上去, 这就造成了整个民族缺乏真正的理性精神和法制意识, 更不用说民主意识。 著名的俄罗斯文化专家尼·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所说: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存在着深刻的"两极性" 和"矛盾性" , 是一个" 分裂性"的民族," 这种内在的分裂性将一直持续到俄国革命。 " 在对于整个俄罗斯人而言, 他们看待问题、处理事物的方式, 要么遵从本能欲望, 要么遵从道德信仰, 其本能和信仰处于对峙分裂状态。 安娜身上, 就体现了俄罗斯文化这种本能与信仰的断裂性。 安娜的觉醒和爱情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在本能欲望的层面上。 她的一见钟情, 带有浓重的" 本能原欲" 色彩, 而紧接着的, 则是这种狂暴本能的宗教压服。 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理想主义，自我牺牲精神使俄国人具有深沉、厚实的民族底蕴，它们总是面向未来，不怕牺牲，体现在安娜身上就是她明知道她将面临整个上流社会的谴责，却仍然勇于与家庭破裂追求爱情，即使结果是悲剧也在所不辞。

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将当时的欧洲文学分为南方和北方两种文学类型。 他认为西欧刻分为以法国为代表的南方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南方和北方的不同地理、气候条件，形成了不同的人性。"南方空气清新，多丛密的树林和清澈的溪流"，它们和"人的情操混合起来"，使人有"较广的生活乐趣，较少的思想强度"，在两性上没有什么约束，并且比较地"安于奴役，而取偿于气候之美和艺术爱好。 "，此外，在泰纳看来"除了永恒的冲动和特定的环境外，还有一个后天的动量。 当民族性格和周围环境发生影响的时候，他们不是影响于一张白纸，而是影响于一个已经印有标记的底子。

包法利夫人的时代虽然现实主义盛行，但由于其种族的环境影响，浪漫主义依然根深蒂固，体现在他在两性上没有什么约束，也没有过多对人生的思考。 然而现实主义终将取代浪漫主义，体现在她欢乐是她以为她在过一种纯粹的爱情生活，但她的情人们却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她的幻想。 她发现他们只喜欢她的肉体，这使她产生了宗教的罪恶感。 她以前总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浪漫天使，但是这些都幻灭后，浪漫文化给她提供的生活便走到了尽头。

3、 性格决定命运

包法利夫人和安娜，都带有着浓厚的的浪漫主义色彩，都渴望追求幸福。 而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浪漫主义在资产阶级散文化的生活中渐渐退却，"大凡顺者昌，逆者亡。 "逆着时代潮流，必然被洪流淹没。 在这追求幸福行为的合理性下，悲剧确是必然性的，但两人的悲剧之路却大相径庭。

包法利夫人的"幸福"不过是福楼拜所说的"属于虚伪的诗"，也就是由肉身欲望激发并借助幻想营造出来的传奇世界，他一味的听凭欲望的驱使，试图让爱永远充满疯狂的激情，甚至认为爱就是激情，于是他就不断去寻找爱与幸福，享受快乐，一心想跻身于上流社会，那种奢华淫乱的生活，不择手段。 他试图与罗道耳弗奔到热那亚，这意味着他为了纵欲，而宁愿抛弃孩子； 他因欠债而走投无路之际，动过以卖身来换取他人资金支持的念头。 包法利夫人体现出"上帝已死，万事可为"脱离宗教道德约束的行为。

觉醒的安娜则高呼"我是个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 "他渴望脱离宗教式的婚姻制度与上流社会虚伪的道德观念。 他是一个勇士，有着顽强的斗争精神，敢于义无反顾的与整个上流社会的虚伪抗争，他敢于反抗，他赖以生存的整个上流社会，且他的态度是执着的，而且是大胆的，毫无隐瞒的。 但当他和沃伦斯基一起私奔的时候，心里还是在牵挂她的孩子，内心一直都很煎熬。 安娜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道德对他的束缚，始终挣脱不了贵族社会，从法律，宗教，舆论等方面加在她身上的枷锁。

所谓上层社会像是钱钟书笔下的围城，外边的人想进来，里边的人想出去。 包法利夫人自小生活在乡村，受着与她的阶级层次不对等的教育，爱看一些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常常不切实际地幻想小姐和伯爵的生活。 人总是热衷于追求自己没有的东西。 包法利夫人和安娜都渴望爱情，但因为包法利夫人从未曾进入过上层社会，他对爱情的渴望更带着上流社会的奢华光圈，安娜生为贵族，见识了太多上流社会的男盗女娼，偷鸡摸狗，她想要纯粹的爱情。

社会阶层和所受的教育决定了包法利夫人和安娜不同的眼界和格局，进而决定了其思想的高度。 她们都具有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愿望，两个人的做法却背道而驰。 包法利夫人更多追求的是肉欲的物质满足，安娜则是爱欲的精神满足，这本没有错。 错就错在包法利夫人的不择手段，安娜的"比他人更炽热地燃烧自己"。

包法利夫人和安娜最后都选择了死亡，然而意义迥然不同。 爱玛在四处找钱还债，安娜也在焦虑地奔走。 爱玛被债物所逼，服毒自杀，她的死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生活而不是内心的道德约束，她临死前仍有强烈的求生欲；安娜则为内心的热情驱使，她接受的贵族教育和宗教道德一直在禁锢着她，她一直抗争却终无法摆脱，最后投入车轮下。 包法利夫人的死是现实的死法，而安娜·卡列尼娜，却带有献祭的意味。 安娜的死是具有开创性的，她的内驱力来源于肯定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要知道她本可以相安无事的和涡轮即似偷情，并维持家庭和谐。而包法利夫人的死，不过是又一个无知的漂亮女人陷入巨大肉欲和物欲深渊的前赴后继者，但更为贴近生活真实，绝对服从现实，它不创造升华，将生活的本来面目便裸露出来，警示意味更重。

个人的悲剧背后往往反映的是民族的悲剧，社会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在我们研究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悲剧时，更要挖掘其背后深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