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东：柏乡魏裔介——顺治、康熙朝初年的文人领袖

柏乡魏裔介自顺治初年至康熙初年的近四十年间，一直为朝廷重用和文人拥戴；康熙十年辞官归乡后，影响仍居，堪称一代文人领袖。著名文人吴伟业于康熙七年（1658）曾对魏裔介高度评价说：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名世巨人出而弘济苍生，润色鸿业。然而长于政事 者未必工于文章，工于文章者，未必优于理学，求其兼备无遗者，不数见也。当西汉之隆，萧、曹、丙、魏，号为贤相，然所长者止于政事，无论理学， 即文章且无闻焉。而司马迁、相如、枚皋、扬雄之流，又徒以文章著称，而不及施于政事，其于理学，则亦未能窥其万一也。所为兼备无遗者，求之古而不得，今乃得之于柏乡魏公。

公秉鸿骏魁杰之才，遭逄圣朝，回翔禁近。值世祖章皇帝兴治右文，招延俊茂，数举经筵，命儒臣讲论大义，或时巡游南苑，应制赋诗，一时文学侍从之臣，无不掞藻摛华，对扬休命，而公实岿然为冠首。

康熙十一年（1672），魏裔介已归乡一年有余，远在异地的著名文人孙承泽给其寄来两联，分别说：“文中子门多将相，郭令公身系安危。”“司马有时称独乐，希文无地不先忧。”将魏裔介比作隋唐时期的王通、郭子仪和宋代的司马光与范仲淹，颇见当时魏裔介在文人们心中的地位。

作为一代文人领袖，魏裔介确实在当时文人中有着显赫的地位，并对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和走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徐世昌在魏裔介传中曾记，在顺治十六年，尚书梁清标和魏裔介被皇帝宣至行幄以备顾问，“君臣交孚，当其时无与比也”。又，在其子魏荔彤所纂《魏贞庵先生年谱》中，曾记自康熙五年至康熙八年，魏裔介曾以大学生的身份先后四次领祭至圣先师孔子。自汉代始，儒学一直被官方作为正统思想加以提倡。康熙皇帝继位后，继续沿袭顺治年间制定的祭孔成例，但因他年幼不能亲临，率众前往代行其事者就是魏裔介，直至康熙八年以后才由康熙皇帝本人率礼部诸臣亲往。康熙六年，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大学士魏裔介等被任命为总裁官。至康熙十一年告成，已归隐在乡的魏裔介仍然得到康熙帝的褒奖，被加太子太傅之衔，垂爱之意甚重。

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至清代初年已延续一千余年，其不仅是封建国家最重要的一条选拔管理人才的制度，而且有力影响着一代文风的形成。作为清初皇权的宠臣，魏裔介也多次融入其中，对之带来深远的影响。如顺治十三年于京会时之时，魏裔介上《南北分卷宜公，人才庶无淹滞》疏，自此南北中卷，以人数多寡定取额，使北方质实平直之文也能得到重视并有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在康熙九年，魏裔介被命同礼部尚书龚鼎孳、吏部尚书王清、学士田逢吉主会试。入闱之时，他还提醒各同考官们说：“考试官好取青年门生，故择文字秀嫩者入选。殊不知积学之士，困苦一生，其文必出经入史，命意高远，修词古奥。若不加意搜索，则彼终无出头之日矣，切不可也。”最终，使此科科文最典雅高古，得人最盛，有宫梦仁中榜首，李光地、张鹏翮、郭琇、徐乾学、赵申乔、王掞、李振裕、陆陇其、邵嗣尧等都高中进士。“江南选文家如盛珍示、蔡九霞、王惟夏、许燕及等，皆以为起数十年之衰，如欧阳文忠公之主试，文体一变云”。

作为重要的领袖人物，魏裔介与当时文坛的风云人物龚鼎孳、吴伟业、徐乾学等关系密切。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明崇祯七年（1634年）中进士，崇祯十五年(1642年)授兵科给事中。入清，累官至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谥端毅。工诗，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大家”。著有《定山堂诗集》四十三卷、《诗余》四卷。在他的《定山堂诗集》中还有《咏萤和魏石生都谏四首》《秋日同石生中丞登妙光阁和韵》《丙午元日送王成公和柏乡相国韵》《魏石生都谏分饷易酒赋此纪谢》等他们间的唱和之作。即使在魏裔介辞官归隐后，他们也时有书信往来。当得知好友龚鼎孳去世的消息，魏裔介曾赋《哭大宗伯龚芝麓先生》等诗四首哭悼，内中饱含痛失知己之情，他们间多年的诗文往来，对于清初诗风发演变同样具有一定影响。吴伟业(1609年6月21日～1672年1月23日)，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1631)考中榜眼，曾任翰林院编修、左庶子等职。清顺治十年(1653)被迫应诏北上，次年被授予秘书院侍讲，后升国子监祭酒。他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康熙二年，吴伟业仲子瞵生，魏裔介曾写诗以贺；康熙七年（1668）仲夏，魏裔介《兼济堂文集》拟刻之际，吴伟业又亲为撰序，可见二人交往亦深。徐乾学(1631～1694年)，字原一、幼慧，号健庵、玉峰先生，江苏昆山人，清初大儒顾炎武外甥，与弟元文、秉义皆官贵名显，人称“昆山三徐”，曾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主持编修《明史》《大清一统志》《读礼通考》等书籍，著《憺园文集》三十六卷。康熙九年(1670)，徐乾学考中第三名进士(探花)，主考官正是魏裔介，此后徐乾学始终向魏裔介执弟子礼。康熙二十四年，魏裔介七十寿辰，徐乾学与其他众弟子一起特制屏相贺。次年，魏裔介辞世，徐乾学亲为撰写墓志铭，叙述周详，情感真挚，长达四千余字，为古今此类文体所罕见。

除去以上三位声名显赫的巨子，魏裔介与先朝遗民和新朝官宦均有交游，前者如顾炎武、孙奇逢、申涵光、田茂遇等，后者如魏象枢、杨犹龙、梁清标、纪映钟等。康熙五年，魏裔介请假省视祖墓，“八月出京，缙绅士大夫送于国门之外者，车数百辆”。康熙十年，魏裔介有疾辞归，出京之日，“檐帷萧然，从者数人，别无行李。一时缙绅饯送者数百人，诗章多有可述。至里，汇而刻之，名曰《青门集》”。两次相送，一在盛时，一在衰时，然相送者均以数百记，颇能见魏裔介在当日文人士大夫中的地位与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