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给客，实为括户，浅谈东晋元帝夭折的新给客制度

引言：东晋太兴四年五月，晋元帝司马睿下诏推行新给客制度，试图同豪强争夺人口控制，但不幸夭折。那么何为新给客制度，晋元帝在立国之初推行这一政策的原因是什么？本文试图简单阐述这一政策的来龙去脉。

一、给客制度的由来和发展

历史上的给客制度首创于三国时期，它是为维护门阀权贵利益所推行的制度，魏蜀吴三国，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在士族和豪强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建国之初，为了保证士族官员的的利益，曹魏实行了一套赏赐土地、耕牛以及劳动人手的制度，“将士绝无后者……授土田，官给耕牛”，“公卿尝并赐没入生口”，华歆一次性得到曹丕赏赐的“奴婢五十人”，满宠也获得曹睿的“四十顷”土地赏赐。吕蒙破曹兵取庐江，孙权为嘉奖吕蒙，即“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给吕蒙；大将潘璋死后，“赐田宅，复客五十家”。至三国后期，给客制度正式形成，“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

到了西晋时期，给客制度进一步发展，当时政府明确规定允许各级官吏按照品级占田，而且对他们不课田、不课税役。此外，官吏还可以根据官品的高低，荫他们的亲属，并可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制度。

“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此。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輦、迹禽…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西晋的给客制度，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维护士族地主的利益，使得官吏及其宗族变成一个可以不纳税不服役的阶级。通过“给”和“赐”，这些人口就从国家户口册中分割出去成为士族豪强的人口，他们向士族豪强缴纳而不是向国家政权缴纳租税。它进一步刺激了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士族门阀家族为了填补其庄园劳动人手的不足，到处招募佃客。由于私家佃客可以免除徭役，使得大量国家的屯田客纷纷逃亡去做私家的佃客，这些佃客，既有国家赏赐和荫封继承的合法佃客，更多的则是超出政府规定数额之外的大量隐户。

这些衣食客、佃客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统一标注在地主家，史称“注家籍”，与税役不发生直接联系，不承担官方的税役，导致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大大减少。

二、东晋新给客制度的出台

西晋自晋武帝司马炎死后，由于继任皇帝痴呆，皇后贾南风弄权，引起八王之乱，继而引发了五胡乱华，北方中原大乱，西晋二帝相继被少数民族政权俘虏，西晋灭亡。

本来按照司马睿的旁系宗室身份，终身是跟皇位无缘的，然而由于王导兄弟等人的支持和刻意包装，毫无政治基础的司马睿得以登上帝位，在江南重建晋国，是为晋元帝。正是由于司马睿的先天不足，使得东晋王朝的政治结构一开始便“畸形”，王氏兄弟二人，王导任宰相、王敦手握军权，“王与马，共天下”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北方大乱导致大量的北方流民南迁，但是与北人大量南迁相悖离的是，东晋政府直接控制的人口数量并未得到显著增加。大量南迁流民由于士族豪强的引诱，纷纷成为他们的佃客。

“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

对于空有皇位，但却无权无兵的晋元帝而言，没有足够的人口基数，中央政府就没有足够的税役和兵源。

东晋立国后不久，晋元帝和王导、王敦的矛盾开始加剧。由于当时东晋政府的主要军队掌握在王敦手中，为了对付手握重兵的王敦，晋元帝必须要有自己所控制的军队。太兴四年，司马睿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这两个军府的建立，需要大量的兵源，然而因江南地区开发时间较短，土著居民较少，从当地募集士兵显得不太现实。因此，从流民当中募集兵员就成为最切实可行的办法。

鉴于当时大量流民依附士族豪强的实际情况，太兴四年(321年）五月，晋元帝司马睿下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

“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杨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

其大致意思是说，汉魏西晋朝廷赦免由良人沦为奴婢者，是那时候的“成规”，东晋要效仿前代的成规，放免中州流民沦为扬州诸郡大族的奴僮和和佃客的人，使之服兵役。而为了不引起占有大量流民佃客的士族豪强的反感，晋元帝在诏书中还就给客的户数在西晋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提高。

“都下人多为诸王公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第四品三十户，第五品二十五户，第六品二十户，第七品十五户，第八品十户，第九品五户。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其典计，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参军一人，皆通在佃客数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舆輦一人，客皆注家籍。”

从东晋的新给客制度可以看出，东晋的门阀豪强们可以荫庇佃客的数量较西晋大大增加，从侧面上也说明了因战乱原因导致了大量流民沦为佃客的现象十分严重，士族豪强们大多占有大量的佃客，因此晋元帝不得不从法令上扩大他们占有佃客的数量。

东晋出台新给客制度的最终目的是搜括隐户，以增强政府的实力，根据规定，豪强们必须把他们的佃客“条名上有司”，也就是要像政府申报他们占有佃客的人名和数量。对那些占有佃客未达到给客制度规定数额的官员，政府并不给他们补足，而对那些占有大量佃客的士族，政府就会依照规定的数额进行“注家籍”，承认他们为合法的荫户，超出数额的那些佃客就变成了国家控制的人口。这种做法，后人也称之为检籍或者括户。而根据诏书的意思，晋元帝除了想搜检大族中的超额佃客外，还希望通过释放南北大族拥有的原为流民的奴隶，用来补充军队的兵源。

“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

三、新给客制度的夭折

然而，晋元帝的新给客制度刚推行未久就被迫夭折，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诛杀刘隗的名义在武昌起兵，其借口便是刘隗在当地实行免良人奴为军造成百姓苦不堪言。

“ 免良人奴，自为惠泽。自可使其大田，以充仓廪，今便割配，皆充隗军；……而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百姓哀愤，怨声盈路”。

王敦起兵后不久，便攻入健康，杀掉了司马睿的亲信戴渊、刁协等人，刘隗被迫投奔后赵石勒。司马睿被迫任命王敦为丞相，江州牧，进爵武昌郡公。不久后，晋元帝病逝，在这场同王氏兄弟的斗争中以司马睿的失败而结束，新给客制度也随之夭折。

四、后记

晋元帝病逝后，明帝即位，被迫下诏王敦入朝辅政，王敦移师当涂，以王导为司徒，自领扬州牧。太宁二年（324年）明帝下令讨伐王敦，王敦任命兄长王含为元帅，率军三万进攻建康，明帝亲自率领军队进行抵抗。不久后，王敦因病逝世，其部将被陆续击败，王敦之乱得以平定，死后被戮尸悬首。

尽管新给客制度随着晋元帝的死亡而夭折，但他的这些做法却给后代帝王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此后，东晋政府陆续通过实行土断、编籍、度田税米等措施，加强了东晋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收入，而数十年后谢安在淝水之战中赖以取胜的北府兵也正是以流民、奴客为主，这或许也是晋元帝新给客制度带来的后续影响。

参考资料：

《晋书元帝纪》

《晋书食货志》

《晋书王敦传》

《南齐书州郡志》

《隋书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