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私修国史”的《后汉书》奇在哪里？

但如果问：你知道东汉有位不屈服权贵的“强项令”董宣，还有位“暮夜却金”的廉洁大臣杨震吗？十有八九的回答是：那谁不知道呀！教科书里读到过。

其实，他们“读到过”的课文本即出自于范晔所著的《后汉书》。

《后汉书》虽为私家修史却被列入正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说起来虽然所谓“前四史”都算是私修国史，班固因此还遭诉讼坐过牢狱，但毕竟司马迁是太史令，班固是兰台令史，陈寿是著作郎，他们修国史都是有朝廷资格证的。然而范晔就不同了，据《宋书?范晔传》载：“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用今天的话说，范晔只是一介业余作家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业余”有时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后汉书》最终能超越“规范”，具有使人耳目一新之独创性的原因虽然可能很多，但其中作者非官方修史者的身份肯定是不容忽略的。

史学在此有着飞跃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史书编纂方法发生了空前的大变化。即从以往的对史料述而不论，转变为了述以致论，这是一种创新的史学现象，而范晔则堪称此新史学的首创者。在“前四史”中《后汉书》与其他三史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选材用料精良，议论评点深刻。前者出自于他独树一帜的修史主张，后者得益于他不受朝廷控制的写作身份。

对史料进行加工、阐述的新史学风气，自范晔创始之后作为一种编纂方法流传下来，它与忠实原始史料的编纂法并行不悖地促成了中国史学的绵延不绝。《后汉书》是中国史学大发展时期的产物，也为中国史学真正成为有明确治史主张的历史科学做出了杰出贡献。

最后，说一说《后汉书》“志”的情况。当然严格地讲应称为《续汉书》的“志”，即上文已经谈到的司马彪的“续志”。必须指出的是，范史缺志并不是作者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曾提到自己“欲遍作诸志，前书所有者悉令备”的写作计划。他原定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卷，与《汉书》相应，但在动笔写作志时他就被杀害了，致使范史出现阙漏。当然，除了遭遇不幸的意外原因，范晔未来得及完成志的一个理由恐怕还在于，撰写志的难度较大。其实，史书的编纂之中，志从来都被认为是最难的，就连班固的志也曾遭人非难，可见不是什么人都能写好志的。从这一点来看，像范晔这样才华出众的才子，未能为我们留下他所欲“遍作”的“诸志”，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

《后汉书》所有新增项目都是作者别具匠心的安排，而且其中多数为开后世先河之作。如果能抓住这些创新点，有意识地与《史记》《汉书》中已有的传统项目进行对比的话，更容易发现东汉帝国的特色，从中得到读史的乐趣。同时还建议读者不妨按照作者的思维，根据不同项目间内在的相关性进行适当的排列组合。例如把《党锢列传》与《宦者列传》作一组；《皇后纪》《列女传》为一组；《独行列传》《逸民列传》为一组；《循吏列传》《酷吏列传》为一组；《儒林列传》《文苑列传》为一组；或者《方术列传》与《五行志》为一组；对那些个别人物传也不妨按文臣、武将、外戚、皇室，甚至某一时代为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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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时候，我们有心想读《后汉书》这样的经典史书，没有导读读起来便感觉生涩难懂，如今的时间，沉下心来阅读已经是难得。

《经典之门》就是这样的经典导读书。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书目一共分为四册。分别为“先秦诸子”“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文学”

我们需要这样的导读书目，在我们阅读经典的时候，给我们指引方向。

《经典之门》是由与钱钟书、季羡林并称为“南饶北钱”“南饶北季”的国学泰斗饶宗颐先生名誉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其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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