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曾经在中国分布广泛，为何如今却踪迹难寻？

初中时代，每每读到课文《公输》里 “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我总会暗地里偷笑：古人还真逗，中国哪儿来的“犀兕”（犀牛）? 怕是把带獠牙的大野猪，认成脑袋顶上长角的犀牛了吧。
后来的我才知道，哪怕只是一百多年前，华夏大地上尚有大量犀牛繁衍生息。它们在中国疆域内的消失，或许是古代文化发展的生态代价。在我国东部，公元1880年尚有犀牛分布；但到了1953年，已经难寻犀牛的踪迹。图片：参考资料[1]

昨日与今日：东亚

大型动物的兴衰史

不仅仅是犀牛，亚洲象、虎、棕熊和亚洲黑熊，历史上都曾广泛分布于我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但如今，这几种大型动物，在我国境内的分布状况都不理想。世界上所有现存的虎都属于同一个物种（Panthera tigris），它们被进一步分为若干亚种，我国主要可见的是东北虎、孟加拉虎和华南虎 （可能野外灭绝）。如今，东北虎游走于中俄边境一隅，而其余二者只见于华南至西南边陲。虎在我国东部的分布变化。图片：参考资料[1] 亚洲黑熊（Ursus thibetanus）在我国东部尚有几块不小的分布区，与之相比，它的兄弟棕熊（Ursus arctos）要可怜的多：几乎只能“蜗居”在喜马拉雅山区和东北部分区域了。

亚洲象在我国东部的分布变化。 左滑查看：犀牛在我国东部的分布变化。图片：参考资料[1]在过去有记录的历史内，它们的分布区都在持续减小。仅就我国东部而言，2000 年前，南起两广地区、北至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区域，均有这五种大型动物的分布记录。此后，亚洲象和犀牛的分布开始慢慢缩减。虽然直到 19 世纪末，它们仍然或多或少地生活在我国东南部；但是到了 20 世纪，它们的分布范围进一步锐减，并最终达到现在的状态 [1]。

是谁把大型动物“赶出中国”?

这些大型动物的分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迁？过去的研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 [2]。毕竟在过去几千年间，中国曾发生过多次明显的冷暖气候交替，极端天气也不在少数 [3]。 不过，由南京大学主导的一项研究却表明：这些大型动物的减少，或许是由农耕文明的发展造成的[1]。

农耕文化可能对大型动物的分布产生了负面影响。图片：Pixabay

研究者整合了过去两千年来，中国东部各地有关大型动物的考古及文字记录，结合各地方人口密度、耕作方式等反映文明程度的指标，以及历史气候变化数据，分析三者的关联性。这项研究于近期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NAS）上，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

农耕文化的影响更大

大型动物分布区的缩减，在很大程度上与农耕文化的发展相关，而气候变化的影响则要小得多。

早期古代中国的农耕文明重心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下游；随着时代更迭, 农业文明整体呈现南移趋势；大致在19世纪末期, 整个中国东部地区均发展至农耕文明的较高水平——这个趋势与历史上大型动物分布界限的推移高度吻合。 另一方面，虽然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东部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可能只有虎的分布变化受到影响。

可能只有虎的分布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图片：J. Patrick Fischer / Wikimedia Commons

2

总体影响是消极的

农耕文化的发展，总体上对大型动物的分布具有消极影响。一方面, 农业发展迫使大量陆地自然生态系统被转变为耕地，直接造成动物栖息地的缩减；另一方面，农耕个体出于保护作物的目的，不可避免地与野生动物——尤其是植食动物频繁发生冲突。

过去两千年，我国东部的人口密度、农耕强度与汉文化的空间分布变化。图片：参考资料[1]

同时，与少数民族相比，汉族文化的发展在整体上给予大型动物的打击更沉重——这可能是由于农耕活动在汉族人群中更受重视 [4]。

可避免的冲突与和谐相处之路

研究古代文化发展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其实有助于理解生态问题的根源、为生态保护提供新思路。人类开荒拓土的需求，直至今天都始终存在。如何在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达成精巧的平衡，仍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例如澳大利亚北部的原住民，定期靠放火焚烧林地获得经济收益。这种行为看似原始，却是维系当地人与自然的文化纽带 [5]，并且能够阻止林下落叶等有机物的积累，从而避免大规模自然火灾的发生。适当的放火烧林不但没有破坏生态，反而创造出了当地独有的生态完整性。欧亚猞猁的幼崽。图片：Bernard Landgraf / Wikimedia Commons 在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有正面例子。近年来，欧洲不少国家的大型食肉动物（如欧亚猞猁 Lynx lynx）种群基本保持稳定，甚至出现明显增长。这样可喜的局面，则要归功于欧盟各国强有力的司法制度和有效的保护方案。 以前，我们牺牲大型动物，以换取社会发展；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用更智慧的方式，留住这些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生灵。（编辑：麦麦）

参考文献

[1] Teng, S. N., Xu, C., Teng, L., & Svenning, J. C. (2019). Long-term effects of cultural filtering on megafauna species distributions across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 Sandom, C., Faurby, S., Sandel, B., & Svenning, J. C. (2014). Global late Quaternary megafauna extinctions linked to humans, not climate chang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1(1787), 20133254.

[3] Lorenzen, E. D., Nogués-Bravo, D., Orlando, L., Weinstock, J., Binladen, J., Marske, K. A., ... & Ho, S. Y. (2011). Species-specific responses of Late Quaternary megafauna to climate and humans. Nature, 479(7373), 359.

[4] Li, X., Jiang, G., Tian, H., Xu, L., Yan, C., Wang, Z., ... & Zhang, Z. (2015). Human impact and climate cooling caused range contraction of large mammal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wo millennia. Ecography, 38(1), 74-82.

[5] Ge, Q., Zheng, J., Hao, Z., Liu, Y., & Li, M. (2016). Recent advances on reconstruction of climate and extreme events in China for the past 2000 years.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6(7), 827-854.

[6] R. von Glah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2016).

[7] Yibarbuk, D., Whitehead, P. J., Russell‐Smith, J., Jackson, D., Godjuwa, C., Fisher, A., ... & Bowman, D. M. (2001). Fire ecology and Aboriginal land management in central Arnhem Land, northern Australia: a tradition of ecosystem management.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28(3), 325-343.

[8] Chapron, G., Kaczensky, P., Linnell, J. D., von Arx, M., Huber, D., Andrén, H., ... & Baliauskas, L. (2014). Recovery of large carnivores in Europe’s modern human-dominated landscapes. science, 346(6216), 1517-1519.

在消失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