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军事政变之后，虽然泰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宪政发展开始起步，但政建初期，传统的政治权力被新生的政党势力和传统的军人势力相互争夺，期间王室代表的保守旧势力也多次和民党谈判宪法条件。政治斗争中，军人势力取得最后的压倒性胜利，政党势力因内部意见不一而分派争权，最终实力涣散失败。而保守势力的旧官僚精英因国王拉玛七世的犹豫不决，最后被彻底重创，王族权威被削弱至谷底。
1932年的革命只是在首都的小范围内发生，避驾华欣的拉玛七世因此保住性命。鉴于王室精英和效忠国君的大多政要人物被军事小组控制，加上传统的忠君思想，政变基础不足的军事小组不敢贸然罢黜国王。而主导政府重建的民党内部更是意见不一，保守人士和激进人士态度不一，拉玛七世的回归重新占据了主导权。拉玛七世在保证了王室精英安全的情况下立即态度坚决强硬，要求军队的坦克撤离王宫，并且在宪法颁发的问题上不让步。最后双方妥协，民党奏请国王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请求君主认可政变。拉玛七世也发布通告，宣示政变者无罪。但国王的文告里强调其签署的宪法只是临时宪法，其目的在于强迫政变团领袖和王室商议制定新的有利于王室的新宪法。
随后的民党执政中，其内部的权力争夺频繁。拉玛七世趁机在公开演讲中强调王室的重要性。而首任总理披耶玛努巴功是一位与王室和贵族阶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保守人士。他和王室里应外合，弱化了民党里反抗王权的力量，争取了民党右派的政治妥协。最后，部分王权的回归在1932年颁布的永久宪法中得以体现，例如取消了宪法对国王的严厉限制，给予了国王赦免权等。正是永久宪法赋予拉玛七世的政治特权，使得国王不时地抵制议会的新法律。比里在1933年中旬提交的经济纲领更是被王族、贵族抓住了把柄，被诬陷是“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激进改革”。亲王室的披耶玛诺寻得了民党军官团体领袖披耶颂的支持后，派兵包围国会。他祭出王室法令，解散了国民议会。比里帕侬荣涉嫌“参与共产主义活动”而被迫流亡法国。至此，亲王室的政治力量借高级军人派系的力量重创人民党文官派的政治力量。
军人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行动准确上来讲称不上是一场革命。这是一场在仅仅几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军事行动，一小撮阴谋者和几百人的军队出其不意控制了局势。
事后，诸多保皇势力和精英的野心都不甘心败于军人用虚张声势取得的权力。保守派取缔民党重新掌权后，民党的军人派系发动政变结束了玛诺政府。他们与之前被驱逐的文官派领袖比里帕侬荣取得联系，并对其回归泰国的决定表示欢迎支持。尽管拉玛七世十分反对，但民党的军官势力和民望正盛，无视国王权威的举措使得他们的政治威望迅速攀高。
1933年10月，在王室力量持续受到打压的情况下，拉玛五世的孙子、拉玛七世曾经的作战部长婆沃拉德王子煽动了呵叻府的驻军造反。他号召邻府驻军一起进攻曼谷。在得到北标和阿育陀耶驻军的加入后，婆沃拉德王子向曼谷进发并在12日夺取了廊曼机场。他要求政府辞职，此举意在推翻民党的政府统治并试图恢复王室荣光。民党军队并没有理会拉玛七世的和谈建议，反而也举出“忠君”的旗号。
在上校披汶的带领下，政府军顶住了进攻并对叛军发起反击。此时拉玛七世却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方。此番消极的举动造成双方对国王的强烈不满。终于，政府军击退了叛军，婆沃拉德后勤补充不上，也得不到国王明确的支持，只能流亡到法属印度支那。但是在此政治权力引发的战争期间，曼谷许多人自愿参加政府军。国王的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威严重受损，他的不作为还增加了政府对他的不信任。
随后帕凤政府于1933年11月颁布了《宪法保障条例》，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和严惩参与叛乱者。王室的许多涉案者入狱或者流亡，以国王为首的王室精英因为这次起事失败而遭受重创，此后一蹶不振。拉玛七世在此事之后与新政府的关系更加无法协调，在1934年初，他便去了英国进行医药治疗。1935年，拉玛七世在国外宣布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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