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周克同志 | 在深入改革中发展我国的科学学

上海市委组织部原部长、原上海市顾问委员会常委周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1月7日20时20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3岁。周克同志是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创始所长，引领开创了科学学、领导科学事业。三思派今天刊发周克同志回忆创办上海科学学所的口述文章与在第四次全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重温周克同志的理想追求，传承发扬科学学的初心使命。

周克，原名朱启统，1917年生于南京。1934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曾参加“一二九”运动、“八一三”淞沪抗战，担任过中共地下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助手，参与领导了外县工委工作和筹组城市地下军，直接组织策划炸毁了国民党上海江湾军火库，组织策动了“长治号”军舰起义。建国后曾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轻工业局局长、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1958年被扣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1979年恢复党籍，出任上海市科委副主任，后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兼市整党办主任。1986年离休。

软科学研究应该有大局观

——创办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初心与使命

应该这样说，从开始酝酿考虑到组织上建成科学学研究所是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起初我们思想并不是很成熟，尽管当时在我们的观念来看这也是一个新生事物。之所以会萌发这样一种思想与文革以后思想解放的氛围有关。

坎坷：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我是第一次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前，我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二九”运动后的1936年，组织上把我作为团的干部调回上海参加救国会活动，所以从1937年起就一直在上海。这以后我一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从1936年一直到1949年。 解放以后，我的政治道路很不顺当。对我的批判从56年、57年就开始了，1958年被开除党籍。这其中我脑子总是带着一个问号，到底是我错了还是党组织的政策错了？由于脑子里带着这样的问号，就比较注意思考一些问题。 1962年，我被调到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工作。在那里我努力求教，拜工人师傅和技术员为师。半年以后，我由一个门外汉逐步做到可以跟技术人员对话，从而了解了更多基层研究所的实际情况，并开始思考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我所在的内燃机所是八机部所属的在上海的研究所，研究所的党组织和行政管理在上海，经费由中央下拨。当时的研究所既有中央各个部属的，还有地方科委和中科院所属的研究所。从研究所的选题以及实施情况看，当时感觉比较落后，新东西出不来。由此我就思考，这种体制行不行，这些研究所跟工厂应该是个什么关系等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得到了彻底平反并恢复了工作。因为我在工业研究所工作过，组织上就安排我到上海市科委做副主任。到市科委后不久，我发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上海的科技力量分散而且互不通气，各自为政，五路科技大军难以协同。所谓五路大军是指中央在沪研究所、地方研究所、大学研究机构、工厂企业研究机构和国防科技系统。这五路大军互相联系不多，但互为保密很厉害。受当时体制、机制的束缚，这些分散在几路的科研力量很难组织到一起，形成合力。 当时还有一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就是我们的科研和实际应用脱节得很厉害。搞科技的人，不考虑经济效果，不考虑对经济有什么贡献，课题完成就算成功了。至于这个课题下一步怎么实现，如何发展成工业上可用的技术，关心的人很少。 但那个时候思想很活跃，有很多解放思想的讨论。记得上海市科协经常组织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讨论，每次开会都是一两百人，那个时候大家敢讲话，议论纷纷、畅所欲言，不仅是讨论技术专业问题，政治问题也可以讲；而且没有这个、那个领导讲话，而是大家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我去听了几次后感觉很好，也就是在那些讨论会上我认识了冯之浚、夏禹龙、刘吉、仇金泉、魏瑚等人。我们这些人的思想观点比较一致。 经过多次讨论交流，大家都感到现在我们这种科学研究的路子是有问题的。后来我提出组织一批人来讨论，就叫科研领导干部研究班。这样就逐步形成了大概三四十人范围的讨论班，参加者来自中央和地方研究所的科技管理干部以及几个大学的老师。当时这个研究班的特点是：没有讲师、自己讲话、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初心：创立科学学所的由来研究班的活动一开始是在南昌路科学会堂搞了一个教室，第一堂课由我主讲。我思考了一下后，结合科学、技术、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16个问题。这里面包括了科学、经济、技术怎么结合怎么开展科技大协作，包括我们对待科技人员的使用问题，还特别讲了要发挥 (研究人员) 个性的问题。另外就是怎么看科研成功与失败的问题等等。这16个问题中最突出的一个，就是科学研究要有个性。很多科学家本身考虑的问题是很有个性的，这是很多发明创造思想的一个萌芽阶段，但是我们过去对个性研究支持甚少。另外科技、经济怎么结合也是我当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当时搞科研为课题而课题，为鉴定而鉴定，不考虑经济效益的情况很普遍。 为了集思广益，我们请了二三十个人来讲课, 各个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都来听讲，集思广益，大家在听讲过程中可以插话、辩论，逐步形成了能者为师，不拘一格的氛围。研讨班初见成效后，大家就在议论如何将这样的探讨机制持续下去，于是就考虑要成立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机构。但当时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一没有人，二没有钱和房子。所谓没有人就是没有编制。经过夏禹龙等同志的努力，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给了我们几个编制，办公地点一开始是在市委组织部的一个接待室里面搞了一间房子。这样在1980年1月中旬，上海就有了一家取名为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专门研究单位。 科学学所成立伊始，就是五六个人、七八条枪。我、夏禹龙、刘吉、冯之浚、仇金泉等轮流做所长，一个人做一两个月，至多三个月，因为我们这些人本身都有各自的工作。 我们那个时候在研究所的管理上还不成熟，当时就是头脑风暴，就是敢想敢说，就是这样。冯之浚、刘吉是出思想的，然后大家议论，所谓议论就是大家互相启发，如对某个问题是否要做，怎样做，大家议论后形成文字。那个时候就是言者无忌，说错了没有关系。所以大家很怀念80年代，怀念80年代那时的学术风气。 那时所里有一个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根据大家议论比较集中的话题提出最近我们可以研究什么问题，征求意见后就定下研究课题。这种学术委员会会议大概一两个星期开一次会，实际上也是座谈。 后来汪道涵市长听说有这样一个研究所，他说好，提出要把它办成类似兰德公司这样的研究所，他说我支持你们。这个给我们大家鼓舞很大。有一次汪道涵同志专门来所看望大家，鼓励我们办成兰德公司，他说你们不要什么都研究，而是要考虑一些科学的发展规律。最大的一个思路就是科学研究一定要跟经济、技术、工厂的生产几个方面结合。这样，后来所里就搞了几个东西，其中之一是出了一份叫《研究与建议》的简报。以后又从《研究与建议》派生出一些报告和书籍，譬如领导科学的概念和思想就是科学学所首先提出的。当时大家在议论时感觉到现在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问题，可能更关键的是我们现在老一套的领导模式肯定不适应了，领导也要讲科学，所以提出了领导科学的概念。后来还出了领导科学方面的书, 搞了领导科学的系列讲座等。立足：科学研究应有大局观那时我已经到市委工作了，没时间管科学学所的事了。但是，当时的市委书记陈国栋对我说，老周，别的事你可以不管，这个研究所你一定要兼这个所长。所以我就一直兼这个所长。所以后来几个值班的所长冯之浚、刘吉、夏禹龙是轮换的。后来我们这些人就全部脱出来了。这以后就是魏瑚担任所长这么一段。 应该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科研的体制还是有问题的。工厂、企业，特别一般私营工厂和小工厂很少有研究机构，即使有科技人员的也基本上是应对当前生产，很少有技术储备。像宝钢这些为技术进步而做发展研究的企业非常少见。在技术储备上，我们企业跟国外是差了一大截，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研究单位跟大学, 跟工厂不结合，而且互相保密。研究单位、高校和工厂的研究装备是互不通用的，好像现在还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感觉到从上海的科学研究来说, 应该有一个大的科学观。科学研究不能分兵把守，这是一个组合的力量。应该把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员联系进来，把搞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联系进来, 把搞基础研究的的科学家联系进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组织工作。在这方面，我们科学学所要起一点建议推动的作用，起一点组织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如能做一些认真的调查研究，科学学所是可以出一点东西的。我感觉，应该要让领导认识到科学学所的重要性，认识到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体制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政策当中有很多的问题，组织上有很多的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解决，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但是科学学所真正要出东西也不那么简单。因为我们这样的研究所跟硬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不同，我们怎么出东西？我们这个研究所是一个头脑型的研究所，要让这个头脑灵活思维，需要有广泛的联系和资源。而且关键是这些研究人员本身要有头脑、有思路；没有思路和头脑, 科学学研究所是难以立足的。人才问题，包括如何不拘一格选人才，也是科学学所需要研究的课题，包括怎么看成功与失败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有很多的人失败了，不等于就不是人才，可能是敢于创新失败了。他的创新没有得到支持，没有人理解他，他失败了。这个都是我们领导科学里讲的问题，怎么看待对待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成功当然很好，但是它也有它的因素，有的是主观的，有的是别的因素，有利条件。失败的人不等于就不是人才。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人才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只有理论上搞清楚并在政策和制度安排上加以配套保证，这样我们才可能形成人才源源不断的机制。

(本文由周克同志口述，江世亮整理，原刊于《世界科学》杂志2009年第11期)

在深入改革中发展我国的科学学——在第四次全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从一九七九年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第一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到现在六年过去了。六年多来，中国的科学学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已经成为一门富有朝气、很有活力的新兴学科，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些成绩应该归功于一批同志的艰苦创业和努力，更要感谢各级领导同志的支持和关怀。而最重要、最根本的则是因为它顺乎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和改革潮流，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受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的指引。如果没有全国这样的好局面，也就不可能有这门学科的今天。现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四个部委都成立了科学学研究会，这确实是令人鼓舞的。1回顾历史，中国科学学六年走过的道路，它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它有着鲜明的中国时代风貌。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科学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产儿。它一诞生就直接与我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社会发展和各级领导班子的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它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着内在的、直接的联系。它的发展是改革的需要，这是我国科学学最大的特点和优点，也是其生命力旺盛之所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其发展的有利条件，这是国外科学学界难以企及的。其次，它坚持着一条既迎接新技术革命潮流，又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的研究工作路线。它一开始就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出现，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作为自己的基础，并吸收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方法，它始终坚持推动科技、经济、管理、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它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既重视理论研究，又重视实际应用，更积极地参与改革发展的决策活动；它在战略研究上，既注重定性研究，又注意向定量研究发展。第三，中国的科学学已有了一支多智多才的队伍。这支队伍有来自各个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参与智囊的工作者和各个层次的决策者、领导者。这是最广泛的横向联系和大联合，从而获得了各方面的思想交融和力量汇合，并能为各层次的领导服务。目前，他们已从研究室、领导机关走到群众中去，走到更广阔的社会中去。正在更大的范围传播、更大的范围应用，引起国外科学学界的羡慕和关注。这支队伍中，既有实际经验丰富、经过长期锻炼的年长的领导者，又有大批思想活获、知识广博的中年学者、专家，还有风华正茂、才智初露的青年研究人员。他们都具有共同的事业理想，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政策，坚决为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贡献力量，在努力开展研究活动。这正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所在。第四，我们的研究工作，既借鉴了国外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更着重于从我国的改革实际出发，努力投身于各种实践，进行多方面的创造。因此一开始就具有自己的特色。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应该给予充分肯定。我们一定要继续走下去。 然而，这样的道路是不是在我们想透、想清楚了之后才去走的呢？不是。国外没有成套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搬过来就用。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步探索、逐步认识、逐步理解、逐步深化的。大家都还记得，“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启发很多同志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多少年来，我们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损失最大的几次教训，大多是因为政策失误，而科学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说到底，也是在制定方针、政策时，没有尊重客观规律，没有充分考虑科学技术与经济、教育、社会的协调发展。决策要科学化，要有大批熟悉科学技术、并懂得领导科学、能够科学决策的同志在各个层次的领导岗位上工作。这就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宣传和推广科学学，崛起一代新人，适应现代领导。
所以，就总体来说，中国的科学学的发展过程，根本不是什么“夸夸其谈”、“坐而论道”，没有人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为学科而学科，我们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力求切合国家在经济建设实践中所碰到的问题，研究几十年来经验教训中所提出的问题。概括起来，这几年中国的科学学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已经产生了作用：1.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技术运动的规律，对科技、经济、社会的关系，对科技工作组织管理的科学化，作了系统的研究，对这门学科的建设作出了中国的贡献。2.使科学学所阐明的一些基本原则逐步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和社会领域(如经济、管理、教育和文化领域等)中，推动了学科的交叉和社会的应用。3.科学学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些新的基本观念、思维方式和管理方法，己程度不同地在各个层次的领导者、决策者、改革者中产生了影响。当前改革的形势，要求我们这个学科更快、更好地发展。既要重视学科的理论研究，又要扩大应用的开发研究，同时还要加强自身研究队伍的建设，增强队伍的凝聚力。为增强我们队伍的凝聚力，这次全国理事会提出了六个字，“理想、事业、友谊”。即：要有坚定的理想、顽强的事业心和战斗的友谊。理想是前提，事业是根本，友谊是建筑在理想和事业基础之上的。一致的理想，共同的事业，真诚的友谊，是我们这支队伍紧密团结、蓬勃向上的坚强纽带。今后，我们一方面要不断地、不失时机地吸收大批才华初露的青年研究工作者参加我们的队伍，这是我们的后续力量。同时，对现在四、五十岁的专家、学者在这项事业的开创中所作的历史贡献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当前，他们是这支队伍的中坚力量。当然，也仍然要注意更好地发挥老同志的作用。 我认为，年纪的大小不应成为思想上的分野。我不大同意存在所谓“代沟”的提法。前不久，我在一份向中央领导部门提交的关于干部工作的建议中，就提过这样一条意见：“现在的问题是在‘年轻化’，已经基本解决之后，应该如何转向注意五十多岁的，以至六十岁左右的精力充沛、有经验、有才华的年长同志，让他们在各级班子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新的领导班子可以有他们一两个人参加，这将对新班子的建设和成长，起很有益的作用”。我认为，年轻化更重要的是思维能力和精神状态的年轻化。有的老同志年事虽高，但思维却很年轻，小平同志年逾八十高龄，但却在思想上永葆青春！民主革命时期，章太炎尚且可以和邹容成为“忘年之交”，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就没有这种可能呢？我们相信在科学学研究中，中、青年以至老年同志们是完全可以互学互补的。这样，我们的事业才会更加兴旺发达。 搞好我们的队伍建设，除了要有足够的知识面和活跃的思想，还要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讲求实事求是的作风。既要有宏伟的理想，又要从实际出发，为了事业的成功，不怕挫折，不怕失败。研究科学学是不会“发财”的，也不会有多大的权力，研究工作者要耐得起清贫，经得起冷清。要为维护真理而斗争，为探索科学规律献身。一个新思想、新思路的产生及其系统化是一个艰难的创造过程。基本原理是不会很多的，而在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其应用范围，在更多的领域和方面，联系实际、处理问题，会有更大量更艰巨的工作。 我们已经有了一批在国内知名的学者。他们是学科的带头人，应该得到我们大家的尊敬和关心。据我所知，他们也还有着说不出的烦恼。讲学、会议、写应时文章，各种“应酬”实在太多了。我认为应该为他们呼吁：让大家都来体谅他们的苦衷，珍惜他们的时间，保护他们的健康，使他们有更充沛的精力从事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总之，我们这支队伍各方面的同志都要互相支持，互相爱护，互相尊重，互相谅解，要在知识上、思想上互学互补，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事业，建立深厚的友谊，在改革中，把中国的科学学继续推向前进，把我们这支队伍更好地凝聚为一个和谐的科学研究共同体。2展望今后，我们科学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应该对当前的改革进行认真的系统研究。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当前的改革是一场革命。面对这场革命，每个人首先遇到的是：在这场改革中，是索取还是给予？给予什么、给予多少？这是要做出抉择的。我们是走在潮流前头还是“随大流”蹒跚的晃荡？这也是要做出抉择的。我们科学学工作者，不仅仅是学者或一般的实际工作者，而应该是为改革献身的志士仁人。对这一点能理解得越深刻，就越自觉、越好。我认为，当前这场革命与过去的革命相比，有许多特点，有它特殊的复杂性：
1. 革命的任务不同。过去的革命是打倒阶级敌人，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当前的革命是治穷，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富国裕民，把贫困的中国变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它的目标是全国从温饱、小康直至赶上发达国家。2. 这场革命有比过去更为广大的社会基础。它有最多的人民拥护和支持，包括海外几千万侨胞在内，因而最得民心、党心。所以说改革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政策的连续性是不会中断的，首先就因为它是广大群众的人心所向，是世代梦寐以求的愿望。3. 这场革命是在我们自己政权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不是推翻政权、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也不是改变所有制、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是要更好地调动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活力，并吸收、支持一切有助于我们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辅助因素。4. 它有特殊的复杂性。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人人既可以是改革者，又都在被改革。改革那些我们多年生活其中的经济活动方式、生活方式，改变我们亲手建立的一些规章、制度和体制；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观念和习惯。改革对所有人从根本上、长远上来说都是有利的，但又不可避免地会使一部分人暂时地有所失。因此，总的说是必有所得，又也会有所失。即使赞成改革的人们也会因此而“此一时彼一时”，此一方面彼一方面，不赞成一时一事的某项改革。国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掌握改革措施的分寸和步骤，以达到使全体人民最终富裕的目的。5. 整个改革的进程是一个新旧并存、新旧交叉、新旧长消到新旧交替的过程。大家在认识不完全统一中前进，在前进中不断统一认识，这是必然的现象。农村改革是这样，城市改革也会是这样的。因此，不要怕意见一时不统一、议论很多，要坚信只要是为国家前途着想、思考的，最后总会统一。不要随便给人戴各式各样保守派的帽子、贴改革派的标签。6. 这次改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项伟大实验，是马列主义某些原理的发展和突破。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只能力求避免犯方向性的大错误。但不可能保证一直不犯任何错误。犯了错误就要总结经验，调整措施以利再进。不要互相责怪，一错就来算账，退回原地。“七五”前两年是关键，也是一次机会，要理顺思想，理顺关系，总结经验。对我们科学学工作者来说，务必抓紧时间为改革补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之不足，使我们各级干部更加自觉、更加深刻地接受和理解改革的内容和依据。我们面临的，依然是长期、艰难的创业过程，要付出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艰辛，要立足于长期作战。7. 既有向前的运动，必不可避免地也会有落后、腐朽的现象侵入，正像吃进营养时不免也会带进病菌；何况有些自身就有腐朽的病菌(如封建残余)。这就要看人自身的健康防护能力了。因此，要同时重视文化建设，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力求经济与文化能够做到同步发展。要加强革命教育，要有必要的行政干预和某些紧急制动的手段。但是事物是复杂的，要有分寸，要做分析，要注意政策界限。比如对84年年底出现的一些问题就必须做具体分析。因为下面各种情况是不同的，就应该加以区别对待：有些是由于城市改革的理论、思想、干部等准备工作的不足和改革的不配套；有些是宏观上某些可能的失控，有的属改革发展过程中某些一时不可避免的现象，有的是由于合理和不合理的商业经济行为交织在一起了，而有些则是由于认识不足、政策水平低所出现的偏差，当然确有品质劣者搞不正之风，也有些是不习惯的心理状态，所谓“逆态反应”等等。在改革和开放的潮流中，要使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必须有区别地处理上述各种问题。要在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绝不能因噎废食，踌躇不前。8. 我们这个历史时期，变动不断，不断变动，是大变动、多变动的时期。所有的人都要打破惯性、惰性，改变怕变的心理，欢迎合理的变，向好处变。 综上所述，我们这个伟大的改革时代，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成四句话，这就是：“革命的内容，渐变的形式，坚定的目标，求实的步伐。”愿我们科学学工作者，顺乎时代的潮流，为振兴中华作出更大的贡献。（原刊于《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