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安在哉，姜女未亡也”：朝鲜《燕行录》中孟姜女谈论的时代演变及文体考察

摘要姜女庙位于山海关城东六公里外八里堡，是朝鲜燕行使赴燕途中必经之处。明清两代，朝鲜燕行使每经姜女庙，皆详细描述姜女庙建筑、楹联、景观及孟姜女故事，尤其感佩孟姜女之忠烈气节，赋诗以赠。其记录今留存于600余种的《燕行录》中，成为孟姜女研究极为重要的域外文献。笔者据此庞大的《燕行录》文献群，拣择出时代横跨近450年，文体包含汉文日记、汉文杂录、汉诗、骚体、谚文日记、谚文杂录、谚文歌辞等孟姜女相关谈论，共400余则。本文首先从历时性的观点分析朝鲜使臣对孟姜女谈论的时代演变，发现不同时代对孟姜女的关注存在差异，同时随着文献的累积进一步影响后代孟姜女谈论方式。复而考察不同文体对孟姜女的谈论，辨析汉文文体与谚文文体的谈论方式及叙事特征———汉文文体用于表彰忠贞及文献记录，而谚文文体着重突出情感及追求传达性。借此，本文试图反思《燕行录》内容叠床架屋的问题，重新评价朝鲜燕行录中孟姜女评论的重要性，从全球视野下考察中华妇女在域外文献中的存在样相。

关键词朝鲜使臣 《燕行录》 孟姜女 望夫石 文体分析 域外汉籍

一、前言

肇自朝鲜王朝初立，太祖李成桂深谙外交关系与国家存亡密切相关，即立定“事大交邻”为外交基调，对明朝推行“事大”政策，并延续至对清外交，对日本则以“交邻”政策。明清两代，朝鲜王朝定期派遣三使入燕，统称“燕行使”，非重要外交任务时派遣之“赍咨官”，亦属燕行使；非定期向日本幕府将军遣使祝贺袭位者，称“通信使”，而非定期以礼曹参议名义遣使问慰对马岛主宗氏之“问慰行”，亦属通信使。其中燕行使赴燕返国后成书之私著使程闻见纪录，统称《燕行录》，通信使赴日返国后成书之私著使程闻见纪录，统称《通信使行录》。除此之外，燕行使与通信使返国后依例将逐日纪事归入承文院誊录，这类具官方文书性质、仅向朝鲜国王报告之文书，则以“闻见别单”称之，日后汇编为《备边司誊录》《同文汇考》诸书。上述外交资料在今日注重域外文献与从域外看中国的研究趋势中获得极大关注，成为研究14—19世纪东亚交流的重要文献。

其中，山海关城东６公里外八里堡的姜女庙，正位于朝鲜燕行使年年来往中国的陆路贡道之上，从而成为朝鲜文人必经之地，因此在《燕行录》中留下大量关于孟姜女故事及姜女庙的描述。在中国本土文献之外，保留内容最丰富、时代跨度最广的孟姜女相关文献者，便属现存600余本的《燕行录》资料群。然而除了赴燕贡路由陆路转为陆路兼海路，不得经过姜女庙的明清交替期外，500余年来朝鲜燕行使经由几乎相同的陆路贡道前往中国，不免造成孟姜女纪录与谈论的重复、蹈袭，对此，日本学者夫马进曾批评：“孟姜女庙和山海关在燕行录中收录的诗歌中频繁登场。燕行录中关于在北京观光的记载犹如屋上架屋，被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尽管旅行者力图写出具有独特风格的燕行录，但实际上很多燕行录都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细微，基本上毫无新意。”仔细考察《燕行录》中关于孟姜女的谈论，如果仅从内容的创新面来看，或许如夫马进所言存在叠床架屋的问题，不过这实为陆路贡道不可任意更动及现地景观变化较小所致。然而如果站在整个《燕行录》文献群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不仅孟姜女谈论所关注的对象，贴合着朝鲜王朝的历史与发展需要，而且承载孟姜女谈论的文体，也鲜明地呈现朝鲜文人在记录孟姜女时的态度与情感。尤其将孟姜女评论置于朝鲜王朝家父长制的女性贞节观下考察，更能发现朝鲜文人着力于凸显孟姜女的守贞赴死，而这一描述与朝鲜王朝建立后，为推行“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教化而由国家持续编纂的《三纲行实图》《续三纲行实图》《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诸书，有着深刻的关联。

对于《燕行录》所载孟姜女谈论，目前仅有五篇论文进行相关研究。综观前人研究，已开始关注《燕行录》中孟姜女故事梗概的演变与姜女庙建筑、内部陈设的变化等，对《燕行录》文献群中的孟姜女谈论展开较为立体的分析，为历来《燕行录》文献叠床架屋的问题，提供了多元的研究观点，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上述前人研究专注汉文《燕行录》而忽略谚文《燕行录》，以至于无法全面掌握《燕行录》中的孟姜女文献。又因为文献掌握不足或征引文献缺误甚多，致使未能从历时性的观点详述朝鲜王朝五百年来孟姜女谈论的演变，以及对孟姜女关注的消长。是故，本文以韩国知识基础数据库：ＫＲｐｉａ

提供之“燕行录丛刊增补版”为文献依据，该资料库搜罗近562种《燕行录》，在已发现618种以上《燕行录》的今天（2019年），是收录文献最为齐全的资料库。

笔者据此庞大的燕行录文献群，拣择出时代横跨近450年，文体包含汉文日记、汉文杂录、汉诗、骚体、谚文日记、谚文杂录、谚文歌辞等孟姜女相关谈论，共400余则。本文首先从历时性的观点分析朝鲜使臣对孟姜女谈论的时代演变，发现不同时代对孟姜女的关注存在差异，同时随着文献的累积进一步影响后代孟姜女谈论方式。复而考察不同文体对孟姜女的谈论，辨析汉文文体与谚文文体的谈论方式及叙事特征———汉文文体用于表彰忠贞及文献记录，而谚文文体着重突出情感及追求传达性。考察孟姜女谈论的时代演进与汉谚文体的叙事特征，将可作为未来分析孟姜女谈论背后反映出的朝鲜文人贞节观与朝鲜王朝“三纲”教化关系之基础，唯因篇幅有限，本文仅能先进行文献整理与概述，通盘掌握燕行录所载孟姜女谈论的时代演进与叙事特征，借此回应《燕行录》内容叠床架屋的问题，重新评价朝鲜《燕行录》中孟姜女评论的重要性，从全球视野下考察中华妇女在域外文献中的存在样相。

二、孟姜女谈论的时代演变

自朝鲜王朝建国，延续高丽王朝后期的陆路 （汉阳—开城—义州—旅顺口）—海路（旅顺口—山东登州）—陆路（登州—金陵）贡道前往明朝。直至永乐迁都北京（1420年），朝鲜使臣北渡鸭绿江、西过山海关进入北京的陆路贡路始具雏形。对于山海关附近姜女庙的谈论就此展开，从最早出现孟姜女相关谈论的15世纪《乙卯朝天诗》（李承召，1459年） 起，至最后一本谈论孟姜女的19世纪《燕行录》（洪钟永，1890年），时间横跨近五百年。

本节首先通盘考察近5个世纪以来，朝鲜燕行使对孟姜女谈论的演进，如何从初具孟姜女故事雏形，到各种版本的孟姜女故事尽出、姜女庙的建筑描写更加详细。在５个世纪中，陆路贡道于17世纪明清交替期曾一度中断，中断前后的孟姜女谈论呈现两种不同的特征，即朝鲜前期（相当于明代）的孟姜女谈论尽管数量相对较少，却为日后立下谈论的典范，如借娥皇女英以喻孟姜，或留下后人次韵的典型，而朝鲜后期（相当于清代）在前人文献的累积下，逐渐发展出孟姜女谈论的记录定式，也因此出现抄袭前人《燕行录》的作品，尽管如此，各种记录语言与记录文体的登场，促使孟姜女谈论呈现缤纷多元的内涵，而250年来持续的纪录，更反映出姜女庙在清代的规模演变。

（一）朝鲜前期———谈论典范的成立

现存朝鲜王朝燕行文献中，最早出现孟姜女相关纪录者，是1459年７月以谢恩行副使赴明朝的李承召（1422—1484）撰写之《望夫石》（《己卯朝天诗》）。该诗虽未明确提及孟姜女，然而在依贡路顺序记录的《己卯朝天诗》书中，该诗列于《入山海关》诗前，且诗曰：“妇人配君子，所愿不相违。但期死同穴，宁知远别难。风尘一朝起，万里从王师。”“常升高丘望，望我征人回。冰炭交中怀，泪尽两眼枯。”诸多线索皆指向孟姜女望夫而化成的望夫石。尤其末句“不见湘江岸，班班竹上血”，化用舜帝南巡而崩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泣于湘畔，泪染青竹斑斑的典故，以示孟姜女的忠贞不贰。此一典故日后亦频繁出现于后代《燕行录》中对孟姜女的赋诗，成为孟姜女谈论的传统，故可谓李承召的赋诗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其中1696年７月谢恩行副使洪万朝（1645—1725年），以“塑像千年庙，勒铭三尺碑。湘灵并贞烈，宜唱竹枝词”，更明确以“贞烈”一词概括湘君与孟姜女的形象，揭示朝鲜燕行使以湘妃比拟孟姜女的动机，乃是因二女并称贞烈的表率。是故18世纪李宜显（1669—1745年）路过姜女庙，作《贞女祠次月沙白沙二公韵》一诗，云：“湘灵千古可并耀，莫比胡地昭君草。”便是同一脉络下的孟姜女谈论。“湘灵并耀”“湘灵并贞烈”，都指向孟姜女望夫守“贞”、投海就“烈”之懿行，在朝鲜燕行使眼中堪与舜帝二妃齐名，进而巩固了孟姜女作为“贞烈”典范的地位。至于15世纪末崔溥（1454—1504）的《漂海录》，虽明确提及“望夫台，谚传望夫台即秦筑城时孟姜女寻夫之处”，被认为是目前《燕行录》中最早谈论孟姜女的纪录，然而此望夫台即李承召所云望夫石，故孟姜女谈论最早应始于1459年。

进入16世纪，开始以多样的文体谈论孟姜女，日记、杂录、诗等体裁陆续出现。从内容来看，在1594年山海关主事张栋修贞女祠、张时显撰碑前，姜女庙中已保存不少题咏，1562年９月随冬至行赴明的柳仲郢（1515—1573），曾道：“亭中多有题咏……匆匆之中，未有笔墨，不得誊书壁间之句，可恨。”对于未能记录壁间题咏，深感遗憾。而庙中亦有寺僧常驻，如1598年10月以陈奏行正使赴明之李恒福（1556—1618），尝云：“入祠，祠僧进茶，具道其（孟姜女）事。”在庙中题咏与寺僧的协助下，16世纪中叶以前朝鲜燕行使得以顺利收集关于孟姜女的诸多讯息，而在16世纪末张时显撰碑后，燕行使自此有了考察孟姜女故事的依据，因此16世纪末《燕行录》中的孟姜女故事梗概便大致成型如下：“世传，秦筑长城，役徒有范郎者死于其役。其妻许氏久别，不知其死，亲自来寻，则夫已死。葬在海岛，许哭夫于台上，遂死不还。”

值得注意的是，1598年10月陈奏行正使李恒福、副使李廷龟（1564—1635）、书状官黄汝一（1556—1622）之间以孟姜女为主题的次韵诗作，开启了17世纪对孟姜女的关注，使16世纪燕行使在赴燕途中偶一为之的孟姜女谈论，在17世纪成为几乎每回燕行使必定谈论的话题。这场次韵诗作发生于1599年１月８日，陈奏行使节团抵达贞女祠，副使李廷龟以前一年（1598年）12月28日观西岳庙所作诗为韵，咏《贞女祠用西岳庙韵》一首，诗曰：“贞心惟有化为石，石上新祠谁创造？芳姿烈烈带愁容，宛似逢人说怀抱。”赞扬孟姜女的贞烈与描写其愁苦面容。正使李恒福亦次韵李廷龟（号月沙），作《望夫台贞女祠次月沙西岳庙韵》，揣想孟姜望夫时的心境，“长号不见眼中人，只有沧溟流浩浩”。书状官黄汝一复次韵李恒福（号弼云、白沙），作《次弼云望夫台贞女祠韵》，延续李廷龟对孟姜贞烈气节的赞扬，诗曰：“魂为贞石确不拔，气感连理枝相抱。”这场次韵诗作，不仅开启了17世纪对孟姜女的热烈谈论，亦开启了孟姜女隔代次韵诗的传统，18世纪赴清的李宜显，曾作《登望夫石望大海，览长城远势，甚壮观也。仍感贞女事迹，次月沙韵以吊之》《贞女祠次月沙白沙二公韵》两首诗，次韵16世纪的李廷龟及李恒福。

经过16世纪末的壬辰倭乱，朝鲜朝廷百废待兴，对外加强对明情报收集与巩固外交关系，对内戮力战后复旧事业。前述1598年10月的陈奏使行，或可视为战后加强外交关系与情报收集的一环。此外，朝鲜光海君于1608年命礼曹主掌《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编纂作业，欲表彰及采集国内外倭乱中忠、孝、烈事迹，此一社会风气自然也影响了燕行使对忠、孝、烈事迹的关注，进而反映在对孟姜女的纪录与谈论上。如1609年４月圣节兼谢恩行书状官金存敬（1569—1631）作《次贞女祠》，诗曰：“劲节凌霜榆塞感，贞心化石海中孤。难招魂魄归秦垅，耿耿城头为望夫。”1610年８月冬至行副使郑士信（1558—1619），在其《（梅窓先生）朝天录》中，详细记录贞女祠的内部、塑像、碑文内容、贞女祠后观音庙，并对望夫石的位置进行考证。而1608年8月冬至行书状官崔晛（1563—1640），首度于《燕行录》中提出“孟姜之夫即杞梁，杞梁事载《檀弓》，其不为秦时人明矣”的说法，对孟姜女的时代提出质疑。从燕行使详细记载贞女祠内部、孟姜女故事，甚至对孟姜女时代、望夫石位置等提出质疑与考证，足见17世纪初燕行使对孟姜女的高度关注。

然而在进入17世纪中叶明清交替之际，燕行使的孟姜女谈论因北方陆路贡道受阻而中断。由于北方陆路受清军掌控，朝鲜经陆路出使明朝之燕行路程至1620年中断，翌年改道海路。1630年起，朝鲜改向清朝称臣，重新由陆路出使清朝，唯终点为沈阳，未经山海关，海路入贡明朝亦并行不废。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朝鲜使臣的陆路贡道由沈阳延伸至北京，山海关近处的望夫台、贞女祠、姜女坟再度出现于《燕行录》中。

（二）朝鲜后期———文献累积及记录定式的形成

陆路贡道重启，至17世纪末为止，孟姜女谈论文体上最显著的变化，在于骚体及谚文歌辞的出现。1647年11月谢恩兼冬至行书状官李时万（1601—1672），作骚体《望夫石词吊姜女祠》，将孟姜女故事与化为望夫石事写入其中，并抒发对孟姜贞节的崇仰，遥想孟姜女的芳姿，曰：“号以望夫兮信不诬，千载归来兮事迹奇。余远游兮屡及此，慕节行兮寻遗祠。眄贞珉兮成像，想彷髴兮芳姿。”开创孟姜女谈论的新文体。1693年11月三节年贡行正使柳命天（1633—1705），以始于14世纪的朝鲜特有文学表现形式———歌辞，即两句为一组的韵文文学，将燕行体验写成《燕行别曲》。由于歌辞长度可自由增加，形式简单，语言又以谚文为主，故上层两班至底层庶民皆可创作与共享。谚文歌辞的出现，标志着《燕行录》作者不再以受过汉文教育的两班士大夫为主要阅读对象，同时因为谚文阅读较汉文容易，庶民阶层亦得以一窥两班士大夫的燕行体验。

就17世纪后期来看，对姜女庙内部与孟姜女故事出现了不同的记录，如1682年７月陈贺谢恩兼陈奏行书状官韩泰东（1646—1687），听闻译官介绍与阅读碑文后，记录下孟姜女为南州人，又写道孟姜女携二子万里寻夫。韩泰东皆以为此说怪诞，并指出望夫石，对之产生怀疑，延续明末对明燕行使质疑与考证的态度。1693年11月三节年贡行正使柳命天，则是写下范郎死于长城役所，“秦皇欲纳姜女于阿房，姜女不从，来寻夫骸于万里之外，因枕石而死”，是朝鲜时代《燕行录》中首次出现秦始皇欲纳孟姜女的纪录。尽管“秦始皇欲纳姜女”为明代出现的情节，不过直到17世纪末始见于《燕行录》，造成时代落差的原因值得进一步考察。

随着朝鲜与清朝国交的稳定，以及16、17世纪《燕行录》著作的大量累积与广泛阅读，18、19世纪《燕行录》中的孟姜女谈论，主要在既有文献上增添新的说法或补充姜女庙内部的改变，余则与其他《燕行录》内容相似，而抄袭前人《燕行录》的情况亦不少见，故将18、19世纪中的孟姜女谈论合并分析。

在文体方面，两个世纪以来出现了汉文日记、汉文杂录、汉诗、骚体、谚文日记、谚文杂录、谚文歌辞等多样文体，其中《燕行录》的创作者阶层扩大、读者身份延伸至女性及平民，皆是促进谚文《燕行录》创作的原因。这些不同的文体是否呈现了不同的孟姜女谈论方式，将于第三节详考。

在内容方面，孟姜女故事首先出现各种新的情节与人物，例如1720年11月三节年贡行正使李宜显，写道孟姜女携二子撑伞万里寻夫，故姜女塑像前的二名童子即为孟姜女二子，塑像撑伞代表当时寻夫之苦，或曰迎接范郎归来。又1724年３月陈贺兼谢恩行副使权以镇（1668—1734），曾如此写道望夫石的来历：“姜氏其夫赴长城役溺死，海中往寻其夫，历此小憩，留迹石上，入海抱夫尸以出。海神感其诚，出石浮屠海中，随波来去，不沉没。”范郎溺死的情节，完全颠覆了既有孟姜女故事中范郎的死因。1763年１１月谢恩兼三节年贡行书状官李宪默（1714—？），写入了新的故事版本：“姜女乃范七阳之妻也。其夫久从城役，为蒙恬所杀。姜女跋涉万里，登山望哭，竟投苍海云。”将孟姜女丈夫称为“范七阳”，且直指其死因为蒙恬所杀。上述情节皆已出现于当时中国各地的孟姜女故事中，朝鲜燕行使只是反映了当时传说的情况，间接证明孟姜女故事在清代出现大幅的变动与不同版本。至于1789年10月陈贺谢恩兼三节年贡行子弟军官赵秀三（1762—1849），留下一段有趣的纪录：“云是望夫台，张氏孟康女。”张冠李戴将孟姜女的姓与名全改过。该错误产生的原因，或许与韩语发音有关。“孟姜女”与“孟康女”韩语发音相同，赵秀三应是在书写的过程中，将“孟姜”误书为“孟康”。此外，透过18—19世纪的燕行录，亦可见得姜女庙的增修、扩建与内部的改变，尤其中国乾隆、嘉庆、道光皇帝曾分别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嘉庆十年（1805）、道光九年（1829）御题姜女庙，这些御题诗皆即时被记录于之后的《燕行录》中，足见朝鲜燕行使对孟姜女以及清朝皇帝的高度关注。

17世纪末起，随着《燕行录》文献的大量累积，在日记、杂录中的孟姜女谈论出现定式。即朝鲜使臣进入姜女庙，依例先记录姜女庙的所在位置、姜女庙内部景观、碑文或道听途说的孟姜女故事梗概，再详细采录庙中诗句，文末则赋诗结尾（非固定）。试举李海应（1775—1825）《蓟山纪程》为例，笔者依定式编排全文如下，括号［］中为笔者添加之说明。

［姜女庙所在位置］

行未至八里堡数里，折而南行。有庙在高阜上。

［姜女庙内部景观］

庙塑一女子，傍有二童子侍立，左者持伞，右者持带，是女子之两儿也。观其塑像，如哀号闥蹙之状。庙额曰“芳流辽水”，外扁曰“劲节凄风”。庙龛左右各竖一碑，左是“重修贞女祠记”也。

［孟姜女故事梗概］

略曰：“姓许，名孟姜，居长故。秦筑长城，役天下丁男数百万。潼关范七"死，其后暴骸六螺北下。其妻姜走数千里，出关负其骨，将投海，以身殉之。盖姜女望夫不归，寻至于此，闻其夫死，哭而死之。后人即其地立庙。”童子所持者，伞像行具，带像其夫所着，而抑姜女持来者欤？

［采录庙中诗句］

右碑即万历壬子菊秋，主关海若王致中同萧馥亭都护，出塞诗也。诗曰：“出塞将军汗马劳，偶来风雨袭征袍。声传徼外奔封豕，羽入云中看落雕。鸭绿#舟通属国，鹅黄新酒醉诗豪。行营列炬归来#，城上乌啼月正高。”又云关外二舍许海洋中有立石二，殊有人形。又卧石三，皆相枕，世传为姜女坟。同萧都护蔺参戎饮此，其诗曰：“海上双双拥翠螺，传来姜女瘗$波。千年不动心如石，万里相牵泪淬罗。拍岸涛声频助咽，窥人鸯鸟詌成魔。珥流砥柱应如此，把酒临风纪不磨。”又壁揭皇三子藤琴居士所题诗板，龛前两柱题乾隆御制第二句，皇十一子果亲笔也。庙后有小殿，奉三仙像。殿后有一层岩，而多有嵌凹痕，是姜女望夫处陟降之迹云。傍刻“望夫石”三字。其左面刻乾隆八年御制诗曰：“凄风秃柳吼斜阳，尚作悲声吊乃"。千古无心夸节义，一身有死为纲常。由来此地称姜女，尽道当年哭杞梁。长见秉彝公懿好，讹传是处也何妨。”又刻戊戌所题诗曰：“丛祠旧筑海山边，善哭偏由姜女传。金铸应嫌范蠡谲，墨胎可比伯夷贤。萧风松树哀弦泻，明月清波古镜悬。路便一临缘节义，订讹意已具前篇。”北面刻曰“作如是观”，内阁修纂贺廷佐笔。又刻“振衣亭”三字，下有乾隆帝七绝诗。庙之西门外竖碑，大刻曰“止此石”。八里堡中又有神祠，起短垄头，岌然如墩台，奉玄冥神。

［赋诗］

哭"娘死哭娘谁，怨入长城玉塞迟。若为芳魂长住处，石头何不起神祠。

1803年10月三节年贡行随行员李海应，于同年12月17日抵达贞女庙，对姜女庙有如上详尽记录。李海应的《蓟山纪程》并非唯一定式，据笔者初步考察，李基宪（1763—？）的《燕行日记》（1801年）、李海应的《蓟山纪程》（1803年）、徐有素（1775—？）的《燕行录（燕行杂录）》（1822年）、姜时永（1788—1868）的《輶轩续录》（1829年）、洪敬谟（1774—1851）的《辽野记程》（1834年）、赵凤夏（1817—？）的《燕蓟纪略》（1842年）、林翰洙（1817—1886）的《燕行录》（1876年）、南一祐（1837—？）的《燕记》（1879年），皆呈现类似的固定套式。要在燕行路程中详细载录姜女庙诗句并不容易，唯有前人累积至今的大量《燕行录》作为参考，方可完善纪录。

然而拥有大量前人《燕行录》作为参考，也必然产生未注明出处而全文引用的问题。“引用”问题在《燕行录》中并不罕见，因此在使用与分析《燕行录》文献时，必须特别注意。以下透过金正中的《燕行录》与佚名的《燕行日记》，两本《燕行录》中的孟姜女谈论，即可窥知一二。

如表１所见，1866年版作者不详的《燕行日记》几乎照抄1791年金正中的《燕行录》，仅有数字更动、删去。虽然如此，金正中燕行后才出现的道光九年（1829）御题诗，《燕行日记》将之记录下来，成为一条判别两篇孟姜女谈论年代先后的重要依据。

现存燕行录中的最后一则孟姜女纪录，出现在1890年告讣使洪钟永（1839—？）的《燕行录》中，仅提及途经姜女庙，而非孟姜女谈论。狭义的最后一则孟姜女谈论，出现于1888年作者不详的《燕辕日录》，内容采17世纪末以来的定式，并指出“姜女庙廊庑颓落，阶砌歪仄，甚是荒凉”，捕捉晚清姜女庙疏于修缮而破败的景象。

三、孟姜女谈论的诸多文体及其叙事特征

自１５世纪至１９世纪末，朝鲜燕行使以多样的文体谈论孟姜女，包含汉文日记、汉文杂录、汉诗、骚体、谚文日记、谚文杂录、谚文歌辞等。其中谈论孟姜女的文体以汉文日记体为大宗。由于燕行路程自永乐迁都后大致定型，燕行使节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由汉阳出发抵达北京，且沿途皆有明、清官吏陪同，监督每日移动固定的距离，故《燕行录》最主要的文体为逐日记事的日记体；其次为沿途或抒怀，或感兴，或咏史，或次韵之汉诗，不过诗作无论为绝句或律诗，皆多因使程仓促而不能兼顾格律；再次为依主题记事之杂录体，由于需较多时间整理为论述完整的篇章，兼之考古、证史，因此不少杂录体《燕行录》是返国后以日记体《燕行录》或前人《燕行录》为基础，重新编辑撰写而成。骚体并非《燕行录》的主要撰写文体，现存《燕行录》中，亦无全本以骚体写成的《燕行录》。骚体在《燕行录》中出现甚少，多是作者为抒发钟情的应时之作。相较于汉文文体着重于表彰孟姜女的忠贞及文献记录，谚文文体则考量到读者阶层，具有普及、传达燕行体验的目的，亦多着墨于孟姜女的个人情感。在域外汉学研究中，韩国谚文文体历来多未受重视，抑或因语言隔阂而未能处理，本文特着重汉文《燕行录》与谚文《燕行录》的内容及叙事差异、文本性格，从更宏观的视野考察孟姜女在域外文献中的存在样相。

（一）汉文文体：表彰忠贞及记录性

１.汉文日记、杂录

最早谈论孟姜女的汉文日记，为前述柳仲郢所作之《燕京行录》。柳仲郢于1562年10月22日抵达山海关，在记录当日天气及路程后，写下当日路程闻见。

（观海亭）亭之西涯有庙，乃姜女庙，居人则曰娘娘庙。姜女之事未可考。亭中多有题咏，有题曰“隔岸有登州”云，则此海不远于登州，可知矣。匆匆之中，未有笔墨，不得誊书壁间之句，可恨。

如前第二节所述，孟姜女谈论自１７世纪末起出现定式。即依［姜女庙所在位置］［姜女庙内部景观］［孟姜女故事梗概］［采录庙中诗句］［赋诗］等基本顺序叙述。而在１６世纪末的柳仲郢《燕京行录》中，亦可见得孟姜女谈论定式的基本雏形，从姜女庙的所在位置起，提及孟姜女故事，复言姜女庙壁间诗句。然而柳仲郢燕行时，山海关主事张栋尚未重修姜女庙与立碑，柳仲郢应是借由他人之口获得孟姜女故事的梗概，并对其故事的说法无法认同而未予以记录。且１６世纪尚未累积大量前人的《燕行录》，柳仲郢无法以前人燕行录添补其《燕京行录》，故叙述极其简要。不过由现存燕行录中第一则谈论孟姜女的日记内容来看，日记体裁的孟姜女谈论多以姜女庙所在、孟姜女故事、孟姜女内部景观与诗句等见闻纪录为主。

汉文杂录由于需要较多时间将日记内容整理为论述完整的篇章，兼之考古、证史，因此杂录体《燕行录》多于返国后完成。不过也因为论述相对于日记完整，可由此一窥燕行使对孟姜女故事的详细见解与深入考证。试以1832年10月冬至以兼谢恩行书状官赴清的金景善（1788—1853年）为例。金景善《燕辕直指》虽以日记体写作，不过在需要详细记录的景点，则于日记后添附杂录的形式呈现，现比较两则记录如下：

（十一日）平明发行，行二十七里至八里堡，历观姜女庙［别有姜女庙记］。

《姜女庙记》

八里堡野中陡起一小阜，土石相半，石色苍润。庙在阜上，或称贞女祠。正门常闭，不许人拦入。门外筑砖为路，夹以石栏，雕镌甚巧。西门亦筑砖为路，如正门路。路北有二碑，一碑书“止此石”三字，一碑字碩，不可知。门内有三碑，一万历丙申立，程观颐撰；一康%己酉立，高齐岱撰；一万历甲午立，张栋撰，其文曰：“世传贞女姓许氏，名孟姜，陕西同官人也。嫁范七"。蒙恬筑长城，其夫&役，死于六螺山下，梦感其妻。孟姜手制衣，独行千里，探其存没，历憩于此，望长城而泣，因化为石。后人即其地立庙，塑一女，两童子侍立，左者持伞，右者持带。两童即贞女之子，而伞像行具，带像其夫所常服，而女持来也。”云云。正殿安贞女塑像，村妆纯素，若有愁色。殿扁书“芳流辽水”，乾隆御笔；左壁扁曰“而变国俗”，道光壬辰宗室翔凤书。前柱有联曰：“千古无心夸节义，一身有死为纲常。”乾隆御制，皇三子书；后柱有联曰：“柏叶一生常自苦，梅花终古不知妍。”乾隆御制，果亲王书。塑龛左右，各立一碑，右碑康%时立，忘其所记；左碑万历壬子立，大刻王致中诗曰：“出塞将军汗马劳，偶来风雨袭征袍。声传檄外奔封豕，羽入云中看落雕。鸭绿#舟通属国，鹅黄新酒醉诗豪。行营列炬归来#，城上乌啼月正高。”其下有序曰：“关外二舍许，海洋中有立石一，殊有人形。又卧石三，皆相枕，世传为姜女坟。”其下又刻诗曰：“海上双双拥翠螺，传来姜女瘗$波。千年不转心如石，万里相牵泪湿罗。拍岸涛声频助咽，窥人鸳鸟詌成魔。弭流砥柱应如此，把酒临风纪不磨。”笔画甚苍健。殿内壁上有诗曰：“姜女祠前秋草黄，姜女祠外秋风凉。高原突兀望夫石，远看海水何茫茫。”乾隆癸卯，皇十一子题。又曰：“松老颓垣见古祠，崩城姜女事堪悲。藁砧望断成奇节，环佩空余识旧姿。石洒泪痕当日恨，水流呜咽后人思。振衣亭畔凄凉甚，犹忆凝眸绿曼滋。”乙亥皇三子藤琴居士题。其余题咏甚多，不可殚记。殿后又有一殿，安佛像。殿东北十余步有石盘陀，长可丈余，广可七八步，中有数处微坳，世传姜女望夫时上下足迹也。傍刻“望夫石”三字，太原白辉题，又刻“作如是观”四字，内阁修撰贺廷佐书。又刻“振衣亭”三字，盖岩上旧有亭，而今无之云。又刻诗曰：“凄风秃树吼斜阳，尚作悲声吊乃"。千古无心夸节义，一身有死为纲常。由来此日称姜女，尽道当年哭杞梁。此见秉彝公懿好，讹传是处也何妨。”乾隆八年御制。又曰：“当年抗节适门风，凄惨孤芳付海东。一点灵犀通冥漠，恁他好合两心同。”又曰：“丛祠旧筑海山边，善哭偏因姜女传。金铸应嫌范蠡谲，墨胎可比伯夷贤。萧风枯树哀弦泻，明月清风古镜悬。路便一临绿何义，订伪意已具前篇。”戊戌御制。其余诗多不可记。旧闻柱联有云：“秦皇安在哉，虚劳万里筑怨。姜女未亡也，尚留片石流芳。”傍书“宋文天祥书”，而觅之不可复见。大抵诸碑所记，语多荒诞，不可尽信。或云：“孟姜闻其夫死，独行收骨，负而入海，数日有石出于海中，潮至不没，是所谓望夫石”。按《地志》，望夫石一在武昌，一在太平。王建所咏“望夫处，江悠悠”者，未知的在何地也。《燕记》曰：“秦时地名，未尝称陕。姜者，齐女之称。许氏，陕西同官人，尤为非是。”云云。望夫石西北，彩阁重重，皆匝以粉墙。正殿南墙外平地，有药王庙，安十座神像。隔壁小殿，又安一神，扁曰“保艾尔后”。庭前有二碑，一嘉庆十四年立，一乾隆五十七年立。碑左有钟阁，以石为柱，柱高数丈，其柱联曰：“暮鼓晨钟，惊醒尘寰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药王庙东数十步有行宫，不甚壮丽，制如沈阳愿堂寺。行宫，即皇帝幸沈时历临之所也。宫之东，松石颇可爱。

比较《燕辕直指》中日记体与杂录体的区别，可明显看出日记体相对较简要，而杂录体扩而充之，虽然基本内容与部分孟姜女谈论的定式相同（仅［姜女庙内部景观］［孟姜女故事梗概］对调），不过由于事后整理可征引大量文献，故得以详载姜女庙中的诗句，并引前人文献对孟姜女故事提出考辨。例如文中引用《燕记》（即朴趾源《热河日记·姜女庙记》）所云：“《地志》望夫石一在武昌，一在太平。亦未知王建所咏，端在何地也。且秦时未$称陕，姜者，齐女之称，则谓许氏，陕西同官人，尤为非是。”曰武昌者，为《太平御览》引顾野王《舆地记》云：“武昌郡奉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如人立者。”曰太平者，为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记：“望夫山［在当涂县（按旧属太平府），正对和州郡楼县，昔人往楚，累岁不还，其妻登此山化为石。］”尽管日记与杂录详细程度有所区别，然而杂录以日记为依据，补充前人《燕行录》之内容，故在日记体与杂录体的孟姜女谈论中，皆呈现了闻见纪录与考辨之内容。

必须注意的是，前期《燕行录》由于可供参考之前人文献较少，多以日记体方式记录，日后在大量文献累积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将路程介绍与所到景点分离，对景点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加以详述，形成杂录体。不过日记体与杂录体并非截然划分，于日记后附录杂录，或寓杂录体于日记中，都是后期《燕行录》中常见的记录方式。无论日记体或杂录体，汉文《燕行录》中的孟姜女谈论皆可见燕行使记录亲身见闻，或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详载所到景点的撰著动机，这是汉文日记、汉文杂录有别于其他文体或其他语言《燕行录》的最大特征。

２.汉诗

《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汉诗抒情、咏怀的成分较汉文日记、杂录强烈，燕行使多借汉诗文体表达对孟姜女贞烈形象的歌咏与感叹。综观《燕行录》中的汉诗体孟姜女谈论，可以发现汉诗的创作尽管多为个人情感抒发，不过亦存在大量以孟姜女为主题的次韵诗，次韵对象超越时代或国家，形成同行次韵诗、隔代次韵诗、隔代异国次韵诗等情形，而对孟姜女贞烈形象的谈论，便在一次次对同行燕行使、前代燕行使汉诗次韵的创作中，为后代燕行使所继承。这种围绕孟姜女贞烈形象的次韵诗创作的传统，唯有在年年经由相同贡路前往中国的朝鲜使臣所撰著之《燕行录》中才能发现，由此观之，《燕行录》所载汉诗体孟姜女谈论，具有前后连贯的超越时代的生命力。正如雷丹（2010年）所云，尽管韩中文人以望夫石为素材的汉诗，其共通点皆言及孟姜女的悲伤与爱情，不过相较于中国人文强调孟姜女的悲伤情绪与抵抗，韩国文人则着重孟姜女故事的忠、烈、孝。①以下将分别说明同行次韵诗、隔代次韵诗、隔代异国次韵诗之创作情形。

同行次韵诗即同一使节团以孟姜女为主题和诗，如前所述之1598年陈奏行正使李恒福、副使李廷龟、书状官黄汝之间的次韵诗作。由副使李廷龟以观西岳庙诗韵起作，正使李恒福次韵，书状官黄汝一复次韵之。这场次韵诗作开启了以孟姜女为主题的同行次韵诗传统。此后在《燕行录》中，亦偶可见得同一使节团以孟姜女为主题的次韵诗。

隔代次韵诗始自李宜显于1720年11月以三节年贡行正使赴清，作《登望夫石望大海，览长城远势，甚壮观也。仍感贞女事迹，次月沙韵以吊之》，次副使李廷龟所作《贞女祠用西岳庙韵》。李宜显于1732年７月再膺陈贺兼谢恩正使赴清，复作《贞女祠次月沙白沙二公韵》次月沙李廷龟、白沙李恒福。比较李廷龟《贞女祠用西岳庙韵》与李宜显的两首次韵诗，在内容与歌颂方式皆有相似之处，有传承前人《燕行录》之意。如李廷龟以“贞心惟有化为石，石上新祠谁创造？芳姿烈烈带愁容，宛似逢人说怀抱。”歌颂孟姜女之贞烈，李宜显同样在《庚子燕行诗》（1720年）的《登望夫石望大海，览长城远势，甚壮观也。仍感贞女事迹，次月沙韵以吊之》诗中，以“贞松岁寒凛劲节，良玉荆山蕴秘宝”；又于《壬子

燕行杂识》（1732年）中的《贞女祠次月沙白沙二公韵》，以“停车一访吊贞魂，却恨兹游未曾早”，承继李廷龟对孟姜女贞烈的咏赞。而李廷龟化用杜甫《咏怀古迹·之三》咏王昭君“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向黄昏”典故，歌咏孟姜女“心与石不转，名与石不老。英灵死不死，君不见昭君上草。”李宜显则沿用此典，作“湘灵千古可并耀，莫比胡地昭君草”。隔代次韵诗亦见于洪敬谟（1834年２月陈贺兼谢恩行正使），次韵祖父洪良浩（1794年10月三节年贡兼谢恩行正使）之作。

隔代异国次韵诗多见于燕行使对姜女庙中碑文、诗句的次韵，或对歌咏孟姜女故事的中国文人诗作次韵。前者如1697年闰三月奏请兼陈奏行正使崔锡鼎（1646—1715）、同行以书状官赴清的宋相琦（1657—1723），皆有次碑上明人王致中韵诗。王致中该诗作于万历壬子（1612年），诗曰：“海上双双拥翠螺，传来姜女瘗%波。千年不转心如石，万里相牵泪湿罗。拍岸涛声频助咽，窥人鸯鸟詌成魔。珥流砥柱应如此，把酒临风纪不磨。”而崔锡鼎作《贞女祠次碑上王致中韵》，诗曰：“远翠堆云想髻螺，平湖开镜宛秋波。千年苦恨封金石，万古芳名掩绮罗。无语荒城徒筑怨，有灵遗庙自降魔。东韩过客停归辔，大笔题诗托不磨。”又宋相琦作《贞女祠次壁上王致中韵》，诗曰：“遗祠片石点青螺，想像当时泪眼波。花似粉鮊愁实靥，草如裙带怨轻罗。从知苦节难成泐，肯遣芳心易被魔。堪愧楚秦朝暮士，几人千古姓名磨。”后者如1731年11月谢恩兼三节年贡行副使赵尚綗（1681—1746），作《望夫石次王建韵》，诗曰：“女变石，往事悠。长望夫，立山头。无限边风与塞雨，凝然不动亦不语。”此即次韵王建《望夫石》诗：“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隔代异国次韵诗的出现，见证燕行使在燕行路程中，除了与当代中国文人笔谈交流外，亦透过次韵诗的方式唱和前人，而以孟姜女为主题创作的次韵诗，更可见朝鲜燕行使对中国孟姜女谈论的接受与继承。

相较于日记体与杂录体的文献记录性，汉诗体的孟姜女谈论更侧重描写孟姜女守贞赴死的贞烈形象，并在后代对前人诗作的次韵行为中代代流传。然而朝鲜文人以孟姜女为主题创作汉诗时，背后带有的贞节观及其内涵，必须与朝鲜王朝推动的“三纲”教化置于同一脉络下考察，方可建构出具体而深刻的一套价值观。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于此文先对孟姜女谈论的时代演进与文体特征做通盘整理，日后将以此文为基础，对《燕行录》所载孟姜女谈论与朝鲜王朝女性贞节观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３.骚体

现存《燕行录》中，以骚体歌咏孟姜女的作品并不多，据笔者考察结果，仅有李时万《望夫石词吊姜女祠》（1647年）及申厚载（1636—1699）《望夫石辞（并序）》（1689年）两首。两首骚体皆强调孟姜女望夫之悲。试看李时万的《望夫石词吊姜女祠》，起首略述孟姜女故事梗概，曰：“与君结发兮为夫妇，百年信誓兮无别离。君何一出兮久不归，妾在闺里兮长相思。长相思兮不可见，日复日兮难为期。跂予望兮海之滨。痗予心兮无已时。波涛怨咽兮日月诲，精诚上彻兮天为悲。忽遗世兮幻体形，化顽石兮欲无知。”孟姜女的悲怨天亦为之悲，故使其形化为石。而孟姜女事迹吸引了燕行使来到此地，为孟姜女歌咏其事。李时万曰：“号以望夫兮信不诬，千载归来兮事迹奇。余远游兮屡及此，慕节行兮寻遗祠。眄贞珉兮成像，想彷#兮芳姿。”由上段文字可知，尽管孟姜女作为失夫寡妇的故事哀绝凄切，然而吸引燕行使进入姜女庙的，却是孟姜女不事二夫、随夫殉身而保其贞节的形象。这样的叙事方式，扣紧了朝鲜使臣以汉文创作时，普遍对女性贞烈积极宣扬与重视的特征。

（二）谚文文体：着重情感及传达性

１.谚文日记、杂录

除汉文文献外，尚有另一种谈论孟姜女的语言，即世宗大王于1443年创制的谚文。以谚文创作之燕行录，又可区分为日记体、杂录体与歌辞。日记体与杂录体谚文《燕行录》现存14种，其中同时存在汉文本的计有７种，分别为金昌业（1658—1721）的《燕行日记》（汉文本《老稼斋燕行录》）、姜浩溥（1690—1778）的《桑蓬录》（汉文本《桑蓬录》）、李义凤（1733—1801）的《西辕录》（汉文本《北辕录》）、洪大容（173１—1783）的《乙丙燕行录》（汉文本《湛轩书·燕记》《乾净衕笔谈》）、徐有闻（1762—1822）的《戊午燕行录》（汉文本《戊午燕录》）、朴趾源（1737—1805）的《热河记》（汉文本《热河日记》）、金直渊（1811—1844）的《燕行录》（汉文本《燕槎日录》），透过汉文与谚文内容的对比，将可发现朝鲜燕行使使用两种语言时的叙事、抒情及诉求读者的差异。

现存最早以谚文创作的《燕行录》，为1623年渡海赴明之赵濈（1468—1631）的《朝天日乘（）》，然未经由山海关，无孟姜女评论。而首度出现以汉文及谚文谈论孟姜女之《燕行录》者，为姜浩溥撰写之汉文本《桑蓬录》与作者翻译之谚文本《桑蓬录（）》。姜浩溥于１７２７年１１月以副使李世瑾子弟身份随冬至兼谢恩行赴清，使行途中以汉文撰写《燕行录》，返国后经过１３年，为便于母亲阅读其燕行经验，特将《桑蓬录》翻译为谚文。汉文本《桑蓬录》与谚文本《桑蓬录（）》皆为当时士大夫及两班家族女性所阅读，前者出借给姜浩溥好友郑寿延，不幸佚失，现存汉文本为姜浩溥曾孙姜在应据谚文本翻译回汉文②，后者为俞晚柱（１７５５—１７８８年）家族女性借阅，该家族女性亦大量阅读《玉麟梦》《玩月会盟宴》等谚文小说。③尽管现存汉文本为后人姜在应据谚文本如实?译，无法比较姜浩溥利用汉文及谚文撰写《燕行录》时的叙事差异，不过从姜浩溥特地为家族女性将《燕行录》翻译为谚文看来，《燕行录》已逐渐进入士大夫家族女性的阅读视野中，且朝鲜文人在以谚文撰写《燕行录》时，亦已考量文本的传达性，即接受该文本的读者阶层。在朝鲜文人有意识地创作谚文《燕行录》及士大夫家族女性的广泛阅读下，①《燕行录》中的孟姜女谈论自然而然成为朝鲜女性建构中国想象的知识来源之一。

针对特定读者阶层的需求将汉文《燕行录》翻译为谚文本的，可以下列三种《燕行录》为代表：１８世纪李义凤的《西辕录》（汉文本《北辕录》）、洪大容的《乙丙燕行录》（汉文本《湛轩书·燕记》）、１９世纪金直渊（1811—1884）的《燕行录》（汉文本《燕槎日录》）。李义凤将汉文译为谚文时，将姜女庙上的柱联或匾额重新以谚文翻译（即谚解），而非仅仅列出汉字音，使汉诗更易为女性读者理解；洪大容则由君臣、夫妻、父子之三纲切入，阐明姜女庙上柱联的意义，并同时赞扬姜氏之万古贞节与（柱联作者）文天祥之舍身护国，借此向家族女性宣扬忠贞节操之理念；金直渊虽早年失恃，其翻译为谚文亦应是为其夫人及家族女性②，将汉文燕行录内容去芜存菁，留下孟姜女故事的基本梗概及现地景观。

1760年１１月，李徽中（1715—1786）以三节年贡行书状官赴清，其子李义凤（1733—1801）以子弟军官身份随行，此次燕行经验记录于其汉文本《燕行录》《北辕录》及作者翻译之谚文本《燕行录》《西辕录》中。其中汉文本完成于翌年返国后的1761年，谚文本翻译完成于1765年，而谚文本抄写作业于1769年告迄，就行文脉络而言，谚文本应是作者李义凤自行翻译，抄写人则无法确认。比对汉文本《北辕录》与谚文本《西辕录》，首先书名有意相互区分而使用异称，再从孟姜女谈论部分来看，处处可见作者考量读者而谚解的痕迹。试举一例，汉文本《北辕录》中作“左右列柱刻俪句，曰：‘秦皇安在哉？虚劳万里筑怨。姜女未亡也，尚留片石留芳。’傍书宋文丞相天祥书”之处，谚文本《西辕录》作如下谚解：

左右列柱刻俪句，曰：“秦皇安在哉？虚劳万里筑怨。姜女未亡也，尚留片石留芳。”即“秦皇何在，徒费劳力筑起万里怨恨。姜女不亡，片石尚留如花飘散芬芳。”又傍书 “宋文丞相天祥”。

图1 李义凤 《西辕录》，画线部分为文天祥原诗汉字音

上述引文中，文天祥原诗先以汉字音表记，复于其下谚解该诗，即以谚文解说该诗内容。此一翻译手法，足见作者李义凤将汉文本翻译文谚文时，已考量到读者阶层为士大夫家族女性或汉文实力相对低落的文人。关于姜女庙柱联及孟姜女故事的梗概，在以谚文撰写《燕行录》的朝鲜文人的努力下，由过去只能阅读汉文文本的上层两班，下移至士大夫家族女性及一般文人，知识的流动与扩散由此形成。

再引洪大容的汉文本燕行录《湛轩书·燕记》与谚文本《燕行录》《乙丙燕行录》为例说明。1765年11月，洪大容随时任三节年贡兼谢恩行书状官的叔父洪鉮赴清，其于北京与严诚、陆飞、潘庭筠的天涯之交（载于《乾净蘙笔谈》中），成为日后《燕行录》中不断被提起的一段佳话，更带动日后燕行使前往中国时，皆“欲得一佳秀才会心人，与之剧谈”的风气。据考证，洪大容燕行路程中应是先以汉文撰写日记体《燕行录》初稿，返国后以此为基础，根据读者需求或特定目的再撰写为《乾净蘙笔谈》《燕记》《（乙丙燕行录）》，其中《（乙丙燕行录）》应是考量女性读者而将《燕行录》初稿译为谚文。①现比较洪大容汉文本及谚文本《燕行录》如下。

如表２所见，谚文本《乙丙燕行录》内容较汉文本《湛轩书·燕记》多出不少，叙述方向亦大不相同。比较《湛轩书·燕记》与《（乙丙燕行录）》中的孟姜女谈论，可发现汉文本未出现的部分，为洪大容围绕三纲教化添加之说明，以及对文天祥诗“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不死也，千年片石留贞”的逐句说明。“盖臣事君之理，无异妻事夫，义兼骨肉之亲，死而不改，此君臣、夫妻与父子并称三纲。文天祥遭国之乱，慷慨舍身护国，一生守其志，故至此思及姜氏之贞节，钦慕千古之名声而为此文。”是洪大容对文天祥作此诗时心境的揣摩，无论当时文天祥的心境是否如此，洪大容的揣测已呈显出在朝鲜王朝三纲教化下深植士大夫心中的女性贞节观。洪大容进一步说明该诗：“秦皇安在哉”批判秦始皇生居高位，死留恶名；“万里长城筑怨”指责秦始皇为筑长城而筑怨，祸害子嗣；反之，“姜女不死也”赞扬孟姜女守贞受苦，虽血肉不存而精神长在；“千年片石留贞”歌颂孟姜女忠贞化石，将与天地日月永存。

汉文本与谚文本《燕行录》出现上述的叙事差异，呈现了洪大容的语言使用与诉求对象间的关系。在以汉文撰写《燕行录》时，洪大容仅采用杂录体记录贞女庙地理位置、形势、庙内景观、摆设等讯息；而在以谚文撰写《燕行录》时，则在汉文本的基础上加上个人对孟姜女贞节的评论，向女性读者传达孟姜女故事的同时，也积极推行三纲教化功能。不仅孟姜女谈论如此，洪大容与潘庭筠谈论朝鲜才女许兰雪轩时，在汉文本与谚文本的内容上也存在差异。在汉文本中，洪大容认为：“女红之余，傍通书史，服习女诫，行修闺范，是乃妇女事。若修饰文藻以诗得名，终非正道。”而在谚文本中，则严词批评许兰雪轩因诗律才能危害妇人本分，又指其不思本命，心怀他志而不顾三纲之重，足为天下一大罪恶。一方面强调女性守贞事夫如同臣事君之理，将孟姜女与文天祥相提并论，主张二人可为天下万世妻子与臣子之典范；另一方面又严词批判才女许兰雪轩不守女诫为一大罪恶，这类叙事只出现在洪大容的谚文本《燕行录》中，足见洪大容有意识地以女性为读者撰写谚文《燕行录》。如此看来，朝鲜士大夫家族女性不仅在朝鲜儒家三纲教化下学习女性忠贞的形象，而且也通过朝鲜燕行使返国后撰写的谚文《燕行录》，从朝鲜文人对中国女性的贞节评论中强化自身作为守贞女性的形象。

２.谚文歌辞

歌辞为朝鲜半岛固有文学体裁，格式以两句为一组，长度不限，语言以谚文为主，偶尔穿插汉文。由于谚文歌辞长度可自由增加，形式简单，上至两班下至底层庶民皆可创作与共享，从内容来看，既有抒情性强的作品，也有描写现实或真实经验的作品；既有广泛宣扬理念、教训的作品，也有以虚构情节论说事件的作品。④从形式自由与内容多元的谚文歌辞中，将可窥见朝鲜文人谈论孟姜女时的态度。

以谚文歌辞创作之燕行录，有南龙翼（1628—1692）的《壶谷燕行歌》、柳命天的《燕行别曲》、朴权（1658—1715）的《西征别曲》、金芝叟（1787—？）的《戊子西行录》、徐念淳（1800—1859）的《壬子燕行别曲》、洪淳学（1842—1892）的《丙寅燕行歌》、柳寅睦（1838—1900）的《北行歌》等７种。最早以谚文歌辞吟咏孟姜女的《燕行录》，为柳命天于1693年11月以三节年贡行正使赴清所创作的《燕行别曲》，曰：“白帝子安在？蒙恬费虚劳。役伕多有死，惟此望夫石。”柳命天化用文天祥诗“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不死也，千年片石留贞”，上联以白帝子代称自居白帝少昊后裔的秦始皇，并实名指出将军蒙恬的筑城不过是一场徒劳。而下联一反强调孟姜女守贞的叙事视角，而从望夫石的存在歌颂孟姜女的痴情，淡化了对女性贞节的着墨，从孟姜女作为思夫妇人的立场突出其个人情感。

图２ 朴权《西征别曲》

柳命天侧重孟姜女个人情感的叙事方式，在第二本以谚文歌辞谈论孟姜女的《燕行录》《西征别曲》中，亦可以发现。1694年11月三节年贡行书状官朴权，将其燕行体验写成一首《西征别曲》，曰：“寻望夫石，登贞女寺。思汝之怨恨，犹未释然；千秋风雨中，为谁伫立？”歌辞开头，朴权首先交代使节团来到望夫石，登上贞女寺的过程，已而深思孟姜女的怨恨，理解孟姜女的怨恨何以未能释怀，复以同情的口气询问孟姜女，为谁在千秋风雨中屹立不倒。朴权延续柳命天的叙事方式，将孟姜女谈论的重点置于孟姜女本身对范郎的痴心，而非歌颂其守贞赴死的贞节。而这种叙事方式，又再为19世纪的燕行使徐念淳所继承。

1852年６月谢恩行正使徐念淳所作之《壬子燕行别曲》，也淡化了对孟姜女贞节的颂扬。徐念淳同样化用文天祥诗，曰：“秦始皇安在哉？万里长城虚事。范七郎何处去？望夫石今独存。”以秦始皇大兴土木兴建万里长城，对比万古不朽的望夫石，如今秦始皇已不复在，望夫石至今仍受人崇仰。从上述三首歌辞来看，歌咏孟姜女的重点并不在其贞烈形象，而是以疑问句带出孟姜女的怨恨与望夫石永存不朽。相较于其他文体歌颂孟姜女的贞节，甚至以此作为教化女性的典范，谚文辞较少关注孟姜女贞烈形象的描写，而是回到孟姜女单纯作为女性思夫、望夫的形象，以平易的语言慨叹其悲哀的身世。燕文歌辞的这种特色，使朝鲜文人得以脱离女性贞节观的叙事传统，凸显孟姜女作为女性的情感。考察朝鲜文献中的孟姜女谈论时，如果仅关注汉文文献，便容易陷入朝鲜文人一味鼓吹三纲教化的误解，而谚文歌辞中对孟姜女情感的着墨，便可作为此误解之反证。

四、结语

本文以域外汉籍中，保留孟姜女谈论内容最丰富、时代跨度最广的《燕行录》资料群为考察对象，从中择出时代横跨近450年，文体包含汉文日记、汉文杂录、汉诗、骚体、谚文日记、谚文杂录、谚文歌辞等孟姜女相关谈论，共400余则。本文首先从历时性的观点分析朝鲜使臣对孟姜女谈论的时代演变，发现不同时代对孟姜女的关注存在差异，同时随着文献的累积进一步影响后代孟姜女谈论方式。复而考察不同文体对孟姜女的谈论，辨析汉文文体与谚文文体的谈论方式及叙事特征———汉文文体用于表彰忠贞及文献记录，而谚文文体着重突出情感及追求传达性。

孟姜女谈论最早始于１５世纪末，而１６世纪末陈奏行正使李恒福、副使李廷龟、书状官黄汝一之间以孟姜女为主题的次韵诗作，开启了１７世纪对孟姜女的关注，同时也开启了孟姜女隔代次韵诗的传统，１８世纪李宜显跨越两个世纪，次韵１６世纪末李恒福与李廷龟之诗作。经过１６世纪末的壬辰倭乱，因应朝鲜王朝表彰及采集国内外倭乱中忠、孝、烈事迹之时代需求，１７世纪初燕行使详细记载贞女祠内部、孟姜女故事，甚至对孟姜女时代、望夫石位置等提出质疑与考证，足见１７世纪初燕行使对孟姜女的高度关注。然而进入明清交替之际，陆路贡道短暂封闭，待陆路贡道重启后，至１７世纪末为止，孟姜女谈论文体出现骚体与谚文歌辞。其中谚文歌辞的出现，标志着《燕行录》作者不再以受过汉文教育的两班士大夫为主要阅读对象，同时因为谚文阅读较汉文容易，庶民阶层亦得一窥两班士大夫的燕行体验。１８、１９世纪《燕行录》中的孟姜女谈论，主要在既有文献上增添新的说法或补充姜女庙内部的改变，并且日记、杂录中的孟姜女谈论逐渐形成定式。即朝鲜使臣进入姜女庙，依例先记录姜女庙的所在位置、姜女庙内部景观、碑文或道听途说的孟姜女故事梗概，再详细采录庙中诗句，文末则赋诗结尾。大量文献的累积，有助于后人考察１５—１９世纪孟姜女庙的时代改变，却也造成抄袭本《燕行录》的出现，为今人研究《燕行录》增加了辨别真伪的困难。

１５—１９世纪末，朝鲜燕行使以多样的文体谈论孟姜女，包含汉文日记、汉文杂录、汉诗、骚体、谚文日记、谚文杂录、谚文歌辞等。其中谈论孟姜女的文体以汉文日记体为大宗，主要内容为闻见纪录与考辨，汉文杂录体则扩而充之，因事后整理可征引大量文献，故得以详载姜女庙中的诗句，并引前人文献对孟姜女故事进行考证。相较于汉文日记体与杂录体的文献记录性，汉诗体的孟姜女谈论更侧重描写孟姜女守贞赴死的贞烈形象，并在后代对前人诗作的次韵行为中代代流传。骚体的叙事方式，亦扣紧朝鲜使臣以汉诗创作时，普遍对女性贞烈积极宣扬与重视的特征；另一种谈论孟姜女的语言为谚文，燕文日记与杂录的创作考量到读者为士大夫家族女性，与汉文本《燕行录》对比，谚文本《燕行录》为汉诗进行谚解，并添加歌颂孟姜女守贞赴死的内容，宣扬忠贞节操之理念。士大夫家族女性阅读谚文《燕行录》以一窥她们不曾踏足的中国，同时也从中强化自身作为守贞女性的形象。相较于此，谚文歌辞较少关注孟姜女贞烈形象的描写，而是回到孟姜女单纯作为女性思夫、望夫的形象，以平易的语言慨叹其悲哀的身世，使朝鲜文人得以脱离女性贞节观的叙事传统，突显孟姜女作为女性的情感。

站在整个《燕行录》文献群的时代演进来看，可以发现不仅孟姜女谈论所关注的对象，贴合着朝鲜王朝的历史与需要发展，而承载孟姜女谈论的文体，也鲜明地呈现朝鲜文人在记录孟姜女时的态度与情感。尤其在包含汉文与谚文的孟姜女谈论中，极大比重为颂扬孟姜女守贞赴死的崇尚节操，这一叙述脉络与朝鲜王朝建立后，积极推行三纲教化的国家政策，有着紧密的关联。孟姜女故事并非使臣经过山海关才能亲自接触，早在朝鲜王朝五百年来编纂的《三纲行实图》《续三纲行实图》《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诸书，以及私人编纂的女训书中，已出现杞梁妻及孟姜女故事。这些教化书及女训书中的记录，与《燕行录》中的孟姜女谈论存在何种关联，朝鲜国内推动的三纲教化与孟姜女谈论又是如何相互影响，都是日后亟待考察的课题。笔者将在本文对孟姜女谈论的时代演进及文体考察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域外文献中的孟姜女谈论，以呼应当前从全球视野下考察中华妇女的研究课题。

（林侑毅，台湾政治大学韩国文化教育中心研究员，韩国高丽大学韩国语文学系韩国汉文学组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