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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农村商业银行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引起监管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农村商业银行是支持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最大金融机构，更重要的是农村商业银行处于转型、规范和严格监管的关键时期。
那么，农村商业银行目前出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四大原罪：
第一大原罪是多级银行体制表现为小而散、多而乱
农商银行是最具“小而散”特征的一类银行业金融机构，这种特征决定了农村商业银行出现的多而乱、小而散的特征。
从数量看，农村商业银行数量众多，在2018年458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农商行约1450家，吸纳就业人数超过60万，与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分别吸纳就业人数为165万、50万和45万相比，仅次于国有大行，甚至多于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2019年6月末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4597家：农村商业银行1423家，农村信用社782家，两项合计2205家，接近整个金融法人机构的近一半。
但在这人数众多的背后，却是农村商业银行三级管理体制的弊端，即目前的农村商业银行是省级、市级和县级农村商业银行并存，因此大的农村商业银行已经形成强大的规模如5000亿元以上的有5家，总资产规模：千亿以上农商行35家、500-1000亿元的农商行23家，而大量的小农村商业银行则仅有几十亿、上百亿的规模。
而三级农村商业银行都是独立法人机构，互不隶属，虽然都叫农村商业银行，但法人体制上却难以形成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的合力。
关于农村商业银行的具体问题可以参考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的考察报告
第二大原罪是管理体制出现多位和错位，农村商业银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向谁负责的问题
我国的农村商业银行一直是以地方为主导、省级信用联社行业主管和法人体制股东管理的三重管理体制中摇摆，并从而形成了农村商业银行引人关注的农商行管理体制的深层次问题：行业主管和法人治理到底谁应该优先？农商行的经营管理到底对谁负责？
从历史的沿革看，农商行高层管理人员一直是省联社调配，特别是省联社的体制改革弱化经营以后，省联社的主要职责就是管干部、控风险。而农商行改制以后成为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商业银行，银行的法人治理就与省联社的行业管理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股东利益就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利益产生了冲突，省联社与改制后的农商行特别是有了一定规模和相对成熟的农商行在财务、人事等利益方面之间的博弈就不可避免。
更重要的是，农村商业银行管理体制上不仅有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的成分复杂，农商行的民营背景强于国有行、股份行和城商行，与民营企业的好坏关系过于紧密。目前民营资本控股的银行业机构数量超过3000余家，其中民营资本在股份行、城商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的比例分别超过40%、50%和80%。所以民营企业与民营银行的经营过于密切并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
第三大原罪是农村商业银行曾经的行业自律和野蛮生长后遇到监管从严的发展天花板，从而失去了发展的方向感
2017年从严监管以来，农村商业银行也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截止2018年12月29日，银保监会2018年已开具3718张罚单，其中农村商业银行共收到740张罚单，涉及200家银行，如果加上农信社收到罚单320张，合计1060张罚单，占全部罚单数量的28.28%。
2019年8月在银保监会发文强调高压监管的第二天，农商行系统在一天密集收到14张罚单，包括紫金农商行在内的7家银行及相关责任人被罚，罚没总额超过600万，部分银行今年已是数次受罚。包含一家上市银行（紫金农商行）、一家地级农商行（鄂尔多斯农商行）以及五家县级农商行/农信社——内蒙古的陕坝农商行、科尔沁右翼中旗农信联社；四川的凉山农商行冕宁支行；江苏的大丰农商行和沛县农商行。至少7名相关责任人员被处于5万到6万元不等的罚款，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张增强被禁业三年。处罚的主要原因是违规放贷。
在这种强监管下，以前农村商业银行发展的三靠模式即靠地方政府、靠股东、靠同业合作的现状难以为继，支持农村经济的要求、当地经济的自然状况与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要求出现一定的偏差。这导致农村商业银行业务违规成常态、违规放贷成为规范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四宗原罪是农村商业银行高管的频繁变动导致员工的不正常扩张和较大的人员流动性
银行的业务快速扩张时期必然伴随人员的快速扩张，机构的快速扩张也会必然导致人员的快速扩张，从而支持银行短期内的业务快速发展。
农村商业银行则不同，人员的快速扩张是由于高管变动的频繁，由于高管变动的频繁和不确定性导致人员的快速扩张。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农村商业银行的主要高管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省信用联社；二是地方政府；三是股东单位。无论怎样都具有空降的性质。
不但每一任高管的任期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任期的目标和发展战略也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每一个空降的高管都带来一个新的业务设想和思路，虽然我们毫不怀疑这些业务的设想和发展思路完全是出以公心，完全是出于对银行发展的考虑，但这种战略的调整和思路的调整对一家银行却都是一种震荡。
更为重要的是，每一任农村商业银行的主要高管的思路调整和业务框架调整却都需要相关的人员和能理解的人员去完成，客观上每一次高管的调整都会带来大量的中层和员工的增加，甚至还会导致大量的高管调整，这几乎成为一个银行定律。
但随着每一个高管的离职却可能导致两大结果：一是大量的精英和中层的流失，从而引发银行经营管理的动荡；二是大量地沉淀一些一般员工，精英员工可能会流失但一般员工就没有那么容易，特别是市县两级农村商业银行员工的流失能力有限，从而导致人员的大量进入和沉淀。
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突破和解决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体制“天花板”是目前必须解决的难题和问题，只有解决了上述原罪才能真正确保农村商业银行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作者：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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