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韩论”的背后，隐藏着近代日本怎样的发展逻辑？

明治维新在日本历史上可以说是改变国运的一件大事，是日本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重要转折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东亚先后击败中国、俄国等东亚主导者，跻身于世界一流国家之行列，成为世界格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日本明治维新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不仅对日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改变了亚洲格局的走向。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将整个东亚国家拉入战争和苦难的深渊，而这一切的思想根源来自于明治初期的“征韩论”。

“征韩论”是明治初期由西乡隆盛等日本士族军国主义提出的侵略朝鲜，旨在以武力打开朝鲜的大门，实现日本富强的政治主张。在这种主张的影响下，日本将侵占朝鲜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逐渐走向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旨在占领中国的大陆政策并向“大东亚共荣圈”嬗变，潘多拉的魔盒被彻底打开。本文将从“征韩论”入手，浅析日本“征韩论”形成的原因，探讨“征韩论”的实质，并带来自己的总结和反思。

明治初期“征韩论”的形成

早在幕府末期，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家吉田松阴就主张以讲“信义”的名义屈从欧美，同时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提出了“征韩论”。但是当时的日本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饱受西方列强的压迫，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征韩论”暂时被搁置。明治维新时，“征韩论”再次被提上日程，并且随着西乡隆盛留守日本，在1873年达到最高峰。

（1）“征韩论”的思想根源

日本神话以及古代传统中的“古代日本曾经统治朝鲜”一说，长期影响着一部分日本人的“朝鲜观”，并且发展出了“朝鲜则素戋鸣尊所经历之地，鸣尊则三韩之祖”；“日本神与天皇统治朝鲜”；“朝鲜国王与贵族服属于日本”等一系列的传说，在日本历史中得到流传。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曾统治朝鲜这一潜在的传统意识，在日本人心中逐渐膨胀，转换为对朝鲜的蔑视。山鹿素行在《武家事纪》中写道：

“秀吉晚年征伐朝鲜，其勇略冠于古今。盖朝鲜为本朝之属国屏藩，往古神功皇后征伐三韩以来，历代记录皆明载其制。其后本朝王威衰落，武家尚未如今之化沾四海。由此朝鲜对本朝亦久绝朝贡，其后声称仅修邻交之好。”

山鹿在言语之间不仅理所当然的将朝鲜视为日本的藩国，还夸大了丰臣秀吉的侵略战争并为之披上了合理化的外衣，其中极力宣扬了对朝鲜的优越感以及对朝鲜侵略扩张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

（2）转移内部矛盾的现实需求

18世纪末，随着德川幕府体制矛盾的日益激化，作为幕府统治支柱的武士丧失了生活来源，大量的农民破产，动摇着日本国内的统治基础。而在此时，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了朝鲜的大门，不平等条约对于日本的束缚，使得一部分幕府思想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日本人的朝鲜观开始具体的形态上升到国家对外政策的高度。

在幕府的统治下，日本既没有实力有没有能力和西方列强对抗，因此日本早期的民族主义便转换为了侵略扩张的思潮，而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一衣带水的邻国朝鲜，提出了“征韩论”，用以补偿西方侵略带来的损失。林子平在《海国兵谈》的自跋中写道：

“予著三国通览，明确日本之三邻国朝鲜、琉球、虾夷之地图，意在以日本之雄士、兵入此三国时，刻记此图以资应变也。此海国兵谈亦在彼三邻国及唐山（中国）、莫斯哥维亚（俄国）等诸外国海寇来（犯）时，为防御之术易详悉之。”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日本部分思想家已经考虑到了“征韩”，到幕府末期，日本的国内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征韩论”更加明确。日本上层笼罩着一股侵略朝鲜的氛围，部分政治家甚至把这看作是日本从朝鲜那里获得补偿，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方法。这一时期的思想给明治初期的“征韩论”者奠定了思想基础以及理论依据。

（3）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

在探讨“征韩论”形成的内在根源的时候，不得不聚焦于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主义。近代以来，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路径，一种是从“国家”到“民族”，一种是从“民族”到“国家”。前者以英国为代表，即民族国家形成后带来整个民族对于国家的普遍情感；后者以德国为代表，即先形成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共同情感，在此基础上形成民族国家。

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其独立的特色，面对外来侵略，统治者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建构起民族的文化认同，因此只能借助于某种信仰来建立民族国家，而神道教便成为明治政府恢复皇室权力和统一的工具。在此过程中，日本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排他性以及扩张性，王权和神权的结合又赋予了天皇极大地权力，日本的外扩思潮便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与此同时，随着明治维新的展开，不可避免的带来利益的争夺以及阶层的斗争，而在日本社会，核心问题在于武士阶层。武士阶层曾经是倒幕运动的核心力量，而明治维新的浪潮则不可避免的冲击着他们的封建特权，引起了他们的对抗和不满情绪。一部分士族军国主义集团的代表人物如西乡隆盛等为了保护武士阶层的利益，将他们的不满引向民族情绪，并通过对外战争来发泄这种情绪。

“征韩论”的实质

日本自“黑船事件”以来，便受到西方国家的压迫与凌辱，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曾经的老师中国也受到了西方的冲击。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能够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的富强，是日本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在来自外部的压力之下，日本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并在政府的引导下变得畸形，转换为武力征服和统治世界的对外扩张思潮，企图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

“征韩论”向“大陆政策”的嬗变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经济蒸蒸日上，在各领域的革新也逐步取得效果，由此日本开始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20世纪初，日本在先后击败中国和俄国后，取得了东亚地区的主导权，并逐步废除和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跻身列强之列。一系列的赌徒行为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收益，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国内的对外扩张主义，整个大和民族也陷入了狂热。基于称霸亚洲的野心，日本提出了“大陆政策”，早期的“征韩论”向“大陆政策”嬗变。

（1）民族主义发展的隐秘逻辑

日本近代国家，其基本原理即以天皇为核心，天皇、国家、民族与个人的高度一体化，即所谓“天皇制国家”。可以说，这就是日本近代最初形成的民族国家，而为其提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就是日本近代最初形成的民族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构建，是通过政治精英借助祖先神话和文化信仰对“民族传统”进行“发明”，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的，是一种由文化民族主义和神政外壳共同构成的民族主义。天皇居于这种民族主义形态的核心和顶点，天皇制则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寄寓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发挥凝聚群体作用的基础之一是它强调群体的“同质”，而这种强调必然也意味着对“非同质”的排斥。因此，民族主义思想在作用于某一群体的过程中可能导致对本民族外群体的排斥，在思想和行动上敌视其他民族，更有甚者则会在对内层面上表现出对个体需求的漠视甚至是有意识地扼杀，要求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于国家集体利益等现象的出现，这实际上就是“极端民族主义”。

（2）日本军国主义逐渐走向狂热

日本近代外扩思潮是和军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军国主义在日本的确立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一方面，天皇制的确立促进了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勃兴，为军国主义的成长和壮大提供了养分；另一方面，神道教所宣扬的“神国主义”、“圣战”等思想内容成为宣扬军国主义的工具，二者的结合使军国主义广为传播并深入到日本民众的心中。

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通过对武士道内核的改造，将其武家伦理转换为对天皇的无条件信仰，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的结合，最终将日本国民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日本的民族特性给军国主义打上了深深地烙印，多岛的地形不仅使得大和民族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还形成了自高自大，容易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在此影响下，日本人形成了“日本中心论”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本身就具有扩张性质。随着日本击败中、俄两国，其野心越来越膨胀，最终由“征韩论”转向争夺对于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主导权，而对外扩张超过了日本能够控制的边界，人心不足蛇吞象，军国主义最终反噬了整个日本。

“征韩论”对近代日本影响的双重性

“征韩论”是明治初期对于日本发展战略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主张，通过侵略朝鲜获得补偿而实现富强。由“征韩论”引发的内治派与征韩派的争论，表面看是关于征服朝鲜立场的争论，实际上则是两种不同的近代化路径。体现在日本发展战略上，则是“内政优先”还是“侵略优先”的不同抉择，随着“征韩论”的破产，日本开始了“内政优先”的近代化历程。而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征韩论”虽然流产，但最终成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思想源泉，并逐渐引导日本走向了法西斯主义道路。

（1）“征韩论”对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抉择的推动

“征韩论”破产后，日本开始明确国家发展路径并开展“脱亚入欧”的现代化运动，而在此期间领导日本明治维新并将日本带上正确改革方向的，正是大久保政府。征韩派在失去了天皇的支持后，纷纷请辞退出政府，内治派重新掌权，政府内部实现“换血”。

大久保政府执政期间，确定了殖产兴业的方针，确立了日本资本主义工商业正确的改革发展方向，将日本带上了富强的道路。在经济上，他把官员视为经济开发的主导力量，运用政府的奖励使人民致力于工业，他说：

“戊辰年间，皇运兴隆，维新成功，数百年旧弊一扫而空；近来，又广泛借鉴海外各国经验，外交内政始具规模，文物制度也日新月异，上下团结一心，皆孜孜不倦。今日我国形势已渐巩固，保护人民之制度逐渐就绪，一切焕然可观，国势已于七年前不可等同观之”。

大久保政权的建立在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改革方案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使日本逐渐走向了富强。在大久保执政期间，所制订的改革发展措施符合当时日本的国家利益，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使得日本逐渐实现了现代化。因此，“征韩论”对日本国家发展战略选择客观上发挥了推动作用。

（2）“征韩论”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思潮的思想来源

“征韩论”所表现出来的是民族主义以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重要萌芽，显示出明治政府欲以武力“布国威于四方”的企图。征韩论与日本近代的外扩思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思潮的发展规律是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体，即从“征韩论”到“征满论”到“征服中国论”，再到“征服亚洲论”，这个发展规律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实践相适应，是“大陆政策”等侵略政策制订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是各个阶段侵略行径的先导。建立在“征韩论”基础上的日本外扩思潮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扩张目标的明确性和连续性。即沿着朝鲜到“满蒙”再到中国，最后直至整个亚洲这一侵略路径不断地发展以及深化。

二是扩张思潮的先导性。不论哪一个思潮都是先于其政策和行为而出笼，并动员一切力量为之摇旗呐喊，制造强大的社会舆论以推动侵略政策的制订和侵略行为的实施。

三是全民狂热性。即一种侵略主张一旦出现，几乎立即成为全国朝野上下的共识，并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特别是军事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狂热地追求该目标的实现。

结语

“征韩论”在日本的诞生不是偶然，而是由其民族性格以及社会环境所决定的。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日本迫切的需要某种方式打开困顿的局面，是对外侵略以实现富强还是先富强再实行侵略，是内治派和征韩派争论的核心议题，其实质上是两派关于日本近代化路径的选择。内治派的获胜标志着日本政府确立了“内政优先、侵略次之”的道路，明治维新后，日本在短短数十年间走上了富强的道路。

“征韩论”虽然破产，但是其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却一脉相承的延续了下来，最终在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极端民族主义的作用下，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将整个日本绑上了战车。民族主义推动军国主义走向狂热，日本接连发动一系列战争，原来的“征韩论”也向“大东亚共荣圈”嬗变，将大和民族推向无底的深渊。

参考文献

《日本近代史》

《菊与刀》

《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开国五十年史》

《日本明治维新》

《明治初期的日本外交政策》

《近代日本的立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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