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割据的基础，官员敛财的工具：民国禁烟运动为什么失败？

1924年10月，应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之邀，舒新城溯江而上，到成都出任该校教育学教授。在《蜀游心影》中，作者记述从宜昌到重庆的旅途中，“统舱与房舱中烟氲如雾，透亮的电光中竟不辨人影。鸦片与纸烟的混合气味更令人头晕欲呕。”因吸食鸦片的人多，奉节水埠还设置了烟馆、专门为瘾客服务的烟船。有人吸食鸦片，就有人买卖鸦片，石家沱小市镇“有卖熟膏（鸦片烟）者”；岸上岸下，“细察其交易情形，由船上取出者为米麦等粮食品，岸上交下者除少数现金外，均为鸦片烟。”

四川大恶霸刘文彩的生活极其奢侈、糜烂。他吸鸦片的烟具都是用象牙、金、玉等制成的。这是他用的部分烟具

“屏绝恶习，共做新民”

鉴于鸦片的巨大危害，1906年9月，清廷就颁发“禁烟上谕”，宣称在“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不过，当时清廷气数已尽，再加之鸦片在中国已弛禁半个多世纪，当时的新政、海军、警政、办学等等的经费中都有鸦片税收的成分。所以骤然禁烟不仅未能挽救清政府，反而大大加剧了财政上的危机，还没等戒除“鸦片瘾”，清朝就灭亡了。

辛亥革命后，1912年3月2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大总统令禁烟文》，特别指出鸦片之害甚于“敌国外患”，要求吸毒者“屏绝恶习，共做新民，永雪东亚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参议院法》，针对中国烟毒泛滥的国情，规定吸食鸦片者不得为参议员。在以后颁布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省议会议员选举法》中，也规定吸食鸦片者不得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图为写有“不可举吸食鸦片之人为选民代表”的投票证

民初禁烟前后不过6年，效果明显，“据各省区陆续报告，已绝根株，内务部另派专员，会同外人往各地查勘，旋经先后呈报一律肃清，中外翕然，认收实效。”安徽都督柏文蔚针对安庆地区烟毒泛滥的情况，公布了禁烟简章11条。为表示禁烟决心，柏文蔚将没收英国商船私运的27箱烟土堆放在都督府门前焚烧，有激动者高呼此举是第二次“虎门销烟”。事后，孙中山途经安庆，在欢迎会上兴高采烈地对柏文蔚说：“禁烟事办理最认真者莫如贵省，如贵都督前日焚烧鸦片，办理的也颇得法，贵省禁烟办法，实可为各省模范！”

1912年5月，京师警察厅发出通告，限全市土膏店在5月16日之前停业。在山西，阎锡山将禁烟作为他大力推行的“六政三事”的重点，在各村搞起了戒烟会。1912年8、9月间，陕西军政当局连续颁布《大都督发布禁种烟苗告示条例》和《大都督令各属知照分派军队严行禁种鸦片文》等，并设禁烟督办，选派专员，严行禁种。陕军第一师师长张云山为产烟最盛之西路禁烟督办，亲自出巡各地，抬着铜铡，每到一镇，召集当地居民宣示政府禁种鸦片的决心和办法，还要铡下几个人头挂起示众。

罂粟

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一向种烟最盛，都督唐继尧迫于中央的压力，也制定了禁绝烟苗条例和巡视铲烟规则，责令部下劝导农民不要种植罂粟，一旦发现烟苗立即铲除。如果地方官发现有人种罂粟，可将种户枪毙，烟地没收充公。 “名曰查禁私烟，实为督销洋烟”

不过，在禁烟过程中，趁机贪赃私贩、知法犯法者仍难禁绝。据报载，山西陆军辎重营少校唐复兴退伍后不务正业，私养护勇，执同州某军官护照，骑马持枪，在山陕沿河一带包运烟土，所过关津无人敢于查阻。还有一些地方，实际上也没有完整地全面地厉行禁烟。如1914年甘肃都督张广建控制下的禁烟总局只禁种植鸦片而不禁贩运、出售和吸食鸦片。即使一度严厉禁烟的省份，也出现反复。

据曾在陕西新军任职的张钫回忆，张云山虽然抬着铜铡严厉禁烟，但在执行上他又订出不少办法：种烟愿受罚者不铡，认错铲烟者不铡，缴存土者不铡，各县士绅集众公献存土者奖等等。当时社会有民谣说：“铜铡禁烟，覆地翻天；烟土一交，烟散云消。”张云山借此发了不少财。1914年，陆建章入陕任陕西都督，张云山为了固位保财，给陆送上凤酒两大篓（每篓百斤），篓内都是净烟熟膏。陆就任后，借陕省贫瘠，财政收入不敷军费开支为理由，申请暂行维持“寓禁于征”的办法，得到袁的默许。陆督陕3年，光鸦片一项，传言就收入达数千万元。后被陕人逐离西安时，外运箱笼行李达数百件之多，虽部分被劫，但赃款现银早已汇存京津了。

曾任陕军第一师师长的张云山。他亲自出巡各地，抬着铜铡，宣示政府禁种鸦片的决心，不过也有人揭露，他借禁烟发了不少财

1919年1月17日，在社会各界代表的注视下，上海浦东陆家嘴的一座焚烧炉燃起团团浓烟，随后烧了三天三夜。浦东焚土被视为民国禁烟运动的一个标志，更被看作中国“鸦片合法贸易史可资纪念的最后一页”，似乎在表明北洋政府反对鸦片贸易的决心。

浦东焚土。1919年1月17日，上海浦东陆家嘴的一座焚烧炉燃起团团浓烟，随后烧了三天三夜。浦东焚土被视为民国禁烟运动的一个标志，更被看作中国“鸦片合法贸易史可资纪念的最后一页”

“凡军队驻防处，即有鸦片种植”

经过清末和民国之初的烟禁，禁烟思想深入人心，禁烟的名义在军阀统治时期仍得以保留，军阀们大多不敢公然与社会舆论对立，于是抬出“寓禁于征”的招牌，以禁烟为名义，达到敛财的目的。为逃避指责，较早弛禁鸦片的军阀大多采取掩耳盗铃的方法，如贵州军阀刘显世开弛烟禁，劝民种烟便未敢公开行文饬令各县，而是由省议会的议员到基层传达弛禁密令，宣传种烟，并向农民兜售烟种。议员每到一县，便将密令交县知事细阅，然后收回带走。向农民宣传种烟，也是口头宣传，并不见诸文字。弛禁一时爽，各地军阀纷起效尤，鸦片种植越来越毫无顾忌。

1924-1927年，正在切开鸦片的人们。1917年护法战争结束后，四川被大小军阀分割，陷入分裂混战状态，军阀为筹措军费，鼓励甚至勒令农民种植鸦片，从中抽取巨额烟税，导致烟毒泛滥成灾

川军四师杨春芳部1923年驻防纳溪时，亲自派员下乡令保甲长传锣晓喻，挨户开导，并向农民保证由军队提供保护，种烟多者由县府予以奖励。在四川，农民缺乏烟种，军阀便从别处运来，散发给农民；农民缺乏种植资金，军阀也可以提供贷款，待收烟时以烟土折还本利；农民怕种烟不保险，军阀可以提供保护。对于不愿种烟的农民，军阀便采取种种迫种的方法。四川军阀对不种烟的农民加倍征收田赋。农民种粮而不种烟，则种粮一年须完纳三年粮税，而种烟者只需完纳当年的税；第二年仍不种烟，便须完纳五年粮税；到第三年仍不种烟，就要完纳七年粮税。1923年川军第一军喻华炜师驻三台县时命令农民种烟，农民拒种，便被预征了三年粮税；同时，向不种烟者科以“懒捐”。

江边，运送鸦片的小船

在军阀的诱劝逼迫之下，全国鸦片种植面积急剧扩大。据中华国民拒毒会1925年的调查，全国各省之中，坚持禁种鸦片的只有吉林和山西二省，其余各省无不放任种烟，或公然弛禁，或明禁暗弛，藉以抽收捐税。军队成为鸦片种植最有力的推行者，“凡有军队驻防之处，即有鸦片种植”。各地军阀的主要收入不是田赋，而是鸦片烟税。军阀混战取胜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饷，而军饷的来源又主要在于鸦片税收。民国要员唐绍仪在上海中华国民拒毒会上发表演讲指出：“民国十四年来数次战争均为了鸦片，故可称为十四年之鸦片战争。”还有人评价北洋军阀混战说：“鸦片战争是中英两国的国际战争，而中国十数年军阀混战，也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在国内的继续和扩大。”

据有关资料统计，1929至1933年间，中国的罂粟种植面积约8000万亩，其中陕西、甘肃、云南和四川为四大鸦片产区。在东北、西北、西南诸派军阀部队中，鸦片往往作为军饷发放。云南贵州一带的军队把吸食鸦片放在与吃饭、带枪同等地位，号称“双枪兵”(一杆步枪，一杆烟枪)，战争胜负竟然受鸦片左右。

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清末民初所取得的禁烟成果早已荡然无存。虽然北京中央政府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一直未敢开放烟禁，并继续下过一些禁烟令，但是，由于中国已陷入四分五裂状态，一方面中央的命令不能通行于地方，另一方面混战不休的军阀只顾私利、无视道德法律。因此，烟祸重新泛滥于中国，比禁烟运动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一阶段，由中央政府组织全面禁烟的局面已经很难看到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禁毒力量。由于军饷与鸦片烟税的关系、缺乏全国统一禁毒行动等原因，无法最终坚持，基本形成不了气候。

“左手督察处，右手农民银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遵从孙中山的禁烟遗训，设置了“禁烟委员会”。1928年11月，在全国第三次禁烟会议上，蒋介石亲自到会发表训词：“禁烟一事，事关国家社会及民族生存，禁烟委员会务须雷厉风行，破除情面，实地去做。应先从中央着手，如在政府内有任何人敢于以身试法、吃烟运烟者，中央必铁面无私，严厉处置，绝无宽待。”

1928年7月，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建立于南京，张之江被特派为禁烟委员会主席。接受这一任命以后，张之江效法林则徐，定每年6月3日虎门销烟日为禁烟纪念日，大张旗鼓宣传戒烟，还编了顺口溜，比如“吞云吐雾，葬送青春；倾家荡产，害己损人；回头是岸，劝君猛省”等。上任的次年，张之江就处理了一件棘手的鸦片走私案。当时，一艘小火轮由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员押送从四川开往上海，途经南京，当海关人员去查询时，押运士兵态度蛮横。执法人员不服气，便会同禁烟委员会稽查处一同去检查。押送人员及士兵被迫接受检查，五百斤烟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海关和稽查处继续追问，他们不得不交出淞沪警备司令部公函。公函写明这批货物系由四川省主席杨森托运，请沿途军警惠予方便准其通行。稽查处一看不敢拖延，迅速将此情况向张之江报告。

张之江立即下令：船只扣留，士兵、押运人员看管起来，烟土没收。扣留期间，不少中央大员纷纷来电来人说情，张均置之不理。为避免夜长梦多，他采取紧急措施，仿效林则徐虎门销烟办法，在长江口岸边挖好大池，将石灰放在里面，再倒入查获的鸦片，焚烧殆尽，冲入江中。南京市为之震动，大快人心。张之江也被称为“第二个林则徐”。

1909年2月1日，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在上海外滩汇中饭店召开，史称“万国禁烟会”。来自中美等13个国家的41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禁烟大计。图为万国禁烟会会址

蒋介石把禁烟大权，尽收于军事委员会控制之下。一切收支，国民政府财政部不能过问，只能听命于他。禁烟机构不受立法、行政、司法各部门的限制，成了一套特殊机构。另外，实行鸦片公卖。由禁烟督察处对鸦片实行统制运销，官收官运，只许公运，不许私运。由农民银行垫款，公栈收买，公栈再按定价分销各地的“官膏庄”“烟土行”，再向市人销售。

公卖鸦片所得的款项，全部归入中国农民银行。一手创建中国农民银行的蒋介石对该行一手掌握，从总经理到办事处主任都由蒋亲自指派，并自任理事长，是蒋的“御用”钱袋。禁烟督察处设到哪里，农民银行就开到哪里，经营鸦片抵押、贷款和折兑现金业务，一时人称“鸦片银行”。当年曾是蒋介石禁政要员的肖觉天后来写道：蒋介石“左手拿着督察处，右手拿着农民银行，取之不尽，用之不绝”。

“沪土案”办成“糊涂案”

在禁烟会议余温尚未褪去之时，决心禁烟的国民政府就被“沪土案”打脸。1928年11月中旬，从汉口驶来的“江安”轮停靠上海南码头后，有一小火轮由持枪军人护送驶靠“江安”轮，搬运一批烟土，正上岸装车之际，被警方拦阻检查，并要将人赃带去警局接受审查。可当时军方人多势众，反将巡长与警察带上车拘禁。公安局长戴石浮向南京最高当局求救。张之江作为禁烟委员会主席，率办事人员抵沪查办。在回南京复命之前，他在上海站会见新闻记者，在回答提问时，认为“公安局在理由上占上风”。各方记者和群众闻此答复掌声雷动。但张回南京后才预料案件之复杂程度，不由得感慨“我太难了”，不久即传出“张之江辞职”的消息和国民政府发出《慰留张之江》的文告。

这起案件真相始终未公开，烟土下落不明，最终也只是处理了几个“苍蝇”了事。王建美、王建士、吴秋生等几名船员帮同贩烟，各处徒刑一年零八个月，处罚金五百，陶永昌为窃盗，罚徒刑一年，其余十名皆无罪释放。“沪土案”最终以“糊涂案”“葫芦案”而告终。

张之江，西北军著名将领。1928年7月，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建立于南京，张之江被特派为禁烟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蒋介石宣布开始实施“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与此同时军委会还公布了《禁烟实施办法》和《禁毒实施办法》作为推行计划的准则。同年10月，又公布《禁烟治罪暂行条例》，规定“贩卖鸦片者，处无期徒刑，或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三千元以下罚金。其数量在五百两以上者，处死刑”。

“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中，南京市举行戒烟宣传活动，呼吁民众戒食鸦片

相比于以往的禁烟运动，这场“两年禁毒，六年禁烟”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如火如荼的民间宣传和运动。各省纷纷成立禁烟会，设立“禁烟日”，各地的报纸、杂志、广播也轮番刊登、播出禁烟禁毒的文章和广告。汽车、火车、轮船上还常常悬挂禁毒标语，比如“吸食烈性毒品的人，赶快自动戒绝，免除死刑！”“吸食烈性毒品的人，给政府捉到了一律枪毙！”等等。许多市民自发上街游行，到广场演出禁毒话剧。上海的禁烟宣传队还专门在晚上提灯“扫街”，宣传吸食毒品的危害。当时日本的侵略魔爪已伸向中华大地，“烟毒一日不解决，国家必一日不可救药”等慷慨激昂的口号响彻全国。

1938年6月22日，湖北汉口，公开烧毁被没收的毒品

1947年，民国政府收缴的毒品和烟具

这场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禁烟禁毒运动，最初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国民政府派出国民党大员到腹地省份督导，封闭烟馆、抓捕烟民和走私者。不仅对种、运、售、吸食鸦片者处以严刑，还建立了各级禁烟机构和禁烟医院。但国民政府“借烟生利”的“毒瘾”仍未根治。禁烟总处巧立名目将烟土命名为“戒烟药料”，烟膏则称之为“戒烟药膏”，鸦片专卖所为“戒烟药料专卖所”，烟税则叫“特税”，继续明目张胆公卖鸦片。反映了政府既想获得经济效益，又想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的想法。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占领区推行毒化政策，毒品流害再次卷土重来。

抗战胜利后，南京当局虽重提禁烟，但内战战火很快燃起，禁烟的文告和口号多流于形式，实际行动已微乎其微。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鸦片这个大毒瘤方得以扫除，过去一百多年遍地是吸毒“骷髅”的现象才终于成为历史。

参考资料：王金香《中国禁毒史》；邵雍《中国近代贩毒史》；罗书平主编《中华禁毒史略》；陈锋、刘经华《中国病态社会史论》；石燕《蜀游心影中记录的民国鸦片泛滥乱象》；夏新萍《民初的禁烟运动》；姚江鸿《训政、禁烟与派系斗争——1928年江安轮运土案研究》；雍宛凉《民国禁毒收效甚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