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局重塑！中国区域经济40年之大变局！

临近年末，大事不断。

第二届进博会开幕，领导人去年提出的几项关键任务，长三角一体化、科创板和上海自贸区新片区，都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另一件大事，就是重要会议发布的《重大决定》，涉及中国经济、社会制度、行政制度等方方面面，分量很重。

很多朋友期待对这份文件的解读，但说实话，很多东西不能说，也不敢说。

但船长关注的城市发展方面，依然给出了重要指示：

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实行扁平化管理，形成高效率组织体系。

这其中包含的两层意思，再次确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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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含义，“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尤其是中心城市的管理要更加扁平化。

字面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指的就是近些年来一些城市的行政区划更改潮，主要是撤县设区、撤县设市等形式。

当然，一些城市早已迈出了这一步。

2019年9月，浙江省龙港镇撤镇设立县级市；
2019年1月，山东省地级市莱芜划归济南市管辖，设立莱芜区；
2017年9月，山东省县级市即墨，撤县级市划入青岛，设即墨区；
2017年11月，福建省县级市长乐，撤县级市划入福州，设长乐区；
2016年5月，四川省县级市简阳，划入成都市代管；
……

笔者曾在《中国经济强大的秘密，藏在每一个县城里！》（点击查看）一文中提到，2016年时，中国共有945个市辖区，2019年时增加了18个；2016年时，县级市为361个，2019年时增加了21个。

而撤县设区，就是优化行政区划、扁平化管理的直接体现。

既然很多城市都默默在做这件事了，为什么还要在重大决定中强调？这背后还有两层意思。

一是，中央确定了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的战略方向，也才会在之前默许了许多城市的这一做法。

二是，中国很多中心城市的面积尤其是建成区面积太小了，与自身经济体量和地位不匹配。

比如深圳，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在40个大中城市中只比厦门大一些，建成区面积也只有总面积的不到一半，与其经济规模和地位是不匹配的。

比如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城市，其土地面积仅排在35位，而建成区面积占总面积的六分之一，与东莞、深圳差别不大，可想而知平均效益有多高。

于是，深圳向北扩充面积，“吞并惠阳”“吞并惠州”“吞并东莞”的声音，也不时响起。

此外，近些年迅速崛起的一些强二线城市的面积，比如武汉、郑州、南京等城市的面积以及建成区面积，都比较小。

而通过合并其他县市镇的物理模式，成为做大经济体量最直接的办法。济南走的就是这条路，再之前的合肥，也吞下了巢湖的三分之一。

此次重大决定中的这一提法，势必再次坚定一些大中城市的信心，未来或许还能看到更多的“吞并”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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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含义，再次确定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的核心位置。

而这一定调，已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3.0版本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1.0和2.0版本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如何淡出历史的。

区域经济1.0时代：1978-1994年，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总设计师的“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指示，政策、资金、人口都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故而称为“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

这个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有两个：

一是，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1979年深圳从宝安县改制为地级市，并成为经济特区之一，从此开启了中国绝无仅有的城市逆袭之路。

二是，在东部沿海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和14个开放城市。其中，1980年设立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1988年又新增一个海南。

又在1984年，设立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外商准入、金融优惠等政策，先进的制造技术，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等红利，纷纷流入东部沿海城市，大大加速了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从而让东部地区的经济率先发展起来。

广交会上琳琅满目的商品、义乌的无所不有的小商品、深圳的股票市场，都成为当时人们争相“东南飞”的目标，东部沿海可谓遍地是黄金，遍地是机会。

▲1988年，深圳股市狂潮

有数据统计，1978-1993年中国名义GDP增长了近9倍，其中东部地区的GDP占比从43.6%提高到50.1%，占了中国的一半之多。

但如此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很明显——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迅速扩大。1978 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是中西部的1.7和1.8倍，到了1993年则扩大到2.1倍和2.2倍。

不均衡现象越来越突出，发展思路不得不转变。

3

区域经济2.0时代：1995-2014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1995年之后，中央开始有意识的转变发展思路，从全力支持东部率先发展，转变为各区域协调发展的模式，开启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2.0时代。

先是在“九五”计划中，明确了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目标指引。此后，各个地区获得政策倾斜变得密集起来。

1999年，着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2003年，振兴东北战略提出；
2004年，中部崛起战略提出；

自此，中国被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每个版块都得到了相应的政策支持，并实行差异化规划发展。

三大战略的提出，确实提升了中西部的发展水平，尤其是基建投资、交通等方面的改善，最为明显。

在此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的政策事件，也成为不小的影响因素，那就是分税制改革。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重新划分，中央财政大幅度提高。而分税制带来的另一项改变，就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每个省份都上缴一部分资金，由中央统一划分。

当然，更多的资金给到了中西部省份，东部省份大多成为了“贡献省”。

区域经济战略2.0时代，历经20年，三大区域协调战略的提出，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有缩小吗？

答案是，并没有。正相反，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依旧在扩大。

▲图片来源：联讯证券

在全国GDP占比中，东部的占比一直在稳步提升，1994年之后便一直在50%以上；而中西部占比基本维持在20%上下，东北的占比则在2003年之后下降到10%以下。

而转移支付制度，不但没有缩小各省份差距，加上制度执行层面的不规范，也成为地区差距拉大的一大原因。

▲图片来源：联讯证券

2011-2016年间，只有9个省份是净上缴，除了辽宁其他8个省份都位于东部。有22个省份是净补助省份，都是经济水平不发达的省份，除了海南和河北之外，全部来自中西部。

而在人口流动上，中西部向东部流动，完全没有停下来的趋势。

在市场配置资源要素流动的规律面前，利用行政手段抹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再次败下阵来。

4

困局不能突破，只能再次转换思路。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3.0时代：2014年至今，区域中心联动式发展战略。

其实早在2013年，中央就有了转换思路的想法，即“一带一路”大战略的提出，国内设立多个节点和枢纽城市，与国内外城市联动。

之后，国家不再强调东中西东北大区块的战略，而是转向更精细化的经济带、城市群、都市圈，以及中心城市的联动发展。

以中心城市为排头兵，带动周边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都市圈/城市群之间再发生经济联动，从而产生规模效应。

这期间最明显的，就是国家对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政策红利的释放：

短短5年时间，国家就颁布了5个国家战略、4个国家中心城市、1个千年大计雄安，以及超过10个城市群规划的相关政策，可以确认，区域经济已经进入3.0时代。

尤其是在今年，对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重视，为此后的区域经济格局奠定基调：

2018年11月，中央巡视组对引领作用不强的济南、南京等省会城市作出批评；
2019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
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指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如果你对政策足够敏感，你会发现国家很早就直白的喊出来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是未来的重中之重！往大城市去！往中心城市去！

与2.0时代的四大板块协调发展不同，3.0时代突出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更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规律，也能再政策倾斜、产业联动发展上，做到更加精细化。

而在全球发达国家中，大都采用了这一模式，“集聚”和“非均衡”才是发展的主流。比如美国TOP25的大城市，创造了美国一半的GDP；比如日本，占国土面积不到3.5%的东京都市圈地区创造了日本 1/3 的 GDP。

这一规律放在中国，同样适用。比如近两年的“抢人大战”，大中城市吸引人才，与国家的新战略是相匹配的， 因此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制止。

观察这40年来的中国区域格局变化，不能说政策主导全部错误，只能说一种发展模式，只适合在一定的发展阶段适用。

比如在80年代，那时的中国经济必须找到龙头区域、龙头城市，探索经验，作出表率。而到了高度全球化的当下，市场的主导作用就必须显现出来，行政手段只能作为补充，这也是中国经济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另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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