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蜀汉史官到底隐藏了什么

蜀汉是三国中唯一没有专职史官、没有修史成果的政权

在《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中，我们看到，蜀汉曾延续东汉传统，设立了兼职史官。可是三国时代毕竟不是汉代，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三国志》成书于西晋，西晋继承于曹魏。如果从曹魏或西晋的角度看，蜀汉这种兼职史官确实是“国不置史”。

因为曹魏诞生了职业的专职史官——著作官。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3年），在中书省设立著作郎1名，专门负责修史和注记工作。《晋书》卷24《职官志》载：“

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

最早任此职者，是以侍中、尚书典著作的卫觊。

这一次，郎不再是“秘书”，也不是“校书”，而是正八经的“著作”。曾经的图书管理员、编辑摇身一变，终于成为了职业作家。这是朝廷设置专掌国史修撰之官的开始。

除了著作郎，曹魏仍设有秘书官，负有兼职史官的职责，但史官专职化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嘉平（249—254年）年间，司马懿掌政，为著作郎配备了三名“助理”——著作佐郎。晋武帝泰始（265—274）初年，又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著作局。从此，史官不仅有了自己的专门职位，还有了专门机构，甚至有了专门的办公室。和这么专业的史官机构比起来，蜀汉的兼职史官确实可以叫“国不置史”。

当然，你会说，我是以偏概全。我们说了东汉，说了曹魏，说了西晋，说了蜀汉，偏偏没说东吴。

其实东吴一度跟蜀汉差不多，实行的也是兼职史官制度。东吴至迟在孙权晚年有了史官，不过实行的是西汉的制度——让东汉已经独立的天官太史令重操旧业，成为天官、史官合一的职位。当然，东吴也有创新。太史虽然同时具备天官、史官职能，但是担任天官太史令及太史诸官者只负责天文历法（如吴范、陈苗、公孙腾、赵达），担任史官太史令者只负责历史著述（如丁孚、韦曜）。因此，东吴的太史令虽谓兼职，实际上在向专职发展的。

到了东吴末代君主孙晧时，在中书省设立秘阁，也就是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由东观令、丞掌管图籍。东观令丞不仅是专职的图书管理员，还是兼职的史官。比如曾任东观令的华覈，任东观令、东观左丞的周处，都曾参与过东吴国史的编撰。这完全就是东汉兼职史官制度的翻版，从机构设置的角度看，说早期的东吴也是“国不置史”，似乎也没问题。

可是谁也没这么说东吴，为什么呢？

因为孙晧很快又对史官制度做了改革，设立了左、右国史，其中左国史负责修撰国史，右国史负责注记起居。左、右国史不仅是专职史官，而且分工明确，比曹魏的著作郎还要职业化。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前期的兼职史官，还是后来的专职史官，东吴总算是搞出了一部官方编写的国史——《吴书》。

前文说过，史官有两大职责，其一就是修国史，也就是国家出钱出人出力，组织编撰本国的历史。东汉就已经有了修国史的传统。班固担任兰台令史期间，基本完成了大名鼎鼎的《汉书》。此后，东观又成为修史场所，东汉朝廷组织大量人力编撰国史，历时80余年，至少19人参与，经过三次大规模修史，终于撰成了官修国史《东观汉记》。不过此时的修国史只是传统，还没有形成像完整的制度。

东汉灭亡后，魏、吴都继承了官修国史的传统。曹魏先后由尚书典著作卫觊、侍中典著作应璩、著作郎王沈主持，历二十余年修成《魏书》；东吴则在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太史令韦曜（后改任侍中领左国史）、左国史薛莹先后主持下，历二十余年而修成《吴书》。

而蜀汉，毫无成果，甚至没有任何关于修史活动的记载。

从这个角度讲，蜀汉的“国不置史”，不仅是没有设置专职史官，简直是连部像样的国史都没有修撰。可以说，蜀汉“国不置（专职）史（官）”，是对东汉刚性制度的继承；而“国不置（国）史”，则是对弹性传统的抛弃。

被抛弃的弹性传统，除了修国史，还有集注起居。

集注起居，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注记，在西汉称为著纪，东汉称注记、起居注或注。两汉没有专门负责注记的官员，注记官仍然是兼职，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相关的官员写的，比如各级官员撰写的文书日志、相关官员撰写的活动纪实、地方郡国呈报的本地报告等。参与者上至公卿（如太尉府有长史记事、太常也有记事）、尚书令、侍中、御史中丞等重臣，下至郡国记室主簿、主记室史（主记）、上计掾史等员吏。内容、人员相当广泛。

这种记录就是由工作报告组成的“大数据”，尚无历史意识，更像是原始档案。我们可称为“甲类注记”。而负责注记的人员，其实称不上是真正的注记官。

另一种注记则是由史官完成的，西汉主要由太史令负责，东汉主要由兰台令史、校书郎负责。尤其是东汉，记录的多是皇帝（包括东汉实际掌权的太后）言行功德。与原始档案不同，这类史官完成的注记更规范、更专业、更有条理。

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班固完成了为光武帝撰写的《建武注记》。以此为开端，东汉历代皇帝都有史官撰修的注记。汉献帝的史官秘书监荀悦，在其《申鉴·时事篇》中就说：

安帝元初五年（118年），史官为邓太后撰写《长乐宫注》，又开了为太后、为活人写注记的先河。

总之，东汉时期的注记已经不仅仅是简单地记录言行，更不仅仅是原始档案，而是经过注记官的编辑加工，有一定的结构和规范，而且形成了为皇帝、太后修注记的传统。这种进化版的注记，我们可以称为“乙类注记”。

三国时期，魏、吴对注记也很重视。曹魏设立了专职史官著作郎、著作佐郎后，注记工作当然也随之归于著作诸官。《通典》卷21《职官三》载：

自魏至晋，起居注则著作掌之。

《唐六典》卷8《门下省》云：

魏晋已来，皆中书著作兼修国史。

东吴的左、右国史更是分工明确，右国史专门负责注记。

蜀汉既然有东观秘书的兼职史官，那么遵循东汉制度，这种兼职史官必然同时兼为修史官和注记官。也就是说，曾任东观秘书郎的陈寿，自己就是注记官，那怎么会说“注记无官”呢？

或许这里的“无官”，与“国不置史”的“不置”一样，都是指蜀汉史官制度的非专职性质。东观秘书郎只是兼职的注记官，并非专职；特别是，东汉“乙类注记”的传统蜀汉也没有继承下来。这与东观秘书郎是兼职修史官，都是东汉修国史的传统没继承下来是相通的。

如此，“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可以解释为蜀汉继承东汉史官制度，设置兼职的史官（兼有修史、注记职能），而没有像曹魏、东吴那样设置专职史官；蜀汉放弃了东汉修史与注记的传统，没有编修国史，也没有修撰乙类注记。

但这也只能解释陈寿在《蜀书》中，一面说蜀汉设有史官，一面又说“国不置史，注记无官”的矛盾；却解释不了“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亦即蜀汉史料相对于魏吴两国过于简略的现象。

看来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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