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龙春：武梁祠的发现与乾嘉时期“访碑第一人”黄易

1786年八月，黄易（1744—1802）自开封返回济宁，在途经嘉祥时，他偶然发现了武梁祠画像石刻。
本年黄易刚刚升任卫河通判，实际上，自从1778年筮仕济宁以来，他一直留在东河总督的幕府，这一选择很可能与黄氏家族擅长水利有关，他的父亲黄树榖（1700—1751）甚至写过专门的著作《河防私议》，黄易则“取其法，悉心讲求”。 清代自雍正七年（1729）以降，设北河（直隶）、东河（河南山东）、南河（江南）三总督，分驻天津、济宁与淮安清江浦，以保证黄淮安澜与运河通畅。东河总督总理山东、河南段黄、运两河事务，并为附属的河流、湖泊、闸座、泉源等水利设施负责。每年冬季，他们要四处勘察河干，并在春季完成“岁修”，包括挑浚河道与修防工程；而伏秋大汛时，他们则要主持河防事务。济宁地势起伏，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水源不足，水位也不平衡，加之黄运交汇、黄泛冲淤等情况，使这段运道的开挖与运营十分艰难。 在后来所写的《武斑碑》跋文中，黄易提到这一年（1786）八月“大河恬顺”，其实此前他刚刚经历了极为惊险的河堤抢护，在次年给友人陈灿的信中，黄易写道：“弟客岁夏秋在豫，值河防异常危险，竭蹶不遑。”本年豫省河工自七月中旬以后屡次报长，十五日，朝廷收到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兰第锡（1736—1797）等人的奏报：“豫省新堤各工在在危险，竭力抢护。”除了兰第锡，河南巡抚毕沅（1730—1797）此际也督率员弁，分投抢护。直到二十一日，节逾白露，水势才得以控制，工程渐趋平稳。 在开封河工效力数月之后，黄易于八月中由河南返回山东。在经过距济宁五十里左右的嘉祥县署时，他稍事停留，翻阅县志，这时他偶然注意到县南三十里的紫云山有一座西汉太子墓：

石享堂三座，久没土中，不尽者三尺，石壁刻伏羲以来祥瑞，及古忠孝人物，极纤巧。汉碑一通，文字不可辨。

县志记载这块碑刻时，特别提到中有一孔，敏感的黄易马上意识到，碑既有穿，必是古物，于是立即遣人前往椎拓。由于此碑数十年前为土人从坑中拽出，横于道旁，因此没费太大的周折，这个月的二十三日黄易就如愿得到了拓片。碑乃圭形，额曰“敦煌长史武君之碑”（即《武斑碑》），碑额与碑文都是隶书，不过漫漶殊甚。 武斑碑立于东汉建和元年（147），与西汉太子并无半点关联，但这却让黄易联想到赵明诚（1081—1129）《金石录》中的相关记载：

右《汉武氏石室画像》五卷。武氏有数墓，在今济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圣贤画像，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于其上，文词古雅，字画遒劲可喜，故尽录之，以资博览。

此间汉魏六朝碑帖埋没于土中者极夥，仅访得武氏碑三种，不足尽兴，其它已差人各处去搜矣。先拓三种呈教，余俟搜得后即拓奉清赏也。

今观《武梁祠堂画像》，每与《天问》及灵光、景福二殿赋合，而帝王下及亡国之夏桀，又与孔子所睹明堂像合。

他的看法与今日学者将《武梁祠堂画像》解释为墓葬艺术迥然不同。
汉《武梁祠堂画像》黄易鉴藏本 故宫博物院藏武梁祠的发现与重建，是黄易对乾嘉金石学的最大贡献。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详尽地重构其发现过程，以及在学术圈所引起的反响，是因为它是黄易访碑活动的一个缩影：它不仅牵涉金石的信息，也关乎拓取的行动；既体现新发现的价值，也凸显精拓本的意义；它还包罗了针对拓本的学术研究与对话，发现地的复原与保护，访碑活动的图像化与视觉化，以及题跋、钩摹、刊印等各种面向的文化衍生。 有关乾嘉金石学最为鲜活而又恰如其分的概括，来自广东番禺的潘有为（1743—1821）。潘于1772 年考中进士，任内阁中书，是翁方纲学术圈的一位重要成员。1777 年十二月三日，他在写给黄易的信中颇有感慨地说：“可知金石亦时尚也，呵呵！”这番感慨源于黄易向翰林院编修潘庭筠（1778 年进士）索要《汉校官碑》拓本，然其人所藏若干本早已为人索要一空。虽说此一时期的文人对于拓片的追逐，尚不能用“举国如狂”来形容，但既被称为“时尚”，说明金石已不再是少数古物鉴赏家的专利，文人间普遍流行赏玩拓片，并将之视为文化身份的某种象征。古代的金石遗文，历千百年而不灭，其间点画字句之同异，足以证经，铭勋之刻、藏幽之文，又多与史传相表里，而书法之美亦得以附庸。在当日的学术圈，如果一位文人对金石文字没有辨识与利用能力，等于没有掌握与他人沟通的密码，也就无法参与到学术对话乃至时尚话题之中。即使是作为风雅的礼品，金石拓片在18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也变得炙手可热。 事实上，无论是证经补史，还是裨益书学，金石遗文都是学者们无法漠视的新资源。翁方纲曾经这样自我解剖：“金石虽其夙癖，而大致归于二条：一则有关考据者，一则有益书法者。”钱大昕亦云：“自宋以来，谈金石刻者有两家：或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或研讨书法，辨源流之升降。”这些看法代表了清中叶学者对金石文字的价值认知。由文字而训诂、而名物、而义理，正是乾嘉学术的基本路径。虽然乾嘉学术的兴盛为顾炎武（1613—1682）所不及见，但其研究旨趣向新出土资料的缓慢转移，很难说没有顾氏“采铜于山”观念的影响。至于稍后由阮元引发的碑学运动，更是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的书法趣尚、范本、技法乃至器具。 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新面世的金石遗文——尤其是突然出土的古物，自然会耸动为一时的新闻。而我们的主角黄易，正是乾嘉金石时尚中屡屡制造轰动效应的人物。在近三十年的访碑生涯中，与他相关的《祀三公山碑》《汉石经残字》《汉魏五碑》《郑季宣碑》《武梁祠画像及碑刻》《熹平二年残碑》《范式碑》《衡方碑阴》《唐模武梁祠画像》等，每一次的发现、保护、收藏与刊布，无不成为乾嘉学者普遍关注的焦点，而其中所曝露的新信息，也很快转换为学者们的新成果。 虽说金石收藏与研究是乾嘉学者的集体兴趣，但黄易的个案却有可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把握当日的金石学环境，以及一个事实存在的共同体的运作。黄易的履历并不复杂。他字小松，又字大易，浙江钱塘人。十五岁起跟随长兄黄庭（1729—1780）坐馆湖北汉阳一带，1765 年黄庭缘事遣戍新疆，黄易旋里负米养母，但不久他又前往固安、武冈等地谋生。1770 年代初，他成为郑制锦幕中的师爷，郑时任盐大使，驻盐城伍佑场。由于扬州在清代盐业中的特殊地位，黄易也时常往来扬州。此后郑氏迁直隶南宫知县，又调清苑知县，黄易则随其迁徙流转。1777 年秋，在郑制锦的帮助下，黄易循例报捐，获得成功，次年分发东河，效力于河工。此后的二十余年间，黄易历升东平州州判、兰仪同知、运河同知，并在去世前一年两次以同知代理运河道道台事。 在友人的描述中，黄易虽然矩步蹒跚，但说话清高刚直，行事颇有大义。他通晓水利，是一位干练的河道官员，为历任上司所倚重。但在当日的金石圈，他的本职往往为人淡忘，使人印象深刻的反而是他对金石的痴迷，以至于不少人称他为“碑痴”：

钱大昕题诗：二千年中图十二，合呼黄九作碑痴。

何道生题诗：难得碑痴即大痴，生平快事聚于斯。

魏成宪题诗：碑痴墨癖是多才，秦汉遗文未劫灰。

泳窃见近日好古家如翁宫詹覃溪，家侍讲辛楣，安邑宋氏，洛阳武氏，阳湖孙渊如，阳曲申铁蟾，歙之程彝斋、巴慰祖，杭州之赵晋斋、何梦华，海盐之张芑堂，长洲之陆贯夫之数君者，皆当世所谓博雅之士也。观其所藏金石，搜罗且遍天下，琳琅甲乙，著录盈笥，多者至三千余种，此欧赵以后所未闻者。然就其中博采不精者有之，一隅难遍者有之，而执事以为政余闲，能修废起顿，补古人之所不及，如立《武梁画像》，出《范巨卿碑》，使四海好古之士靡然向风，皆欲交于执事。

钱泳在信中提到了翁方纲、钱大昕、宋葆淳（1748—?）、武亿、孙星衍、申兆定（1762 年举人）、程敦、巴慰祖（1744—1793）、赵魏（1746—1825）、何元锡、张燕昌（1738—1814）与陆绍曾（1736—1795），几乎囊括了当日最重要的金石收藏家，他们大多也是黄易的直接友人。钱泳的看法代表了时人对黄易的普遍评价，但是，居官不达而又学问平常的黄易何以成为乾嘉金石时尚中“靡然向风”的中心？

*文章系《古欢： 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薛龙春 著 三联书店2019-9）“引言”。

转载声明：本文系编辑转载，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业务联系电话：15899791715

廖伟夫 13510562597(可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