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作为多民族、多语言的分布区域，其民族语言人口的结构十分复杂。从中亚地区的人口数量看，第一大语言群体是讲突厥语族诸语言的各民族，即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等，其人口占据中亚地区居民的大多数。第二大语言群体是讲俄语的斯拉夫语族诸民族，即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等，约占该地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各国境内均有分布。第三大语言群体是讲波斯语族诸语言的各民族，包括塔吉克人、库尔德人、俾路支人、帕米尔人等。第四大语言群体是不同时期从各地迁徙或被驱逐至此地的使用不同类型语言的民族，主要有德意志人、朝鲜人、东干人、希腊人、车臣人、亚美尼亚人等。另外还有极少数原住或非原住民族群体，他们承认自己是所在国主体民族的一部分，认为主体民族语言是自己的母语。但是，在苏联解体前，俄语已基本成为所有这些民族的共同语言。
20世纪80-90年代，在苏联解体前，中亚各国就已经开启主体民族国语化的进程。苏联对本地区的控制力和凝聚力开始下降，各国纷纷通过立法形式谋求本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见下表)，这项改革一直延续至今，并逐渐被视为“亲西方”或“去俄罗斯化”的政治象征。但由于中亚各国内部民族众多且历史变革较为复杂，主体民族语言和俄语长期处于并行的状态中，只能采取渐进式的语言改革策略，从而使语言兼具政治功能和交际功能的二元化特征。
独立前后中亚五国语言立法概况
但是，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推行国语的实践表明，要立即让主体民族语言真正成为国语并不容易。其原因在于:
第一，本国内各语言发展不均衡。享有国语地位的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塔吉克语、土库曼语和卡拉卡尔帕克语，不管是从语言的内部结构与功能发展水平上看，还是从语言的社会基础和交际空间上讲，都无法在短期内承担起国语所应有的作用。由于苏联解体前当地的官方语言已基本呈现彻底“俄语化”的倾向，民族语言急剧萎缩，因此，当地主体民族语言既缺乏科学技术方面的专业术语，也没有发展什么完善的修辞体系，更谈不上语言的规范化。虽然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汉斯科恩(Hans Kohn)和路易斯斯奈德(Louis Snyder)都将语言提升到民族身份主要支柱的高度，但事实上，语言教育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短时间内很难收到显著的效果。独立的中亚各国在对待语言方面都显得过于急迫。不当的民族语言政策很有可能导致民族间纠纷和矛盾的产生，进而不利于国家的政治文化建设。
第二，语言背后附着的政治价值。将某一种语言定为国语后，就意味着将那些使用其他语言的人排斥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之外，长此以往，社会便由于语言问题被区隔为两个互不交流的群体，一旦国家无法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平衡两个群体的地位，就会演变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因之一。而当国家试图消除语言差异，将多数人的语言强加于少数群体时，语言就会成为分裂而不是统一的因素。在促进语言同质化的国家中，讲非主体语言的民众经常会发现他们被排除在诸多经济活动之外，而讲主体语言的大多数人更容易获得财富和经济机会。在国家通过法律形式把本民族语言定为国语，同时不遗余力地把大力推广和普及国语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情况下，中亚各国国语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图书出版、大众媒体、官方交际等诸多领域的使用范围明显有所扩大，而俄语在这些领域的功能则相应地有所下降。
文/董天美 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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