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外卖小哥，没人了解北京凌晨的所有秘密

催得最急的一个订单发生在这个秋天一个周六的凌晨。一点刚过，一位顾客在711下单了一盒避孕套，没过十分钟，外卖小哥马小东就接到催促信息，一分钟一条——

“亲，能快一点吗”——

“兄弟，来了吗”——

“亲，麻烦快点”——

马小东加快车速。五分钟后，他敲响了顾客的门。这单派送他被奖励了一个两块五的红包。

马小东30岁，个头敦实，皮肤粗黑。他是美团的夜班专送骑手，每天23点开工，早上7点收工。他见过了400多个北京的凌晨。多数时候，这些夜晚很寻常，一个单子连着一个，直到天亮。但有时，穿行城市的毛细血管，骑手们会发现专属于夜晚的隐秘，欲望，狂欢，温情和眼泪。

零点过后，2000万人陆续睡去，高速运转的北京放缓节奏。它像一卷磁带，翻过白天的喧嚷，来到夜曲时间。

深夜隐秘故事

一个凌晨四点的跑腿单要求一位骑手爬八层楼，将一户人家门外的垃圾扔掉。他瞅了眼，袋子里码着锅碗瓢盆和生活杂物，还有一大幅结婚照

寂静通常是被一声叮咚响打破的——

“您有新的美团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十多分钟后，一道黄色闪进凌晨的餐馆和便利店，取走订货，跨上电动车，“嘟——”，飞驰，驶入夜幕。

长得俊俏的骑手有时会在深夜不知所措，女顾客主动索要微信号，他们脸红得不敢给。

更多时候，黑夜会放大恐惧。一个配送费十六元的订单，从京深海鲜市场出发，骑手按电话指引，来到东方医院太平间门口。

“送进来吧。”电话那端要求。

“我……不太敢。”骑手支吾，不迈步。

订餐人走出，告诉骑手，自己是一名入殓师。

黑夜的暗影吓不到马小东。他长在青海湖边，那里的夜清冷而辽远。他主动选择上夜班，因为天生怕热不怕冷，夜里的风灌进衣袖，像回到家乡，减少一些此身如寄的孤单。一天夜里，他刚到达中日友好医院的大厅，一辆担架车呼啸而过，几个护士急匆匆护送。担架上一片白茫茫，被面隐隐现出人形轮廓。

马小东像撞进了一个悲伤的深夜剧场。痛哭声随后响起，飘荡在整个一楼。

“跑大夜什么都会遇到。”说话时才凌晨一点，北京的夜还没冷清，马小东和其他夜骑手又聊起长沙一位美团骑手更离奇的深夜遭遇——一个姑娘点了“口味虾”外卖，骑手摸黑配送，竟摸进了深山。姑娘在殡仪馆拍纪录片，夜里肚子饿，试着叫了外卖，没想到真有骑手接了单。夜黑山深，两人大喊“口味虾”找寻方位。

他们笑作一团。这比北京的夜晚有意思。

负重的人们彼此善待

今年四月的一个凌晨，28岁的美团外卖骑手张建国被一个跑腿单子召唤，在世贸公园旁的一个小区花园里，陪一个年轻的姑娘聊了三个小时的天

外卖小哥的生活大多时候缺少变奏。白天，马小东是北京五万名骑手中的一个。他们默默无名，只是一道黄色身影，标配着一样的黄色的头盔、工服、配送箱和电动车，流布于城市的人群、车流、商厦、食肆、小区和学校，连皮肤也类似的黝黑和粗糙。

到了夜晚，人潮退去，还没睡去的外卖小哥的面目清晰起来。和平街北口的24小时麦当劳的夜班店员习惯了青海的马小东、北京土著张立德、黑龙江的王铁柱和河北的赵二虎每个深夜从这里进出。这个固定的夜班搭子以这里为据点，等单，派送，返回，再等单。

一个在北京跑单三年的“老骑手”，一天跑单十七八个小时，一个月赚到手上万元。有老乡抱怨辛苦，他安慰他们，路上的骑手同行，有五十岁的大娘，有身高不足一米的侏儒兄弟，所有人都在为生活打拼。“老骑手”今年三十三，家里两个娃，他想攒下钱，在县城买一套九十平的房子。他觉得自己还能送三十年外卖，干到退休。

凌晨订外卖和生产外卖的，也都是负重前行的人。方庄一带接收了全北京最多的凌晨外卖，那里小区密布，住着不少加班晚归的年轻人。“看起来不是刚加完班，就是深夜还在赶材料。”疲惫一眼可以戳破。

工薪族青睐能填肚子的加餐。北新桥一家叫“深夜食堂”的店，主打面条和炒饭，在凌晨畅销。而在遍布美食的不夜街簋街，外卖销量最高的却是一家手擀面店。

凌晨的加班外卖集中在住宅区、医院、高校和一些写字楼。长年夜送的骑手最清楚，到了凌晨还点外卖的大都是创业公司。有一位骑手在凌晨三点敲开建外SOHO的一个小公司的门，逼仄的房间里挤着满脸疲备的年轻人，堆着服装废料，居然还养了一只狗。更豪华的国贸一带，大公司的人群在晚上八点后就散去了。凌晨外卖被送往这里的大厦保安、物业人员和只能凌晨开工的装修工人。

送到医院的订单，即使到了凌晨，有时仍见不到主人。医护人员无暇接过一份迟到的晚餐。而更早前送到的午餐，有的直到夜深也无人问津，堆在前台发冷变硬。

只有夜骑手知道在哪个隐蔽的角落能找到凌晨还在劳作的外卖档口。一家24小时营业的牛肉汤店隐藏在朝外北街一座商厦地下。如果取单的骑手饥肠辘辘，老板会以10块的价格卖给他们定价25块的套餐。他用“命运共同体”解释这份体恤。他在北京打拼了13年，当过调酒师，卖过小吃，开过酒吧，知道异乡漂泊不容易。

当骑手的第一份“不容易”，是迅速熟悉异乡每一条无名的胡同、断头的小路和幽深的秘径。每个骑手心里都藏着一个名字——一栋楼，一个小区，或一条路，通常是他们第一次配送超时的，打了很多转找不到的，或者是深夜里被困厄住的。

一个凌晨的三点，在那家深夜麦当劳，赵二虎说起四月才送了670单。他发愁赚不够四千块钱，不好意思休假回家。没人搭话。过了半晌，王铁柱打开手机，对地图搜索下指令，“沧州——赵二虎的家乡河北沧州离这里多远”。

“嗨，只有两百公里。” 一口东北腔故意扬高声调。

赵二虎被逗乐了。

王铁柱的家乡黑龙江绥化距离这个麦当劳1300公里，也不算远。再过三个小时，他的女儿就醒了，在她上学前，他还可以和她打一通视频电话。

来北京前，王铁柱辗转跑过北方的各大工地，装拆塔吊。这份活他沉默地干了十一年，工资不差，却凶险得多。有一次，缰绳松脱，重钢砸死了他的一位同事。

三点是整个凌晨最难熬的时候。气温降到了一天中最低。即使已到初夏，骑手们在7摄氏度的室外飞驰时仍然要裹紧一件棉服。过了这点，单量开始大幅下降，隔半个小时才蹦出一单。夜色投下阴影，马小东和同伴们倦态浮现，打起了盹。

走夜路，放声歌唱

他停了电动车，报了警，陪着老人等警察到来，耽误了两单配送。但老人躺在他的臂弯里时，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位在夜间守卫这个城市的超人

凌晨在北京不睡的人，多数来自特定职业，比如值班的医生，看门的保安，开卡车的司机和清运垃圾的工人。骑手是深夜的新鲜人。2013年，美团开设外卖业务后，一道接一道黄色开始在北京的夜间游窜。

更早的时候，骑手们从深山、矿区、高原的故乡出走，涌向沿海的工厂。他们熟悉的事体，也由田间的谷物、地头的黍麦变为流水线上的钢丝和螺帽。

等当了骑手，都市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群乌泱，要熟悉和认同它们，困难得多。数据显示，美团31%的骑手来自去产能产业工人。

19岁的刘小春刚来北京，孤独得很。凌晨一个人配送时，他喜欢爬上刘家窑天桥，停下车，哼起歌——

“我只有一个二轮车 行驶在这城市的角落。二轮车上有个座，座上放了个聚宝盒……二轮车子转呀转，聚宝盒里也满了餐，烧饼馒头汉堡薯条，可是他们全都不是我的”。

“北京也不是我的。”凌晨的天桥视野广阔，眼底车流稀疏，灯影黯淡。刘小春有时会想起家乡山谷里静默的夜，一推门，他就能听到风吹稻谷，声浪温柔。还有他打工过的南方海边，那里的夜，有风儿轻吹，浪声满袖。

唱的歌是专门写给外卖小哥的，他学过。有个秦皇岛的美团骑手，唱歌好，上了央视。刘小春被邀为伴唱。那是他迄今的人生中难得的闪着光的时刻。

刘小春喜欢深夜放歌。他15岁辍学，出社会，去了东南沿海一个渔镇的海产品加工厂。在厂里结交了一群朋友，下了工就疯耍，跑到海边唱歌，录视频，上传网络。

但到了北京，他交不到什么朋友。这个城市节奏太快了，连在工间录视频唱歌直播的骑手都找不到几个。

刘小春不想成为孤岛。配送间隙，他会拍短视频，对着镜头说，“今天把餐送错了，赔了商家20块”或者“今天跑了20多单，挣了170多块”。妈妈是他的粉丝，一天看几遍他拍的视频。但他从不向妈妈说在北京的不容易。有个晚上，他为了送一个跑腿单，骑电动车从方庄到通州，耗尽了所有电，找商铺充了两个小时电才回了家。

他也不会告诉妈妈，那个冬夜苦寒，冷风像刀子割着他的脸。

刘小春是四川人，天生乐天，干什么都不觉得苦。每个月发5300元工资，他寄回家5000元。他的父亲生病卧床，母亲在成都打工，弟弟才上五年级。他是养家的主力。每个月在北京租房和吃饭花800元，都靠送外卖一单单攒。

这个春末的一个凌晨，刘小春送完单后，在快手上发现了两个也爱直播唱歌的同行。他骑着电动车从王府井出发，一路飞驰，远离灯火辉煌的北京内环，在十公里外的十里河立交桥下，找到了可以放歌的现场和同伴。

他说起一个白天，他在上完大夜后继续送单，一个老头子的电动车撞上了他。他未言语，老人就抓着他，说被他撞了，让他赔钱。马小东被围在中间，路人指指点点。后来，他的站长赶到，帮他哄赶人群，“你们不去碰瓷富人，为难外卖骑手算什么，这不是欺负弱者吗”。

骑手们可不认为自己是弱者。他们中不少负债的，赔了生意，欠着三四十万块钱。同事们不便多问，私下都佩服他们。人生总有起落，落到了底，靠自己双腿扛起责任，还是一条汉子。

那些养家的，治病的，盖房的，都是汉子。一单接一单配送，攒钱，生活总有奔头。

天越来越亮。男人们更放松了些，他们说起向往的生活——张立德刚找了个女朋友，他想给她个家。王铁柱也想买套房。单身汉赵二虎、马小东和张建国都想成家了。刘小春希望妈妈可以少辛苦一些。

七点了，北京城重新吵嚷起来。街巷间又流动起一道道黄色。早餐配送开始了。马小东终于可以下班。“嘟”——黄色电动车刚发出声响，马上被车流声吞没。他越骑越远，驶进了大片霞光。

文章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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