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宁之战——中法战争关键一战，战后慈禧为何将军机处全班撤职

光绪九年，1883年，大清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大清跟法国在越南打起来了。

是的，中法战争爆发了。

起因是法国入侵越南，把它沦为自己的保护国。1881年8月25日，越南皇帝阮福昇和法国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意味着越南已被法国征服。

大清国是越南宗主国，法国的做法，当然侵犯到了大清的利益。

接下去，战争就扩大到了法国和中国之间。

两国从1883年12月开打，打到1884年3月，经过前期的数次战斗，法军把战线推进到了北宁。

北宁是北圻的门户，是越南清军主力驻扎地，是清军辎重转运地，也是最重要的据点。如果北宁丢失，身后的太原和兴化等地更难以防守，清军只能后退到大山里。

“北宁为北圻各省门户，最关紧要北宁为粮米聚积之地，北宁无事，谅山、高平各营随可驻扎。失北宁，则各营必须退扎关内，就粮内地。”

清军不能退，法军不会停，3月12日，北宁之战爆发。

战争是相当复杂的一件事情，许多人关心的只是结果，却忽略了整场战役从讨论到决策再到执行的整个过程。

战争的结果，其实都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

比如清军战败，就骂清政府昏庸无能，这是简单粗暴自下而上的倒推。清政府不是因为战败才无能，也难以因为战胜就中兴，如果要理解本质，应该自上而下来推，把里面的细枝末节弄清楚了，不用看结果，结果就已经出来了。

小院尝试从上而下来推演北宁之战的始末。

北宁之战前，朝廷已经就战还是不战争论了许久。

在最高决策层，光绪还没有亲政，决策的还是慈禧。但是，慈禧并不是皇帝，即使是皇帝，面对国家级别的战事，也要听取大臣们的意见，不可能凭个人好恶意气用事。

1884年，慈禧已经当政20余年，是个成熟的政治家，这种大事，她断然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关键人物有两个——李鸿章和曾纪泽。

也就是军事和外交两方面。

倚重曾纪泽，是因为他是大清国公使，驻扎在巴黎。但他和法国政府处得并不好，这时候已经借着出使俄国的机会停留在圣彼得堡，不肯再回巴黎。

指望曾纪泽和法国政府交涉这条路，短期难以见效。

那么李鸿章呢？

李鸿章并不主张对法国开战。

清流健将李鸿藻曾经建议慈禧派李鸿章督办越南事宜，从声望和能力上来看，李鸿章确实是最适合的人选，慈禧采纳，下了道谕旨给李鸿章，要将他调到广东，督办越南事宜。

...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应调何路兵勇前往，着该大臣妥筹具奏....

李鸿章推诿了事，断然不肯前去广东，他给军机处写信抱怨：

若以比人肃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清帅，殊为寒心。

李鸿章为啥不肯去广东呢，其实跟十多年之后的甲午战争里，袁世凯不愿处理朝鲜事宜是一个道理。他们都了解军队的实力，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不愿拿自己的前途冒险。

李鸿章也是这样，甲午时他也不想打，但北洋是他的，他不能不打，看看战争后李鸿章的结局就能知道，战败后，李鸿章被拔去顶戴花翎，剥夺黄马褂，一撸到底。

所以，不管是李鸿章还是袁世凯，都不肯答应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有人主和，也有人主战。

主战的是以李鸿藻、张佩纶、陈宝琛为代表的清流派。只要局势紧张，不管能不能打得过，清流派永远都是主战的一方。

要开战端，还有个绕不开的机构——军机处。

军机处的领班军机是恭亲王奕。奕支持李鸿章的看法，不愿轻易言战。但李鸿藻同样也是军机大臣，也就是说，军机处的意见也不统一。

这时候，另一个属国朝鲜也不太平，开化党发动了甲申政变，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急需应对。奕此时又多病，身体不支，其他几位军机大臣，景廉也多病，翁同龢有工部尚书的职务，还要教皇帝读书，军机上的事无暇参与，现在主要是靠年老的宝鋆和李鸿藻在处理。

所以，有个御史吴峋甚至上疏指责军机处全班大臣“枢臣皆疲老疲累”，也不是没有道理。

于是，慈禧又指派了醇亲王奕譞参与筹划。

在奕譞主持下，和战进行两手准备。

除此之外，还得看疆臣的意见。

在北宁之战前，清廷已经派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前往越南，秘密扶持刘永福的黑旗军，刘永福接受了清朝的任命，在纸桥和法军打了一仗，黑旗军取胜，法军指挥官李威利被阵斩，法军退入河内，越南的局面暂时好转。

另外，又有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都认为可以一战。

曾纪泽此时回到了巴黎，他也打回电报，认为不宜对法国让步。

这样，战和的天平显然倾向于开战了。

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刘永福就在山西之战中大败，黑旗军受到重创，山西被占领，黑旗军和清军退守北宁。

这时候，战和的动议又乱了。本来主张和议的奕在激愤的清流面前，反而不敢再提和谈，原本主战的曾国荃、翁同龢等却又主张求和。

不管怎样，战和还在同时进行。于是朝廷让曾纪泽和李鸿章继续和法国交涉，又将吴大徵派到广东帮办军务，派彭玉麟到虎门布防，又派左宗棠麾下的王德榜率领一支军队增援广东。

北宁之战前，决策层就这样在战和之间摇摆，始终没能达成共识，朝廷给前线军队下的命令是“严饬各军，力保完善之地，毋使再行深入”，“不准轻启衅端”。

这样模棱两可的命令，显然令官兵无所适从。因为你怎么去解读它，似乎都没有错。

决策如此，影响战争的重要因素还有将帅的能力。俗话说“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北宁前线的清军将帅能力如何呢？

我们可以把目光聚焦在几个人身上。

广西巡抚徐延旭，原本是广西藩司，因为有“知兵”的名声被清流所推荐，火速提拔为广西巡抚，出镇北宁。

可惜，“知兵”的徐延旭只会空谈。比如，到了1884年，西方枪支已经从火绳枪走过了燧发枪，发展到了线膛枪。徐延旭却还迷信于清军镇压太平天国时所使用的大号火绳枪——“抬枪”。（如下图）

并且盲目地认为，一支抬枪能抵得上法军数十门火炮的能力。

李鸿章看得很清楚，他提出警告“（徐）实不知兵，不知洋务大局，其言多不可信。”

徐延旭是清流推荐的人，警告被忽略了。

徐延旭是主帅，清军还有两位主将——黄桂兰和赵沃。

黄桂兰是广西提督，淮军将领。赵沃则原来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幕僚。这俩人都不是什么名将，靠着裙带关系一路升到统领的位置。

他们的无能，在之前的山西之战里就已得到体现。山西之战，战斗两天后，他们带领的清军连夜逃跑，黑旗军和越军也跟着撤退，第二天，法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内城。

前线将领没有得到批准擅自撤退，本该革职拿问，两人却和黑旗军互相扯皮，指责是对方先跑。竟然得以继续留任，统领北宁清军。

这就又涉及到黑旗军和清军的不和。

黑旗军并不属于清军序列，虽然首领刘永福接受了清朝的官职，但本质上还是一支独立武装。清军和黑旗军之前是对手，现在突然变成合作伙伴，心里上只是把他们当作利用对象，并没有真正当成自己人。

在之前的山西之战中，就因为谁先撤退的问题，清军和黑旗军互相指责，闹得很不愉快，还好有唐景崧从中周旋，才得以继续合作下去，不过彼此的裂痕短时间是不可能弥补的。

除了这些，更要命的是清军的军纪极差。

统帅徐延旭经常“饮酒至醉”，统领黄桂兰更是“日夜酗酒”“虽行辕装饰如粤东醮坛，而床第无乐，乃令越官征选土妓，每日三四十名，入供酣乐”。

有这样的将帅，手下士兵当然好不到哪里去，身处国外的清军近似于一帮土匪，“强占民房妇女为室者十占八九”，“粤军专以抢掳妇女，赴粤东贩卖为事，军中妇女多于勇丁，敌来即各顾家口溃退。”

清朝对越南原本是天朝上国，越南军民心里都偏向大清，看到天朝大军这样的军纪，不少越南百姓对清军的好感消失殆尽。

北宁前线军队，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备战。

3月11日，法军完成集结。

3月12日，北宁之战爆发。

明白了战前的态势，战役的过程其实已无需细说。

当天，北宁就失守，清军和黑旗军退往谅江、太原。

北宁战败，北圻的大门就此洞开。正如战前所推演的那样，15-19日，法军再次进攻，谅江、太原、兴化相继丢失。

结果正如开头所说的“失北宁，则各营必须退扎关内，就粮内地。”各军只得退往山区，到4月初，红河三角洲全部重要城市全部被法军占领。

北宁之战影响重大，慈禧借此撤换了军机处全班。

其中，奕“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是“原品休致”，李鸿藻和景廉则都是降二级调用，翁同龢是“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

撤换整个军机处，这在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以来，只发生过一次。但那次情况不同，那还是辛酉政变时候，政变成功导致以肃顺为首的军机处被全班撤换，或杀或贬。

这次全班撤换，堪称举朝震动。

以奕为首的军机处，在法军入衅到北宁之战的过程中表现得极为不得力，没能帮朝廷分忧解难。作为领班军机的奕刚过50岁，已经意气消沉，再也没有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鬼子六”的神采，慈禧对他深为不满。

但如果只是单单撤换奕，恭亲王的面子就极为不好看，在同治四年，奕就被撤过一次，那次就是一个人，结果他被复用后变得瞻前顾后，万事小心为上，再也没有了锐气。

如果再次撤掉他这个领班军机，而不动其他军机大臣，所有人都会认为慈禧是针对奕，这对他极为不利。

本身军机处几个大臣也已年老多病，不堪重负。所以，照顾到奕面子，干脆换掉整个军机，不至于把焦点全部集中到他身上，这是慈禧的考虑之一。

北宁之战失败的原因和之后的发展

北宁之战失败的原因，是自上而下的。清政府决策层对战和始终拿不定主意，一直在徘徊观望中。既期待刘永福的黑旗军能够单独打退法军，又指望通过外交手段能消弭争端。

决策层的意思体现到前线，就是清军的无所作为。有朝廷严令不得擅自进兵，看上去是不一定打得起来，也就乐得在当地花天酒地。

清军与黑旗军的不和，又是另一个大问题。对清军来说，黑旗军久居越南，他们才应该是抗法的主力，黑旗军又不忿于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两军彼此扯皮，无法合作。

此外，以上原因加上清廷用人无方又导致前线军队军纪败坏，缺乏战斗力，局面更加雪上加霜。

以法国单挑当时的大清国，虽然海军无法跟法国抗衡，但如果众志成城，清军在陆地上还是可以一战的。

北宁之战后，清廷对于是战是和还是举棋不定。先是派李鸿章为代表议和，随后又在观音桥与法军交战。于是谈判破裂，战端再起，法国舰队虽然全歼了福建水师，却在攻打台澎时出师不利，屡遭挫折。

后期陆战，清军在冯子材指挥下取得镇南关大捷，随后乘胜追击，7天内已经反推回越南境内，集结兵力准备进攻河内。法国茹费理内阁甚至因为战事失利而垮台。

士兵还是那些士兵，只是因为更换了将领，就爆发了战斗力，那么试想，如果来自顶层的支持更加有力，结局是不是更值得想象。

战场上的胜利却成了谈判桌上的砝码，中法还是达成了合约，清军撤退，让出越南的宗主权了事。

所以之后左宗棠对李鸿章签订的《中法新约》十分不满，甚至说“对大清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

当然，李鸿章这人很复杂，通过一两件事去评价他是不完整的。但仅就中法战争而言，李鸿章本来还可以做得更好。

这真是一场奇怪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