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第奇家族才是“山寨之神”！由仿而造，瓷器、漆器在欧洲兴起？

17前后世纪的西欧，处处洋溢着东方风情。奢华的府邸装饰着花鸟壁画，漆柜上摆着蓝白色系的青花瓷；金发女子穿着刺绣或印花的长袍，绅士们饶有兴致地品尝陶瓷杯碟中的茶饮。这一切，代表着一个艺术时尚的开端——中国风。

那时，西方的王室、贵族，无不怀着热忱的心情翘首东望，等待自远东归来的商船。东方神话的积淀与航海贸易的发展，让欧洲人对所有的中国物品深感好奇。特别是那些具有艺术价值的生活用品及装饰物，更是价值连城的珍宝。

这不仅促进了远东贸易的繁荣，也令欧洲本土的手工业艺人迅速转型。或有意或无意，他们从东方商品中寻找素材，创造出一个个价格相对低廉却具有异国情调的器物，中国风设计应运而生。这股“中国热”，也从王侯贵族走进寻常百姓，让中国元素在欧洲艺术领域风靡两百年之久。

转型契机·购藏之风与明清海禁

欧洲人自古便有收藏艺术品的嗜好。自文艺复兴的14、15世纪起，极少量的中国瓷器辗转到达欧洲，被人们视如拱璧，供奉在华丽的镶银底座上，成为世袭珍品。而航海贸易时代的到来，种类繁多的中国商品涌入欧洲市场，瞬间点燃了贵族们埋藏于心底的东方热情。一切值钱或不值钱的中式物件，都受到收藏家们的抢购与追捧。

欧洲的上流社会到底有多爱中国产品？以17世纪中期的法国为例，国王路易十三专门设置中国珍玩管理人负责照看他的收藏，王后将一座十二扇的中国漆绘屏风作为财富与品味的象征，宰相黎塞留亦追随王室喜好，为自己大量收藏的瓷器设立一间陈列室。

那么，中国物品在欧洲价值几何？

萨克森公国的“强力王”奥古斯都二世，曾用一个团的骑兵，换取普鲁士的12只青花大瓶；一个来自中国的柜子，作为大婚礼物为英王詹姆士一世之女伊莉莎白所有，据说价值1万英镑。

达官显贵的喜好向民间蔓延，形成举国性的大众风尚。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随着对中国物品的不断了解，人们逐渐发掘出它的艺术价值， 培养了独特的审美趣味。收藏家变成了鉴赏家，把中国器具从“深闺”搬出，变成华美的家居装饰品。

然而，除却昂贵的价格，中国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对贸易的限制，让普通百姓拥有一件中国物品，成为难以实现的事情。特别在明清易代之际，广州一口通商的对外贸易几乎废止，使得中国出口的商品数量随之骤减。而在大洋的彼岸，欧洲各阶层依旧对中国商品情有独钟。或许，这便是欧洲人大规模仿制中式物品的初衷了。

模仿之始·似是而非的瓷器

琳琅满目的中国物品中，瓷器以光洁的质地、含蓄的颜色以及扣之清越的声音最为欧洲人所喜爱，一跃成为贸易之大宗。相应地，中式仿制品也始于瓷器。彼时的欧洲人还不知晓烧制瓷器的秘诀，因而并没有制成真正的瓷器。最早的陶瓷仿品产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即“美第奇瓷器”，是一种模仿明朝白底青花纹样的釉陶产品。

尽管在工艺上无法和中国瓷器媲美，美第奇瓷器却从造型、釉色方面几可乱真。由于耗资巨大、试验困难重重，这种瓷器产量极少，并在17世纪初停产。而在见诸文字的零散记载中，欧洲各地模仿中国器具的趋势已初见端倪。

遗憾的是，这些奇特甚至有些怪诞的仿制品并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只能从博物馆里仅存的50多件美第奇瓷器上，一览早期仿制品的风采。

直到17世纪中期，亦即明末清初的动荡时代，荷兰台夫特的窑厂开始生产蓝白相间、质优量多的中国风釉陶，在欧洲市场大获成功。随后，欧洲各地纷纷效仿，大规模生产这种类似青花瓷的釉陶制品。

台夫特的部分画匠，渐渐摈弃对纯粹模仿中国瓷的做法，转向设计形状怪异的器皿，绘制形象夸张的纹样。因而台夫特陶器出现花砖、花塔、瓶罐等形态，装饰主题也有奇装异服的东方人、蓊郁的花木、变形的神龙瑞兽等不一而足。这是他们基于对中国的认知，自由表达奇思异想的创意结晶。从此，中国风设计正式兴起。

灵感之源·流行于欧洲的中国图样

不独瓷器，举凡可接触到的中国外销商品，其纹样皆是手工业匠人借鉴的素材。比如家具上黑漆描金的图案——山水风光、庭院花鸟、士人仕女、神仙神兽等主题，气韵生动，流光溢彩。再如丝绸制品上的刺绣或手绘，多为禽鸟蜂蝶穿飞于簇簇花枝间的画面，线条细腻，色泽明艳。这些元素移植于西方产品，便为它们披上一层中华外衣，往往产生别具一格的艺术美感。

如果说直接从器物上照搬图案，尚显得有些“偷懒”的话，那么17世纪后期出版的东方游记，应是每位匠人手中更“权威”的设计教材了。那些远赴中国的使臣或传教士，在亲身见闻的基础上发挥浪漫的想像，留下一批宝贵的图文资料。里面的插图，则为中国风设计提供了更丰富的参考样本。

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约翰?尼霍夫的《中国出使记》。在书中，这位荷兰旅行家把对中国的印象，浓缩成150幅精美的插图，最负盛名的便是一张描绘南京报恩寺塔的插图。随着这部游记的畅销，通体琉璃的报恩寺塔声名远播，成为中国建筑的代名词。相传，路易十四时代的“特列安农瓷屋”，屋顶与室内采用陶砖贴饰，正是从报恩寺以琉璃装饰建筑面的做法汲取的灵感。

尼霍夫之后，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乃又一力作。这位作者从未到过中国，却通过收集在华耶稣会的资料整理成书。他笔下的插画，描绘了各阶层的中国人，包括帝王、文臣武将、妇人、僧侣乃至神怪人物，以此介绍中国传统的服饰、建筑及装饰物。其中一幅广为流传的插画《持小鸟的妇人》，女子纤弱轻盈的体态，身后摆放的瓷瓶、国画与写着“窈”的书法，展示了浓郁的中国风韵。

这些精心绘制的图画，勾勒出更为全面、更具梦幻色彩的中国，在吸引无数欧洲读者的同时，也赋予设计师无限的创意。因而中国风装饰品上的图样，都能在这些书中找到原型。

二次发明·瓷器与漆器的工艺解密

从造型与纹饰上学习中国，或许只是仿其形，而对制作工艺的探秘，则真正触及中国工艺与科技的实质。诸如丝绸、壁画、建筑等，只需改变外在的纹饰，便能立即营造出异国氛围；若要仿造珠玉般温润的瓷器、大理石般光滑的漆器，这种欧洲本土从未出现过的产品，欧洲人则走了百余年的探索之路。

早在16世纪，欧洲人梦想着掌握制瓷工艺。马可·波罗曾认为，陶瓷是土堆历经三四十年的风吹雨打而制成；还有人猜测，胎土中必须加入蛋壳粉或骨灰，甚至要在制成后埋在地下数十年。直到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在景德镇传教，才发现其中的秘密。原来，高岭土和白墩子土才是瓷器的“骨与肉”。

仅仅知道秘方，如何成功烧制瓷器仍然是个谜。尽管欧洲已经出现了美第奇、台夫特这样的釉陶，人们始终没有放弃复制真品的实验。1709年，欧洲终于出现第一件硬质瓷器，发明者是名叫伯特格尔的炼金士。他因无法为国王炼出黄金，逃亡到萨克森公国，遇到当地贵族契尔恩豪斯。此人已为实验制瓷付出10多年的心血，之后，他力邀伯特格尔合作。

两人日以继夜地尝试用各种黏土在各种窑温下烧制，经过无数次失败，终于在1708年，制出瓷制的红色炻器。次年，真正的硬质瓷器在伯尔格特手中诞生。这一发现一度成为“国家机密”，但最终传遍欧洲各地。很快，欧洲人便能大量生产优质硬瓷。

漆器的探索过程则相对顺利。中国漆器自秦汉时期出现，明清时工艺已相当高超。利玛窦在中国时，便已惊叹于它的艺术与实用性。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家具上漆后，木料“光泽如镜，华彩耀目”，而且只需用湿布擦拭，脏污的漆面便能立即恢复光泽。因而，欧洲人对漆器的制作方法同样抱以浓厚兴趣。

中国漆料原本取自漆树汁液，但欧洲人发现，漆树无法移植于西方，而且原料有毒、不适合在海上长途运输。于是，他们很快找到东南亚出产的虫漆代替。 自16世纪末，欧洲人就能利用虫漆仿制中国漆器。至17世纪末，漆艺成为上流社会的业余爱好之一。1688年，一部《髹漆论丛》出版，指导制漆工艺，并提供中式风格的图样。一时间，欧洲各国相继尝试制漆，方法与配方不尽相同，制成的漆器亦各具千秋。

至此，欧洲研制的瓷器与漆器自成一家，模仿中国装饰风格的艺术体系变得完满，中国风设计也日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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